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齐格蒙特

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曾先后在波兰华沙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教授社会学，现为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鲍曼是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著作等身。主要有《解释学和社会科学》（HermeneuticsandSocialScience，1978），《阶级的记忆》（MemoriesofClass，1982），《立法者和解释者》（LegislatorsandInterpreters，1987），《自由》（Freedom，1988），《现代性和大屠杀》（ModernityandHolocaust，1989，该书曾获“欧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阿马尔费奖”），《从社会学上思考》（ThinkingSocialogically1990），《现代性和矛盾态度》（ModernityandAmbivalence，1991），《后现代性的亲密》（IntimationsofPostmodernity，1992），《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Ethics，1993），《生活在碎片中》（LifeinFragments，1995）。
鲍曼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方面很有建树，他的许多思想具有世界影响。他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阐释，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社会伦理学和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现代性不是世界本身（人们常常这样误解这个概念），而是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理解（aperceptionoftheworld）。这种对世界的理解是以隐含其普遍性而掩盖其特殊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就是一种对普遍性的追求，它通过某种普遍一致的必然正确的方案，来解决真理、判断和趣味问题。更进一步，鲍曼发现，现代性实际上是由现代存在和现代文化两部分组成的。就现代存在来说，秩序和混乱是现代性的一对孪生子。混乱是秩序的“他者”，是纯粹的否定；反之，秩序又是混乱的否定，是秩序自身建构的产物。现代的存在是受到设计、操纵、管理和工程学影响并加以维系的世界，是一个“无我”的世界，它受到掌握知识、技艺和技术的专家的制约。一些体制代理人堂皇地宣称：他们有权管理和控制存在，有权规定秩序排除混乱。这就是典型的现代政治、现代知识和现代生活的本质，亦即典型的现代实践。现代实践以一种明确的普遍性来排除和压制一切不能被明确规定的事物。于是，不宽容就成为现代实践的自然倾向。秩序的确立实际上规定了它可容纳和允许的界限，它导致了对不能容纳的事物的拒绝和否定，使一切“他者”成为不合法。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权力，对国家的他者必然进行排斥；同理，现代知识也把异端、多义性、认知矛盾和偶然性加以排斥，因为现代知识就是一种界定的权力，一切模棱两可的观点都被视为反常的和挑战性的。
现代存在受到了现代意识所导致的无止境的行动的激励；而现代意识则是一种对现存秩序不确定性的怀疑或觉悟，它受到了不充分性、无效性、秩序设计以及消灭矛盾的规划的感召。换言之，构成世界的同一性的偶然特征，世界的随机性等，促进了现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意识就是揭示权力作用的秩序之下的混乱。所以，现代意识是批判性的和警告性的。它通过使现代实践的成就失去有效性，以及揭示它的缺陷来影响现代实践。这样一来，文化就成为“女王陛下”的对立面（即现代国家），进而导致了现代存在和现代文化之间复杂的又爱又恨的关系和矛盾态度。鲍曼指出，现代文化的肯定性正是它那强制性的否定，而现代文化功能的失效正是它的功能。“现代权力为了人为的秩序而进行的斗争需要这样一种文化，它探索人的计谋的界限和极限。”“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的张力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反对它自己。这种不和谐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现代性正是通过一种不可能的工作来使自己可能。这种不可能的工作就是以普遍性而展开的，诸如绝对真理、纯艺术、人性等。但这不过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就像是无法到达的地平线一样。
针对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概念的含混说法，鲍曼认为，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指17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后者指20世纪的文化运动。现代性既是一个伴随着启蒙运动的文化规划，又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消费主义）社会一起成长的生活方式。但是，鲍曼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即现代主义运动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规划”，是“后现代条件的先兆”。
