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原文、赏析和鉴赏

王安石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熙宁五年(1072)八月，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卒于颍州。其讯犹如一颗巨星陨落天穹，致使朝野无不震惊。虽然谥号为“文忠”，文坛终已痛失一代大师。后人每叹其“以文章风节负天下重望”(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皆多志哀崇敬，而学林士子则更以文无宗法愈加慨叹不已。一时间祭哀、凭吊的文章蜂起，其文或吐倾慕，或寄悼念，或颂品格，或抒伤怀，文学篇章往往直泄胸臆。其中唯有王安石此篇《祭欧阳文忠公文》，前人评价最高。作者以其语出肺腑，情文相生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强烈的感染。直如古人所赞：“欧公薨，而安石为文祭之，于是欧公之其人其文，其立朝大节，其坎坷困顿，与夫平生知己之感，死后临风想望之情，无不具见于其中。”(同上)

王安石此文与诸家的祭奠文章不同，作者以议论张本，在对死者的吊慰志哀中赞扬欧阳修的文章、学识与道德，借以寄托自己的仰慕和悼念之情。全篇文笔概括精练，奇思迭出。虽以骈体结构，但参杂以散文句法，读来韵感和谐而情真意切。祭文虽短小，但其内涵丰富，蕴藉深远而出文外。且语辞不事雕琢又多变化，通篇文势豪健，讲求气足盈意，贯通直前。在当时一片祭哀声中堪称独传清音。

此祭文可读作四段六节。作者落笔写世间万事，有“人力之可致”者，亦有“犹不可期”者。起势巧妙，其由远、由理而及近、及事的艺术构思，使祭文脱尽旧俗常套，令人耳目一新。欧公新卒，哀辞连篇。作者反能独出机杼，偏议论起死“亦何悲”，大出人意料之外。人题之先即有此一宕，王安石运笔之文思可谓先拔一筹。继而作者慨叹“天理之溟漠”，天意之难猜，遂推启出欧公既“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何悲之有？ 欧公之死原有天理、天意所论定，何况又“有闻”、“有传”，此时就是听到噩耗，写着祭文，“我”又有什么可悲伤的？ 王安石闻讯已经悲痛万分却偏不说悲，其文辞巧以曲笔取胜，既满含吊慰之意，又转启二段文字的颂赞之辞。折转自然流畅，不见痕迹。首节一段文意自成。两处设问句，一顺从事理，一正话反说、隐寓着本意，都能恰到好处。

二节文字亦自为一层。作者忍住悲痛，单褒欧阳公的文章流传千古，自可名世。世传欧阳修曾自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 (苏轼《答谢民师书》) 王安石此时落笔即照应着“有闻”、“有传”的史实，作者由内心生发出一番对欧阳公翰墨文字的盛赞。所谓“器质深厚”“智识高远”、“学术精微”三句，将欧阳公所以能居北宋文坛领袖地位的根由精确地指明。欧阳修之“有闻”、“有传”首先得之其器质、智慧、见识和学问的卓异不凡。所谓“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自然是“豪健俊伟，怪巧瑰琦”。王安石以此八字概括欧阳修文章的气质风貌。其中“瑰琦”一词语出宋玉《对楚王问》：“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句。而“瑰”、“琦”的本义指美石、美玉，引申为珍奇、美好。王安石为文善用“瑰”字，其《游褒禅山记》亦有“瑰怪非常之观”的赞叹。这八字在二节文意中无疑是总领句，对欧阳修文章的评价用辞精确，褒扬精当。而作者对欧公的敬重与怀念之情豁然可现。以下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颇能体现王安石行文的激情如瀑，以气势取胜的风格。作者连用四个比喻，就欧文的气势、文采、情韵、语辞逐一铺排渲染，使翰墨文字变为具体而生动的形象，将一篇祭奠之文写得神采鉴人。所谓“浩如江河之停蓄”、“烂如日星之光辉”、“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一一点列欧阳修文章的“积于中者” (气势)、“发于外者” (文采)、“清音幽韵” (情韵)、“雄辞闳辩” (语辞)。作者的文笔萧洒雄劲，气势盈足，直贯而下。但见欧文形同江河日星、急风骤雨、轻车快马滚滚而来，不由人惊心动魄，赞叹不绝。而王安石在悲痛的祭文之中亦满纸素情壮怀，表现出独特的阳刚之美。这组连续紧密的比喻句无论在力量和速度上都显示了一种非俗笔所能想象的雄迈劲气，这正是王安石为文的与众不同处。欧阳修以情韵致胜的大家手笔，后世美称其为“六一风神”。所以，王安石用一句世所公认的事实作小结和过渡。“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都能“读其文则其人可知”。这既是对这一节论“其文”的概括，又引发出下文的论“其人”。文意折转自然，而文势更宕开一笔，作者构筑此文确费了一番心力。

