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系势力

黔系军阀势力的形成是与刘显世分不开的。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字统之),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一言而决，居然盘江小朝廷气概。”^[1]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营管带，从此他发迹。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他们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2]这副对联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刘氏父子残害地方的无比义愤。
武昌起义后，贵州巡抚沈瑜庆曾调刘显世尽快进省，协同镇压革命。但刘显世招募的徒手五百人尚在途中，贵阳已于1911年11月4日发动起义，宣布共和。刘显世遂混入贵州军政府，担任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其徒手五百人均发给枪支，编为新军第四标。不久，刘显世于1912年2月2日发动政变，掌握了贵州军政府的实权。3月3日，刘显世等人又与入黔的唐继尧所率滇军相勾结，里应外合，突袭贵州军政府，杀害革命志士。3月4日，成立了以唐继尧为临时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的贵州政府，这样就建立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刘显世则被任命为贵州护军使(因贵州省小，袁世凯撤都督而设护军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中将。袁世凯称帝时，刘曾签名劝进。但云南宣布反袁独立时，从云南发出的讨袁通电中也列有刘显世的名字。他虽通电否认反袁，但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不久，戴戡去四川任省长兼军务会办，所遗省长一职由刘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桂系军阀阳为赞助，阴则破坏。其时，唐继尧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自任总司令，而以刘显世为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军四川。然而，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3],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黔军取川东为立脚之地，仅1917年8月30日一次，就由重庆提取现款20万元回黔^[4]。稍后，黔军又与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18万元^[5]。黔军主力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近二万人。
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在贵州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代表的黔系军阀桐梓系。兴义系是以刘显世为首，在刘氏兄弟周围，形成了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和郭重光“四大台柱”为核心的集团。这个封建宗法集团的主要成员，非刘氏血族姻亲，即门生故旧，刘显世在贵州建立的军阀政权，是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与旧官僚“三合一”的政权，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政权，除了依附滇系向外扩张外，对内则实行封建军阀的统治。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贫瘠“为各省冠”的省区^[6],清末全省年支出约需银120万两，其中本省仅能收入40万两，还有约80万两要靠外省协饷。辛亥革命以后，协饷停止，然而军队日益扩大，军事活动频繁，财政支出逐年增长，例如贵州1912年支出为250万元，1913年为300万元，到1928年竟增至900万元之巨，入不敷出达一半以上。刘显世为解决财政困难，除向外扩张外，在省内则加紧盘剥和压榨，如纸币抽签兑换、食盐加税(每包加抽二两入口省税)、增加田赋和厘税较清末达一倍，开放烟禁等，使“物价骤涨，百物因而昂贵，社会之害遂不止”^[7]。刘显世集团还从一般官员和士兵的薪饷中进行克扣，“黔省官俸微薄，久为中外所闻。弁兵薪饷与陆军定章相差几倍。以一师团全年之费，不过80万两，为各省所无”^[8]。因此社会矛盾和刘显世集团内部的矛盾普遍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兴义系也分化为“旧派”和“新派”两大派别^[9]。旧派以刘显世为首，新派则以王文华为首。
王文华，贵州兴义人，早年曾参加民主革命。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父、叔岳父。1911年王任刘显世徒手兵的前队官，贵阳光复后任营长、刘显世的副官长、团长等职，护国战争时任护国第一军右翼军东路支队司令。袁世凯死后，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1917年9月，又任黔军总司令。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陆军第一师的组成，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这时，王文华罗致了自己的妹夫何应钦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委以重任，加上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形成了新的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和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派的智囊。新派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处于兴义系集团的中下层。他们不满于现状，权力欲望很强，因而新旧两派“权位争夺，夹杂着从南从北、联段(祺瑞)联孙(中山)的各种纠纷，就掀起了你死我活的一场政治风波”^[10]。
新派利用人民群众对刘显世统治的不满情绪，以“刷新政治”为口号，争取民心，颇具吸引力和迷惑性。王文华、王伯群兄弟发起并操纵贵州政治委员会，以“刷新政治”为“宗旨”,成为“全省政治之枢纽”^[11],并召开“贵州政治会议”,“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12]。他们利用“军民分治”的口号，逼迫刘显世先让出省长一席。新派操纵省议会，推王伯群为省长，并要求广州军政府简任。何应钦与王文华兄弟相配合，除控制讲武学校和少年贵州会外，还控制了八十一县同乡联合会，并任第五旅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要职。
1920年初，唐继尧发动了进攻熊克武部川军的滇黔川联军行动，王文华乘机赶赴四川。他一面抓黔军军权，向外发展，一面清除黔军内部不附己的分子，对内待机观变。10月，入川黔军被迫回黔，王文华遂采取紧急行动。他在策划反刘显世活动的同时，为避“以甥逐舅”、“以下犯上”之嫌，借口养病，留居上海，而以第一旅旅长卢焘为代理黔军总司令。11月，在何应钦、谷正伦的直接指挥下，谷正伦旅的孙剑峰营开入贵阳，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死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及其子侄三人，迫使刘显世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这就是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民九事变”。卢焘以黔军代总司令、代省长名义统治了贵州。
但是王文华的代理人卢焘无力控制贵州，从而形成了“五旅争夺”(王文华部五个旅互相争夺对贵州的统治权)的局面，结果为袁祖铭所取代^[13]。
黔系军阀除具有一般军阀的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即依附性和掠夺性。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般要依附于邻省或国内某些较强的势力，以求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然后在这些势力的扶持和卵翼下，夺取贵州的统治权，形成地方军阀的割据。黔系军阀的鼻祖刘显世是依附于滇系唐继尧而成为独霸一省的军阀的。后来的袁祖铭、周西成都有类似的特征，只是依靠的对象不完全相同罢了。所谓掠夺性，主要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据地取财，攫取大量税款和枪械，扩充军队，饱填私囊。这两个特点，则是与贵州的贫瘠、弱小、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西南军阀中，除有滇系、桂系、川系、黔系等势力外，还有湘系和粤系势力的存在。关于这两个派系的情况，已在本书各有关章节中分别讲到，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