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洙泗”

素有“潇湘洙泗”之誉的岳麓书院，为我国宋代四大书院之冠，现存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
四大书院之冠
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一种独特的教育体制。书院名称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将乾元院改为丽正修书院，又称丽正书院，十三年又改为集贤殿书院。不过那是作为唐朝的中枢机构——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出现的，主要任务是校勘、收藏古今经籍，供皇帝参考选用。私人书院在唐也已出现，贞观年间就有张九宗书院。贞元中，李渤隐居于庐山白鹿洞；安禄山事变后，李泌隐居于衡山。然而这些书院也多为私人隐居读书或供祀纪念之处，而“非士子肆业之所”。作为士子肆业之所的书院兴起于宋代。唐末至五代，学校毁废，而士子求读之心未减，学者们乃“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学之所。而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因而北宋时书院已甚多，至南宋则几乎遍及全国。这种书院与古代私学不同，它规制完备，且多得官方支持，往往经朝廷赐田、奖励、委官后，由民办而为半官半民的地方教育中心。它与官学也不相同，它的经费不由朝廷拨给。掌教者也非学官，而是一些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居山林不仕之长者，故称山长、山主或洞主。这些人物周围都有一批有声望者在一起研治经学，求古鉴今，时而也议论朝政，故书院又为这一阶层人士发表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的阵地。至元明清，书院仍盛，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
岳麓书院在岳麓山东麓，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为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刘嶅建议由官府捐资兴办。创建时即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整个格局为讲堂居中，斋舍分列于东西，以便师生们讲于堂，习于斋。咸平四年，由州守李允则向朝廷请以国子经籍。祥符八年，宋真宗召见第一任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这种罕见的礼遇，使书院声名大振。靖康时，宋室南渡，书院被毁。孝宗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并延请著名学者张栻主持教事。不久，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前来讲学，书院进入全盛时期。
朱张嘉会灯犹明
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南宋抗战派名将张浚(紫崖)之子。张浚因秦桧等陷害而被贬以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出知潭州。张栻随父入湘，投衡山名儒胡安国之子胡宏门下。后回长沙，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妙高峰下自己寓所创办城南书院，张紫崖先生亲题“城南书院”门额。乾道元年起，张栻同时主持城南、岳麓二书院。
