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形祭坛

人们对祭坛并不陌生，然而，关于祭坛的式样，就未必能说得清楚。在中国所习见的样式是圆形和方形，如天坛和地坛。而在印度古代的家庭祭祀中的祭坛却不是圆形或方形，根据《夜柔吠陀》的规定，是张开翅膀的飞鸟形。在为国王举行的马祠中，祭坛要建成金翅鸟形(见《季羡林文集》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童年篇》,第85页)。
在这里，不禁要问：“张开翅膀的飞鸟”和“金翅鸟”形的祭坛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什么寓意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追溯到史前文明。可以说，鸟形祭坛以及圆形和方形祭坛都是史前文明的遗存痕迹。在史前曾经存在过比有史以来长得多的史前文明。在这个时期的人类还处于蛮荒时代，人们的思维与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有着巨大差别。在他们看来，世间的任何事物无不充满神秘，就是说，他们在事物中所看到，更确切地说是所想象的是我们现代人不可能看到的。今天，我们可以称史前人的思维为“原始思维”。在原始思维中，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对性器官和性行为的圣化。在蛮荒时代的人看来，男女性器官乃至性行为并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它们自身，而是蕴涵了无穷神秘。早期，他们观察人类和动物的繁衍不无与母性有关，后来依次又发现与男性，与两性交媾以及与女血男精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的发现虽然触及到了繁衍的实际，但还远没有触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科学。他们是以神秘的，也即巫术的意义来界定这一现象的。在他们看来，性器官和性行为潜藏着神秘的能，这种“能”不仅存在于能动的人类和动物，也存在于不能动的植物和无生物中，也就是说存在于宇宙和世间的一切事物中。而且，这种存在于不同事物中的不同性的神秘能又可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人们只要对性器官和性行为的崇拜和模拟即可导致所期望的结果，如氏族的兴旺、牲畜的繁衍、稼禾的丰收、财富的积累乃至地位的抬升等。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蛮荒人只观察到了女阴的生殖功能，因而产生了女阴的圣化，其圣化的象征物即为圆形物、莲花、青蛙、竹等，而留存至今的圆形祭坛则是女阴圣化的产物；后来，出现了对男根的圣化。这可能是在母系社会后期出现，到了父系社会才逐步确立起来的。男根圣化的象征物则是鸟、蜥蜴、蛇、龟等，而鸟形祭坛和留存至今的方形祭坛则是男根圣化的产物。“张开翅膀的鸟”和“金翅鸟”形的祭坛也应是男根的圣化物。利用象征阴阳两性器官的圣化物——祭坛举行祭祀则是史前巫术的遗风。巫术不同于宗教的显著特征在于祭坛以及祭祀的程序(仪式)本身，在先民看来，就蕴涵着律令和强制，而不像宗教对神祇的抚慰和取悦。
关于鸟的这种象征意义，不仅在古代印度，而且在古代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都无一例外。这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譬如，在我国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有鸟纹彩陶残片和鸟头颈形陶器盖钮，在陕西华县太平庄的发掘中有一完整的黑色大陶鹗鼎，在临潼姜寨二期发掘中有鸟纹彩陶葫芦，在陕西宝鸡北首岭的发掘中有鸟纹彩陶壶，在榆中县马家坬发掘中有飞鸟纹的彩陶器，这些鸟纹和鸟塑都意味着男根的象征物。所谓“象征”,是我们今人对它的描述，而对史前的人类说来，并不意味鸟像男根，或男根是鸟的转化物，而意味鸟就是男根。两类不同事物的等同，对于史前人类的原始思维说来，不需要数学逻辑，也不需要因果推理。任何事物都可以相互贯通，相互渗透。这就是现代人类学家所谓的“互渗律”。在这种原始思维中，鸟毫不费力地就等于男根，男根也等于鸟。在我国唐代的《唐韵》和宋代的《广韵》中，“鸟”的另一个读音为“都了切”即“diao”;在《集韵》和《韵会》中为“丁了切”也即“diao”,其义为“人、畜雄性生殖器”。在我国某些地区的土语中，男根被称作“鸡巴”,婴幼儿的男性生殖器被称作“鸡”或“小鸡”或“鸡鸡”。在英国俚语中男根被称作“公鸡”(cock)。希腊神话中的天帝宙斯化为一只天鹅与少女勒达交媾，结果，使勒达产下一卵，美女海伦便从卵孵化而出。其中的天鹅则是男根的象征。还有埃及所崇拜的神鹰菏鲁斯，古希腊所崇拜的布谷鸟、孔雀、乌鸦，印第安特新西人所崇拜的枭鸟(雷鸟)也应是男根的象征物。
我国古代有一种占卜术名“鸡卜”。《史记·孝武本纪》:“乃令越巫立越祝词，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张守节正义：“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这里的鸡和狗都是男根的象征物。其中对鸡的应用是很独特的。在占卜中，只选取含有鸡的两眼骨，即鸡的头骨。这种含有两只眼睛的鸡头骨象征附有两只睾丸的男根。此骨若有似人形孔裂则表明是人的男根，故预兆吉祥，反之，则预兆凶险。不言而喻，这与筑鸟形祭坛举祀一样是一种巫术。
随着时代的变迁，鸟形祭坛逐渐为方形祭坛所取代，而方形祭坛则是男根纵切面的象征物。而象征阴性的“圆形”祭坛形成于史前的母系社会，在时间上要早于“鸟形”和“方形”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