《诸葛的锦囊》

好久不读《三国演义》了，不过印象还在的。特别是诸葛亮，不时要想到，觉得他委实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聪明人的典型。

刘备应孙权之邀，过江招亲。诸葛派了赵子龙将军随行，承担保卫之责：临行之时，交给赵三通锦囊，其中各藏妙计一条。遇到极大困难时，扯开一观，就会得到解脱困境的妙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我现在只记得那第二次。刘备招亲之后，十分开心。蜜月持续得太久了，不但全然忘却了荆州，连赵将军也轻易不肯接见。刘备的这种坏脾气，好像也传给了阿斗，“乐不思蜀”的那一幕，就是乃父东吴招亲的翻版。这是值得历史生物遗传学者加以注意、研究的。

刘备这种坏脾气的确给赵将军带来了绝大的困惑。他不得已，从怀中摸出了锦囊。扯开一看，“呵，呵，是了！”马上进宫，谎报曹操大军进攻荆州。果然有效，刘备终于从粉红色的梦境中惊觉，头脑清醒起来。

千百年来人们都十分佩服诸葛亮，当作神仙，这是上了《三国演义》的当。即以此事而论，诸葛料到东吴招亲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是他长久对刘备进行观察、分析以后获得的结论，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他据此做出决策，封入锦囊，交给赵子龙去执行。至于这决策是否正确，他其实也拿不定，还得由实践来检验一番。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证明诸葛的判断与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算得上一条个别的客观真理。

同样的事例还有“空城计”。那全过程中的诸葛亮都是心旌摇摇，强作镇静的。因为他的此“计”正在接受着实践的检验。直到司马懿大军后撤四十里，他才叫出了一声“惭愧”!这说明，实践的检验完成、通过了。但这条“空城计”的真理性可真短暂得很，司马发现上当之后，马上又杀回来。这时诸葛如果抱着旧经验不放，照旧坐在城楼上面，无疑就要束手就擒。只是赵老将军的一支人马的出现，将司马挡了回去。诸葛亮可实在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诸葛亮有丰富的知识。在高卧隆中的日子里，他很读了不少书。也并不像梁效所说，专攻法家著作，他倒是博览的。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搞“本本主义”。当疑难不决时，也决不从袋里摸出什么鬼谷先生的小册子，寻章摘句，他只是装作出神似的盯住他那把鹅毛扇只是看(据舞台演出)，其实只不过是在考虑问题，一般观众却偏偏相信扇子上有什么花样，那又是上了当了。

他也并非一贯正确，有时也会失算的。人尽皆知的是他误用了典型的“本本主义者”马谡，失守了街亭。马谡的肚子里装满了兵书，背得滚瓜烂熟，随时能够选出一句来，活学活用。不幸的是他见了鬼，偏偏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条，结果在“死地”上一败涂地了。韩信的幽灵也不曾给他以援救。

诸葛亮是实事求是的。他犯了错误，马上给阿斗上疏检讨，“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总结经验，严于律己，承担责任，请求处分，同时又斩了“本本主义者”的马谡。看来好像很触了一次大霉头，失尽了面子。然而不然。他的威信反而更高了，古今一切看官、读者，从未由此得出结论，说他是个大傻瓜。

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兵败之后，死不认帐，“空城计”不带“斩谡”，却搬出图书馆里收藏的各种兵家典籍，咬文嚼字，曲解附会，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依旧是正确的，那他早就被观众赶下台去了。

千百年来，人们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可爱敬的典型的聪明人，并非相信了他的自我宣传。他的集子早就散佚了，经过历代学者的搜辑，也只剩下了薄薄的一本，而且还不尽可信。人们是从他的毕生实践中得出结论的。

据说过去有些将军都是爱读《三国演义》的，把它当做战争教科书，我倒有些相信。我也颇想找一本来重读一遍，但并非为了学书不成要去改行学剑，我觉得这本小说里很有些值得注意的思想材料，值得好好学习。

1978年9月26日

(1982年三联书店《榆下说书》)

赏析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作家写此文的那个“现在”，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思想解放运动之际。作家所重视的《三国》的“思想材料”，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基本概念：实践与本本。

“诸葛的锦囊”貌似“本本”，但不是“本本”，“是他长久对刘备进行观察、分析以后获得的结论”，是从实践中来，最后又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决策”。文章特别强调即使被神化为料事如神的孔明，他的锦囊妙计也得“由实践来检验一番”。文章特别形容了一番孔明施展“空城计”时“心旌摇摇，强作镇静”的心态，因为严峻的是正在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是生死攸关、军国存亡的考验。

现在原型研究已经不时髦了。但原型及类型的划分还是有助于人类提高自我意识的。说这题外话是为了醒目：司马在空城前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经验告诉他诸葛一生不弄险；马谡是典型的“本本主义者”;诸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了“实事求是”，所以成为“聪明人的典型”。

所谓真正的聪明，就是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地总结过去、科学地把握未来。这有思维方法的问题，更有品质问题。作为军政统帅不能出以公心，就是再有心机，也很难一贯正确。《孙子兵法》论将的首条就是“仁”。诸葛亮受历代国人爱戴的主要因素是他那被称之为“万古云霄一羽毛”(杜甫诗)的高风亮节。作家尤为心仪的一条是孔明勇于“自贬”，这里主要不是什么经验主义、本本主义与否的问题，是一个“将德”问题。孔明有这种严于律己、深明大义的仁将风范，才使他能够正确地对待实践的检验。被实践证明是错的，绝不做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错误总结。文过饰非，大言欺人，必将被淘汰无疑。作家说得好：“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兵败之后，死不认帐，‘空城计’不带‘斩谡’，却搬出图书馆里收藏的各种兵家典籍，咬文嚼字，曲解附会，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依旧是正确的，那他早就被观众赶下台去了。”

在“帮八股”文风弥漫文坛尚未褪尽之秋，作家这种“我手写我口”的清新自然的文风，给人一份舒展、一份亲切。时至今日，这种朴实、幽默的文体，依然具有启示后学的教益。尤见老先生功力的是那种涉笔成趣的机巧，如“刘备的这种坏脾气，好像也传给了阿斗，‘乐不思蜀’的那一幕，就是乃父东吴招亲的翻版。”发人所未发，精辟且逗人。论证诸葛亮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举重若轻：“这时诸葛如果抱着旧经验不放，照旧坐在城楼上面，无疑就要束手就擒。”尤其是说马谡“活学活用。不幸的是他见了鬼，偏偏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条，结果在‘死地’上一败涂地了。”真可谓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