鲍曼认为，后现代性—现代性的对立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即过去基于一个无可疑问的价值层级系统而确立起来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这就导向一种新的情境，多种价值观和缺乏支配性的整体结构之间的可以共存。现代性所确立的客观标准是行不通的。这就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即后现代性的新鲜体验来重新界定现代性。走出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绝对，转向后现代的特殊性和多元化，这是鲍曼所描述的一个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巨大转变。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后现代性取代了现代性的看法，即他倾向于哈贝马斯的理论，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仍未完成的规划。但是，他注意到后现代性的出现，并对后现代性做出了非常深刻非常独特的解释。首先，他认为现代性没有终结，它仍在我们周围，作为尚未实现的希望仍存在着；其次，他提出，后现代观念就是对现代性采取一种冷静的批判性的态度。他说道：“后现代性并不必然表明现代性的终结和拒绝现代性。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精神采取一种有距离的、谨慎的和清醒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条件和过去的工作，并不是非常喜欢所看到的东西，并感到改变的迫切要求。后现代性就是正在到来的时代的现代性：现代性在远处而不是在其中观察它自己，开列自己得失的清单，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发现以前从未说出意图，寻找自己取消的东西和不一致的东西。”鲍曼对后现代性的解释不但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眼光，同时也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后现代性的首要特征是“对世界无法消除的多元性的认可”。它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后现代存在的构成因素。“后现代性意味着从那种克服矛盾追求同一性单义明晰性的现代压抑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现代性的普遍、绝对和惟一性，也就被多元性和多义性所取代。后现代的生活原则上是什么都可以，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人所共有的规范和标准。“一旦差异不再是一种压抑，不再作为一个诉诸行动和决心的问题来构建，那么，各种独特生活方式的和平共处也就是可能的了，当然，这不是在敌对权力暂时平衡的意义上说的。共存的原则取代了普遍化原则，而宽容的规则取代了信奉和服从原则。自由、平等和兄弟友爱是现代性的战争呐喊。而自由、多样性和宽容则是后现代性的停战宣言。”在他看来，现代性中自由、平等和兄弟友爱三位一体，是支配着现代政治战场的联盟，但是，这个联盟并没能逃脱责难。因为三者是无法同时实现的。现代性的设计师们最终不得不发现以下尴尬的关系：自由对平等不利，平等迅速地消灭了自由之梦，而兄弟友爱又无法同时与自由与平等并存。转向后现代性，首先就是价值观的转变。后现代的自由、多样性和宽容取代了现代性自由、平等和兄弟友爱。这些新价值是激发后现代精神和行为的火种。
但是，后现代实践也有自己的问题。首先，后现代实践中的自由指向消费者选择。要享受这样的自由，人们必须成为一个消费者。自由和以往一样是一种特权，新的问题是，由于公共的需要被转化为占有的个人行为，自由的“作废”必然影响到每一个人，影响到分裂的消费者，因为存在着无论多少人去购买都无法实现的需要。在这种条件下，消费者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比如，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没有空气污染的条件下去购买和消费。其次，多样性也有问题，在后现代实践中，多样性不过是市场的多样性，或者说是市场的繁荣。市场是痛恨自我管理和自治的，因为这是市场所无法控制的混乱。多样性最终不过是可以市场化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时尚以其华丽外表掩盖了统一的市场依赖条件。最后，宽容的问题在于，它已经演变成“让我们活着，也让他者活着”的状况。差异不再是古怪的和富有挑战性的了，它完全变成了私人化事务。在后现代条件下，文化意味着享受而不是战斗，尽管没有霸权，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支配仍可以完好运转。宽容意味着所作的文化选择与稳定支配关系不相干。于是，宽容也就是个人的私人化行为，既不可能导致责任，也与义务不相关，宽容最终蜕变为陌生和疏远，它形成了人们旁观者的好奇心，但却消解了人的关心。换言之，这种后现代的市场导向式的宽容并不能引向社会的团结，它反倒导致了社会的破碎。
在鲍曼看来，后现代社会对差异的接受和鼓励，实际上是和现代性的那些社会工程学的“宏大设计”（thegranddesigns）的消亡密切相关的。现代性宣称社会秩序本质上的人为性，以及社会无法达到有序存在。它还宣称，社会秩序的建立要求社会力量的不对称分布，即把社会区分为行动者及其行动的对象。换言之，这些选择性的力量界定之所以不同于混乱的社会秩序，这种观念是在以下意识形态中实现的，即理性优于感情，理性的行为优于非理性的冲动，知识高于无知和迷信。这些抽象的二元对立价值既导致了又反映了实践性的社会分工。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立还服务于一方面在社会分工上对自律和混乱的永久压制，另一方面，又使自律的意志不合法。对立使得共存和宽容成为不可能。而后现代性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提倡宽容；但是宽容又必须和团结联系起来，采取一种团结的形式。所以，“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机会。宽容是后现代的一个机会。协同是宽容的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