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与宗门

凡佛教圣地，必有高僧大德，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亦不例外。据有关志书记载，九华山自唐迄于民国，高僧大德、耆宿总百余辈，其中唐代十二人、五代 一人、宋代七人、明代四十八人、清代四十一人、民国三人。这批人中之佼佼者又有以下几人。
胜谕，唐僧，地藏和尚的上座弟子，曾主建化城寺台殿，立朱台、桂蒲牢，措置像设庄严，开渠辟田等，是化城巨刹的奠基者。道明，也是地藏的弟子，闵公舍地为地藏建寺后，其子亦从地藏出家，即道明其人。
性莲，明代僧人。俗姓王，太平仙源人。二十二岁出家，投金陵摄山栖霞寺，受具后，曾一度研习诸经论，以此不能了生死大事而还归故乡躬事田种。后复置清河谒法堂，受念佛三昧之旨，并从此深信之。闻妙峰开法于芦芽，又前往求见，颇受陶冶，数年后终于悟道，于是在池阳杉山卓锡建刹。任九华山丛林主后，精苦忘身，委曲化人，时达二十年。所到之处，悉事兴建。万历二十五年(1597)入寂，终年五十四岁。其事迹见《憨山大师梦游集》。
周金，明正德(1506—1521)间僧人。曾游少林寺，后还居九华山东岩。值王阳明游九华山，周金前往造访，与之谈心，甚契。阳明以偈、诗赠之。其偈曾刻于东岩悬石倒覆处。时在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八日。周金既是禅僧，又尚念佛法门，有偈为证：“千圣本不差，弥陀是释迦。问我还乡路，日午坐牛车。”卒年无考。
古涧，清初僧人。四川峨眉人，出家后住燕京三教庵，继而游访天下名山，自普陀来至九华山，驻锡于华严洞数十年，归依者众。其教化，不凭文字，专以棒喝接引禅徒；又立规制，不行募化，以躬耕种植以易衣食，有盈余，尽散去。顺治八年(1651)入寂于住庵。
智旭，字藕益，明末清初僧人。俗姓钟，苏州木渎(吴县)人。少学儒术，以“圣学”自任，曾作辟佛论文数十篇，后读云栖莲池大师《自知录叙》及《竹窗随笔》,悟入佛乘，因焚辟佛之文。二十岁时，读《地藏本愿经》,遂发出世心。天启二年(1622)出家，先后听讲《首楞严经》、《唯识论》,继入径山参禅，受菩萨戒后，复遍研律藏。不久后转而求生西方净土。亦曾一度以弘律自任。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住九华山华严庵(即回香阁)。此间，曾到地藏塔前发愿，文中述其原由云：“智旭夙造深殃，丁兹末世，虽受戒品，轻犯多端；虽习禅思，粗惑不断；读诵大乘，仅开义解；称念名号，未入三摩。外睹魔党纵横，痛心疾首；内见烦恼纷动，愧地惭天。复由恶业，备受病苦。痛娑婆之弊恶，叹沉溺之无端。由是扶病入山，求哀大士，矢菩提于永劫，付身命于浮云……”后归寂于灵峰，时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一生撰述达四十余种，尤其提倡念佛往生净土，故被净土宗人推为本宗第九祖。
洞庵，亦作洞安，生卒年和籍贯皆不详。略知其为清康熙时(1662—1722)僧人。住伏虎洞二十余年，终日默坐石窟，传说有虎侍卫。康熙六年(1667),玉林国师至九华山进香，洞庵依其嘱募地筹建丛林，即甘露寺。郡守喻成龙敬其苦行，请登堂说戒，律学因此盛于一时。
圣传，俗姓王，安徽桐城人。六岁时出家，十九岁发大心，求受净戒。不久后游访九华山，在此研究大乘经典达四年之久。随后应请为甘露寺住持一年。继又在无相寺旧址结茅而居，经营六年，终使废寺重成巨刹，并于此开坛传戒，三次剃度弟子达四百余人。后来，又将大通镇大士阁改建成普济寺，如前开坛传戒，弘宣律学。光绪十五年(1889)入寂，终年六十一岁。无相寺以其为中兴之祖，普济寺以其为开山祖。
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的专门道场，始终以地藏菩萨为信仰对象，以新罗僧地藏和尚为地藏菩萨的化身来供养，以地藏和尚的苦修为行道榜样，以“众生渡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终极目的。这是九华山佛教最大的特点。基于此一特点，九华山又崇尚“肉身装金供养”。所谓的“肉身装金供养”,就是将某一高僧大德的遗体经过特殊处理、风干后，通身裱贴金箔，然后供奉于寺院的殿堂里，供僧俗永远瞻仰礼拜。这一肉身装金习俗，无疑与地藏和尚寂后被建立肉身宝塔供养有关，或者说是由肉身塔发展而来的。这是僧俗给与道行突出的僧人的一种殊荣。据《九华山志》载，这里前后有装金肉身像四具(一说七具)。这些死后遗体装金的僧人是明代之海玉(字无瑕)、清代之隆山、法龙和民国的定慧。这四位僧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修行清苦，高寿。如海玉，在九华山东岩摩空岭摘星亭长期禅栖，寿百余岁，死后敛缸三年而颜色如生；如隆山，在伏虎洞清修达二十余年，远近咸称其有道；如法龙，在天台翠云庵静坐习禅达数十年，寿九十六岁。在这些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地藏和尚当年入山修道时的影子。
除地藏菩萨信仰之外，由于住僧师承、志趣、体验的不同，致使九华山佛教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门户，有的以“清高了悟禅理”,“以棒喝接引禅徒”;有的“以弘律自任”,数开戒坛，剃度弟子；有的亦教亦禅，禅净双修，专志求生西方净土；有的研习天台教观，主唱三谛圆融学说，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与普陀山佛教有着颇为相似之处。究其原因，这与所处时代佛教的总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