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汪同盟条约”的签署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调整汪日关系的最高潮，是签署《汪日同盟条约》。早在1942年11月27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讨论对华政略问题时，东条英机就提出汪日“基本关系条约”是否“应加以修订”的问题。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表示赞同，认为目前的根本目的是对美英的战争“战胜第一”,“对于以前条约，也不妨重新加以检讨”。大藏相贺屋兴宣也认为：“既有条约，苟有不正之处，即应加以修正。”^[1]显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只要有利于对英、美战争的胜利，不妨“修正”过去的条约。于是，在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上，对此作了决策，并把它作为推行对华新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汪政府方面，自1940年11月签署“日汪关系条约”以来，就一直表示不满。周佛海说：该条约“处处表示日本控制及分割中国之心，盖驻兵规定为其一，华北及内蒙等地特殊化为其二”^[2]。陈公博则批评说：该条约“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条约”,日本口口声声宣扬东亚新秩序，但该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3]。日本政府提出对华新政策后，汪政府趁机要求日本政府废止“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秘密协定和附件。
1943年3月起，日、汪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互访，就废止“基本关系条约”问题进行磋商。3月13日至14日，东条英机作为日本战时首相首次访问南京和上海，和汪政府要人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进行会谈，讨论了日本军事援汪和取消华北特殊化等问题。4月1日，汪政府以感谢日本“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为由，特派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为特使访问日本，其真实的意图则是“以修订条约、取消华北特殊化为要点”^[4]。陈公博在日本拜会了天皇，并与东条英机会谈。此行虽然没有取得具体结果，但日、汪双方已就修订“基本关系条约”问题进行了交涉。
8月19日，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了解实施对华新政策后的中国沦陷区实况，为修改“基本关系条约”作准备，特派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访华。他访问南京、上海、北平以及中国东北各地，与汪政府要人进行了会谈。9月21日，汪精卫、陈公博受日本政府邀请秘密赴日，商谈修改“基本关系条约”问题。汪、陈会见了天皇，并与东条英机、外相、大东亚相、海相等进行会谈。东条表示：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目前，将努力取消各地特殊化的情况，以加强汪政府的权力^[5]。日汪间基本商定了修订“基本关系条约”的原则。
汪精卫回国后，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继续进行谈判。10月13日，谷正之将日本政府草拟的“新约”共五款面交汪精卫，该约“将二十九年所签之各项条约及附属文件完全取消，即驻兵及各地特殊现象、经济上之优先要求均取消”,但“中日满共同宣言仍然有效”,并且“条约所规定者，均须和平实现后始能实现”等^[6]。汪精卫等认为：这个方案乃是“望梅止渴”,提出“除撤兵须待战争终了始能实施外，其余在全面和平实现前也宜逐步实施，即一面高悬理想，一面仍宜改善现实也”^[7]。自15日起，日、汪双方就“新约”草案三度进行会谈，汪方参加者有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周隆庠，日方参加者有谷正之、太田参事官及清水书记官，最终达成了协议。2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了《汪日同盟条约》。30日，汪精卫和谷正之代表双方正式在南京签署该条约及附属议定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2.“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3.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4.宣布“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其一切附属文书等一并失效；5.规定“日本国约定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撤去其派在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日本国军队”,“放弃”在中国的驻兵权等^[8]。
《汪日同盟条约》被日、汪吹捧为“中国近百年来独一无二的平等条约”。签约前夕，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条约修改如果成功，则吾辈对民族、对国家、对千秋万代均有交代，此心质诸天地鬼神无愧怍矣。”^[9]汪精卫则在庆祝《汪日同盟条约》签署大会上发表长篇训词，颂扬条约“在中日关系开一纪元，在东亚开一新纪元，中日两国从此以后，完全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结成永久友好关系，以共同致力于大东亚之建设”^[10]。而陈公博直至战后接受审判时还在辩解：“同盟条约内容内，已取消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所谓华北驻兵及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返还中国。所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了。”^[11]