古代哀祭体散文有“情主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文心雕龙·哀吊》)的特征。所谓“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同上)，可见唯有情之所至方能称佳篇。王安石的这篇祭文正由出自衷心的追怀之情入手，虽满腔悲痛而言不必悲，“又何悲”，其实是悲不能自己。作者赞颂欧阳公的文章名世，行文劲气直前，而寄情于淋漓尽致的语辞句式之中。王安石的激情如瀑，悲情如诉，或隐或现于行文笔墨间。继之转势而入三、四两节(组成第三段)，作者又着力于对欧阳公道德、气节的称颂。文中追述欧阳修坎坷的一生：四十年仕途屡屡受挫、横起波折。虽“感世路之崎岖”，欧阳修亦始终保持着“果敢之气，刚正之节”，即使“上下往复”，依然“至晚而不衰”。为宦为人若此，堪称难能可贵。考欧阳修由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第，官授西京留守推官起，到熙宁四年(1071)从知蔡州任上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辞官)止，凡四十年中几度被黜贬，甚至在60岁后又发外任，可谓饱经沧桑。作者以赞美的笔触记叙史实与人事，指出正因为欧阳修道德高尚，才能非凡，所以才“屯邅困踬、窜斥流离”。但是非自有公议，欧阳修“既压复起”、“终不可掩”正是他高风亮节“遂显于世”的必由之途：世俗与小人又怎能埋没一代人才的气节和精神。

于是，作者从欧阳修的一生经历中，单抉出他为仁宗皇帝善理“后事”、拥立英宗一节作为典型事例予以剖析。写来层次清晰，笔墨有致。而王安石笔下亦寓情于事理，有感而发。史载仁宗无子嗣，临终唯忧虑立太子一项，并托咐欧阳修为“可寄以社稷之安危”者。文中的“顾念后事”一句即指此。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三月病死，而其侄赵曙已在二年前由欧阳修等人奏立为皇子，此时如按制度不能继位。在国家安危的紧急关头，欧阳修、韩琦等毅然入宫帮助皇后作出决断，宣召皇子赵曙即皇帝位，是为英宗。史书典籍对此多有详述，无不赞叹之至。王安石只用了“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十二字即叙记了欧阳修临危不乱，果敢沉着的品格。这一段中的两层，文意互相映衬。行文或正面描写，或侧面刻画，或先作一跌宕。笔墨所涉，都在写记人事、赞颂欧阳修的道德高尚。写“屯邅困踬”，文势跌宕而文意与上层紧密相连；赞身系社稷安危，乃是侧面记述其政治才能；而褒扬其不负重托，则又从正面突出欧阳修的才智非凡。王安石慨叹于欧阳公建千年功勋于一时(一说千年难得的时机)，又能“功名成就，不居而去”，确非常人所能比。作者激情所至处，一发而不可收，遂以“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赞扬欧阳修的品德高贵，精神不朽。“英魄灵气”四字化用了欧氏《祭石曼卿文》中“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的意旨，显得机警而精巧。而“长在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一句，则直接以上古的隐士高贤巢父、许由相比喻，赞颂欧阳修虽死犹存，正与先哲，名士会于箕山颍水。作者指事寓情，文笔游刃自如，借欧公名句化裁新意，请上古名士相伴今人，或叙或议都能得心应手。王安石写欧阳修的闻名于时，流芳后世千古。而行文并不详论细说其文章道德，以避“谀美”、夸饰之嫌。作者文笔简洁，叙忆史实，记述人事无不准确精当，品评论述语辞机敏相宜，又多生动形象之感。虽祭哀文字，给人的印象却极深刻。

末二节又回复到题旨所示，使作者对欧阳修真切的钦慕和凭吊之情溢于言表。“然天下”一句，巧以“且”、“而说”、“又”等副词与连词作绾联。全句虽长，却一气呵成。用“无贤不肖”、“朝士大夫”、“平昔游从”来对比突出“予心之所向”，可见王安石撰此文时情之所钟。情之如瀑，情之如诉已凝聚于纸笔，而一泄无余。所以，作者在结篇时感慨万千，发出了“临风想望”，“其谁与归”的唱叹。既呼应于篇首的“何悲”，更将题旨推出祭文之外，蕴藉深含而余味无穷。

欧、王间的交往史籍多有记载，或褒或贬，颇多争议。欧阳修作为文坛前辈对王安石的胸怀奇志，才气横溢，曾多次称赞。王安石的挚友曾巩亦三次向欧阳修推荐王的文章与人品，所谓王“以为非欧公无足以知我者”(曾巩《上欧阳舍人书》)，以及“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 可见彼此的钦慕。欧阳修还启发指点王安石： 为文应“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摸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同上)，亦可证欧阳公奖掖后学的热诚。后因对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有不同的见解，欧王间由异议产生了争执，但也仅限于政治得失的辩识不一。然而守旧势力却夸大其辞，造谣污蔑，炮制出王安石辱骂欧阳修的奇闻 (见《宋史·王安石传》)。若与此文对照，其荒谬实在不值一驳。推想王安石精心作此祭文，或也含有纠正世俗的偏见、反击党派小人卑劣行径的寓意。

这篇祭文循骈体旧例，但杂以散文句法。行文语辞精练，句式长短变化自由、灵活，不拘一格。全文押韵间隔较大，一段为“期、推、悲”; 二段为“微、琦、辉、驰、知”; 三四节是“离、非、衰”和“危、时、湄”; 五六节则是“欷、依、归”为韵。由于作者善于谋篇布局，全文显得条理清晰，层次鲜明。文中颂扬多于记事，议论多于叙述，全文整饬如一。总结里有分述，概括中又可见其详明处。加上韵脚和谐自然，多用排偶，读来激情充沛，劲气盈溢而又琅琅上口。虽说是一篇祭文，却给人以悲不言悲，而悲不能已，悲在其中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