朱熹与张栻相互久存敬意。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朱熹特意从福建来长沙与张栻论学。二人一见如故，尝论《中庸》之义，三昼夜不能舍。朱熹于是在岳麓、城南两书院讲学两个多月，引得四方学者云集，以至有“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之盛况。两个多月后，朱、张又联袂同游衡山。这段活动，史称“朱张嘉会”。这次嘉会对岳麓书院影响至深。正如元理学家吴澄所云：“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二十七年后，朱熹以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的要职，又一次得以来到长沙。在任期间，扩建了岳麓书院，建立了补助贫寒学生的制度，并以六十五岁高龄亲自来书院讲学，“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因此，前来求学者更众，致使当时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道林寺在书院左，为唐宋时古刹，今已不存)之民谣。
朱熹在岳麓书院的活动，使湖南读书务学之风大倡，也大大促进了道学运动的开展。他的足迹所及之处，建起了许多纪念性建筑，民间也由此敷衍出不少传说。
朱子遗迹今仍在
据说朱熹第一次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每有闲暇，便与张栻观赏岳麓风光。兴之所至，除与张栻相互唱和以外，还多有命名题刻。如至半山名之曰“道中庸”。稍上行，刻石“道乡台”。为何刻此三字呢？这里有一个故事。相传宋神宗元丰年间，常州晋陵有个叫邹浩的进士，性情耿直，刚正不阿。哲宗继位，一心想当名垂史册的明君，便以唐太宗起用魏征为鉴，封邹浩为专事进谏的右正官。忠言逆耳，再加之宰相章惇的挑拨，哲宗终于接受不了邹浩的直言相谏，而将其发配新州。徽宗继位之初，亦想循“纳谏”遗风，召还邹浩，然而最终也先后两次将其谪贬岭南。其中一次邹浩路经长沙时，专事阿谀奉承的太守温益欲借机讨好朝中权贵，便令衙役把守各渡口，不准邹浩上岸。邹浩船到长沙时天色已黑，欲继续前行，天又降起大雨。为难间，忽见西岸火炬齐明，齐呼“恭候青天老爷邹大人”!原来是古麓寺僧人前来迎接邹浩前往寺中歇息。邹浩热泪盈眶，带着家小在寺中住宿一夜。张栻主事岳麓书院，听得这段往事，乃在麓山寺旁筑一台作纪念。现朱熹至此，缅怀先贤之心顿生，因邹浩曾著有《道乡集》,便刻石题名“道乡台”。至道乡台再上，朱熹又谓之“极高明”,至麓山极顶，乃曰“赫曦”,颂岳麓高大显赫而首沾朝晖。后人于上述各处建中庸亭、极高明亭、赫曦台，其中以赫曦台影响最著。另湘江畔、衡岳上还有朱张渡、二贤祠等。
赫曦台。原在山顶，明嘉靖七年知府孙存建。王守仁为之题诗：“隔江岳麓悬情久，雷雨潇湘日夜来，安得轻风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后渐荒废，现存赫曦台在岳麓书院门前，为山长罗典于清乾隆庚戌年(1790)所建。其左右壁书有“福”、“寿”二字，每个字皆一丈有余，笔法苍劲，其中“寿”字，尤其笔力千钧。这两个字，亦颇有一番来历呢！故事发生在岳麓书院山长罗典重赴鹿鸣宴时。鹿鸣宴是前清主考官召集新科举人和内外帘官参加的宴会。罗典此次重赴鹿鸣宴指的是中举六十年后为纪念那次鹿鸣宴而举行的宴会。与会者皆为科场举子、达官贵人。正当众人饮酒赋诗雅兴勃发之际，书院前来一身着青布道袍、脚蹬麻鞋的老者，自云略知琴棋书画，欲赴宴会。山长罗典破例请其入席，不想却遭一些势利者奚落。告辞之时，老者将道袖一拂，举起堂前墙下一把竹扫帚，醮满黄泥水，在赫曦台右壁刷刷写下一个丈余高的“寿”字。写罢，扫帚一扔，扬长而去。众人为其笔力气韵惊得目瞪口呆，谁也没有勇气补填左壁空白。罗典只好亲自出马，在左壁挥写一个“福”字，相形之下，略有逊色。
朱张渡。朱张嘉会期间，朱熹同时执教于岳麓、城南二书院。二书院隔江相对，朱张二人因此常在大椿桥下同舟摆渡。一日朱子兴致勃勃为两岸渡口分别取名为文津、道岸。后人便把这渡口取名朱张渡，并建义渡亭。渡口自此成为过往文人必经之路和附庸风雅之处。如长沙张先骏有诗云：“二贤讲学当年事，古渡犹教胜迹传。两水平分帆影外，一亭孤峙渚花天。州中雨细寻芳若，山里云深隐杜鹃。漫说文津与道岸，迄今遗绪几时肩！”原有朱张渡碑石一方，已移他处。
二贤祠。朱、张联袂上南岳，正是深秋季节。但二位不顾风寒雪滑，经方广，出西岭，下福严，过南台，历马祖，登上封，攀祝融，历时六七天。“天寒饮我酒，酒罢赛君子诗”,每有所感时，他们还以诗酬唱，短短数日竟唱和一百四十余首。后曾精选百首予以编次，张栻作序言，朱熹为后记，以作此次嘉会畅游的纪念。为缅怀先贤胜迹，明嘉靖十八年，佛教名刹方广寺旁建二贤祠。祠内正厅，名“嘉会堂”,供奉朱张神主牌位。