但是，不管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吹嘘，汪政府的头目们如何辩解，这终究是一个骗局，就在签约的同一天，汪精卫和谷正之又互换照会约定：“现在中华民国所存既成事实，如鉴于本条约之旨趣，须调整者，应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准据条约之旨趣，加以根本的调整。虽在战争状态继续中，应按照情形所许，逐次由两国间协议，准据本条约之旨趣，加以所要之调整。”^[12]也就是说，只要战争状态不终了，日本侵略军即可自由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履行条约，或根本不履行条约。
日本政府在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同时，也在南洋各国占领区推行一系列“新政策”,以确保石油、橡胶、锡、钨、奎宁等特殊重要战略物资的掠取。汪政府追随日本之后，也与南洋各国的傀儡政府发生了某些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就占领了泰国南部和首都曼谷，并于1941年12月21日，以武力逼迫泰国签署“同盟条约”,日军由此以泰国为基地，南进马来亚，北攻缅甸。在日本政府的“媒介”下，汪政府曾派员赴泰“宣慰侨胞，与泰国朝野颇多联络”。1942年7月，泰国外交部长华达刚与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互相致电，彼此正式承认^[13]。
缅甸原为英国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日军占领。1943年初，日本在缅甸推行“新政策”,决定改直接的军事占领为“承认”缅甸“独立”,扶植傀儡政权实施统治。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巴莫出任新政府“总理”,并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日缅“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进行全面合作”^[14]。同日，汪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致电巴莫，承认缅甸傀儡政府，并称“大东亚共荣圈内，又加入一独立国家，相互合作，前途益见光明”。
在菲律宾也和缅甸一样，1943年10月14日，日本菲律宾方面陆军最高指挥官声明撤废“军政”,承认菲律宾“独立”,由洛勒尔任“大总统”,并于同日与日本签署“同盟条约”。次日，汪伪政府致电菲律宾傀儡政府加以“承认”^[15]。
对于印度，日本政府利用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扶植亲日派的“印度独立运动”。1943年10月21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在昭南成立，由鲍斯任主席兼军事及外交部长。2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承认该政府，鲍斯成为日本军部掌握的又一傀儡。汪政府追随日本由宣传部长林柏生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独立”运动^[16]。
在此前后，汪政府还奉日本政府之命加强了与“满洲国”的联系。1942年5月4日，汪精卫以汪政府元首身份访问“满洲国”,并会见“满洲国”皇帝溥仪。6月初，“满洲国”特派国务总理张景惠为特使访问南京。1943年4月，汪政府委派周佛海为特使，视察“满洲国”各地方产业建设，并与“满洲国”当局“作坦白之恳谈”。随后汪政府又先后在奉天和哈尔滨设置“总领事馆”^[17]。
1943年11月初，日本政府在东京发起召开大东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日本政府首相东条英机、泰国政府总理代表温华达亚肯亲王、“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总统”洛勒尔、缅甸“总理”巴莫、“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以及汪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由东条英机任议长，由于日本政府的有意安排，汪精卫在会议上的地位名列各傀儡头目之首。他在会上称颂：“先进国的日本，已将他独立自主的光辉照耀于世界，如今还要东亚各国都得到独立自主，不惜加以援助，使之团结一致”,表示要出其“全力”,与“各新兴国家”“奋力齐驱”,“把英美所扶持的榨取政策、垄断政策，根本予以消灭，另创造出一个合乎人道的新天地”^[18]。
6日，由日、汪、满、泰、缅、菲六国共同签署了《大东亚宣言》,确定并公布了“大东亚各国为互相提携完遂大东亚战争，解放大东亚于英美桎梏之中，完成其自存自卫”的五项纲领：1.“共同确保大东亚之安定，根据道义以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2.“互相尊重其自主独立，求互助敦睦之实，以确立大东亚之荣睦友谊”;3.“互相尊重其传统发展，发挥各民族之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之文化”;4.“在互惠之下紧密合作，文革谋求其经济发展，增进大东亚之繁荣”;5.“与友邦敦睦交谊，消除人种差别，普遍进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以贡献于世界之发展。”^[19]
日汪吹嘘这是一次“划时代的盛会”,“代表着东亚十亿人民”,取得了“惊人的收获”,“不但将使东亚民族的团结更趋巩固，且将在世界造成一稳定的力量，足以左右世界局势，使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都能从英美铁蹄下反抗起来，根本推翻英美的统治，而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20]。在表面上，“大东亚会议”将日汪关系的调整推向最高潮，而实际上，这仅是连遭挫折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玩弄的又一场骗局，是“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破灭过程中的一曲挽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