朱亭。相传朱、张同游南岳，途经株州南傍山枕水的古老集镇蒲湾时，曾在那里歇宿游历，并应当地学子之求，在江岸以芦苇结亭讲学。后人遂将“蒲湾”更名“朱停”,并建“朱子阁”,阁上匾额书“朱停”二字，传为一位姓朱的榜眼所书，后易为“朱亭”。另外，还于朱、张下塌的沿港蔡家码头建跨港之“朱张桥”和“一苇亭”,亭中有楹联：“车停朱子；榻下陈蕃”,“昔贤曾一宿；古镇历千秋”。
“潇湘洙泗”信为真
近千年来，岳麓书院历尽沧桑。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元将阿里海牙兵毁书院，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重建。至正末年毁于战火。明成化五年钱澍重建礼殿、北海碑亭等。此后屡毁屡修。清时又一再修建。康熙赐书“学达性天”,乾隆赐书“道南正脉”。乾隆四十七年前后，山长罗典还辟书院八景：柳塘烟晓、桃坞烘霞、桐荫别径、风荷晚香、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望月、竹林冬翠。文人学士多有题咏，惜多不存。光绪二十九年改为高等学堂，后又改称高等师范。1925年，湖南大学于此创建。
沧桑之中，书院培养了无数英才。例如，南宋末期曾有这样一段佳话：长沙抗元战斗中，“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岳麓学子，用鲜血和生命在书院历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在近代，也有许多杰出人物出自岳麓。如洋务派首领左宗棠，湘军首领、古文大家曾国藩，清廷第一任外交官郭嵩焘等。正因为如此，岳麓书院在史籍中有“潇湘洙泗”之美称。洙水、泗水在山东，指孔子讲学处。将朱张主持过的岳麓书院与孔子讲学处相提并论，这是极高的评价。
书院现存建筑为清同治七年所修建。主体建筑为座西朝东的大讲堂。堂次间左右壁嵌“忠孝廉节”四字，为朱嘉1167年来长沙时手书，道光年间摹刻。故称“忠孝廉节”堂，成为书院道脉源流的象征。乾隆手书“道南正脉”匾额，原悬于堂中。轩廊下“整齐严肃”四字石刻，为乾隆时御史欧阳正焕所书，道光七年立。“肃”字毁于抗日战争，后据拓本补塑。多处附属建筑保留完好：文昌阁，旧制书院生员应考得中及第者均题名于阁内。阁前现存一屏风，上嵌“岳麓书院”四字石刻，传为宋真宗手迹。湘水校经堂，道光十六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建，现存他所书木刻堂额一块。堂后诸贤专祠有：六君子堂，系为祭祀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六位创设书院功伟之人而建，原名慕道祠；四箴亭祀程颐、程灏，并刻程颐箴言四则，嵌于亭壁。濂溪祠祀周敦颐，为嘉庆年间遗物。船山祠祀王夫之，同治年间重建。半学斋，斋名取自《尚书·说命篇》“惟教半学”一语，意为半教半学，教学相长。斋为历任书院山长、高等学堂领导人之居所。
瞎狮之谜耐寻味
由于年长日久，岳麓书院的许多风物在当地都有传说。例如，书院大门两旁的一对雕刻非常精巧的石狮，人们就传说是鲁班师傅的手艺。大门两侧一对汉白玉石鼓上瞎狮，更有一个谜一般的传说。
鼓上三狮滚球浮雕图案很有神彩，可惜狮子的眼睛被人凿掉了。据说这与当年的一桩学案有关。清乾隆年间，湖南的秋闱(即乡试)每三年开科一次，各地秀才云集长沙应试。一年开科，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的得意门生李应以敏捷才思，三场文章皆一挥而就。只是最后那篇文章写错一字，重誊交卷，而将废卷置于袖内。回院以后，出示废卷请罗典指正。罗典阅罢连说：“必中！必中！”并声言：“如若不中，剜了老夫的双眼，老夫再也不议论文章了！”然而，两榜下来，皆无李应之名，罗典决定第二天上学台衙门查看。就在当天晚上，书院门外石鼓上狮子眼睛被凿去。人们猜想那是书院中有人平日嫉恨老师偏心于李应，借此机会讥讽老师，出出怨气的。第二天，罗典上学台衙门索看前十名试卷。因罗典是皇上少年时的宫中伴读，学政不敢怠慢。罗典这才发现，原来是京里来的满族主考出售前十名荣名，第一名为衡阳盐商之子刘瀛以白银万两买得。罗典盛怒之下，当即进京告状。乾隆为装饰清廷门面，笼络汉族读书人。便亲点袁子才为钦差大臣，立即查办湖南学案。后主考被革职查办，学政被腰斩，刘瀛家产被没收。此后据说湖南百年间再未发生过科场作弊，然而，书院石鼓上的狮子却至今仍未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