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愈启： 愈为相公官属五年，辱知辱爱，伏念曾无丝毫事为报答效。日夜思虑谋画，以为事大君子当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悦，故于事未尝敢疑惑，宜行则行，宜止则止，受容受察，不复进谢，自以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虽蒙沙汰为县，固犹在相公治下，未同去离门墙为故吏，为形迹嫌疑，改前所为，以自疏外于大君子，固当不待烦说于左右而后察也。人有告人辱骂其妹与妻，为其长者，得不追而问之乎？ 追而不至，为其长者，得不怒而杖之乎？ 坐军营，操兵守御，为留守出入前后驱从者，此真为军人矣。坐坊市卖饼，又称“军人”，则谁非军人也？ 愚以为此必奸人以钱财赂将吏，盗相公文牒，窃注名姓於军籍中，以陵驾府县，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当嫉，虽捕系杖之，未过也。昨闻相公追捕所告受辱骂者，愚以为大君子为政，当有权变，始似小异，要归于正耳。军吏纷纷入见告屈，为其长者，安得不小致为之之意乎！ 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见诸从事说，则舆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虽然，岂敢生疑于万一，必诸从事与诸将吏未能去朋党心，盖覆黤黮，不以真情状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闭蓄以为私恨，不一二陈道？伏惟相公怜察，幸甚幸甚！ 愈无适时才用，渐不喜为吏，得一事为名，可自罢去，不啻如弃涕唾，无一分顾藉心，顾失大君子纤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挥。愈惶惧再拜。

此篇是韩愈向上级陈述政事的一封文书，是一篇气势雄健，语言艺术上颇有建树，很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的优秀散文。韩愈写这篇启时做河南令。留守郑相公，指郑余庆，字居业，元和初年做过宰相，当时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部留守，所以文中称之为留守郑相公。韩愈作为县令，因为惩罚不法军人，保护受欺凌的好人，引起留守郑余庆的恼怒，郑反而袒护不法军人，所以韩愈作此书启加以申诉。

文章的语言颇有特色。作者表面言辞极委婉尽情，但实际话里婉中带厉，形成语言表里分离的双重色调，表现出作者鲠言无忌、抗辩不屈的铮铮铁骨。

从开头到“自以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是韩愈向郑相公表述自己对他知恩感遇的心情，语言是谦恭有礼的。韩愈在元和元年做国子博士，郑余庆时为国子祭酒。二年，分教东都生，郑余庆为河南尹兼知东都国子监事。四年，改都官员外郎，五年，任河南令，时郑余庆任东都留守。韩愈几次都在郑的属下，所以文中说“为相公官属五年”。接下来的一段几乎每句中都有敬语谦词：“愈为相公官属五年，辱知辱爱，伏念曾无丝毫事为报答效。日夜思虑谋画，以为事大君子当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悦，故于事未尝敢疑惑，宜行则行，宜止则止，受容受察，不复进谢，自以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虽蒙沙汰为县……”，充分表达自己五年来在“相公治下”，一直“以为事大君子当以道，……故于事未尝敢疑惑”的感情以及对郑相公的尊敬。

从“人有告人辱骂其妹与妻”到“伏惟相公怜察，幸甚幸甚”，是韩愈正式向留守郑相公陈述政事。这一段在语言上仍不失委婉细腻的特点，如韩愈在文中接连使用诘问句。陈述一开始他就两次申明自己“作为长者”，对于不法军人的不法行为，“得不追而问之乎？”“追而不至，……得不怒而杖之乎？”连续两次反问以后，他又把守法军人和不法军人进行对比，其黑白真假，泾渭分明，使人一目了然，他却反问道：“则谁非军人也？”他不但申明自己“作为长者”的职责，还提醒留守“作为长者”，对于“军吏纷纷入见告屈”，怎么能够心安理得不稍稍对他们表示帮助呢？韩愈多次使用反问句，既使留守郑相公承认事实，无话可答，也是韩愈采用的一种客气委婉的陈述语气。特别是他指出：“此必奸人以钱财赂将吏，盗相公文牒，窃注名姓于军籍中，以陵驾府县”云云，这是实情，也是给郑余庆留情面的“还转”说法。还有“盖覆黤黮”一句，用深黑色布的遮盖，来比喻留守受了小人蒙蔽，不明真相，也是为留守留情面的说法。这一段除“委婉”之辞外，“尽情”之词仍然不少。象“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岂敢生疑于万一”、“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闭蓄以为私恨”云云。

从“愈无适时才用”到文章结束，韩愈表示自己坚守职责，伸张正义的态度，说官不做不足为惜，“可自罢去，不啻如弃涕唾”。他以理力争，态度果决，无所顾忌。沉着痛快，非常精彩有力，对自己，韩愈“无一分顾藉心”，但是对留守郑相公，他却是“顾失大君子纤芥意，如丘山重”。

这篇文章采用了反复手法。一类是文中反复诘问的语气，一类是反复使用以“事大君子当以道”为内容的话语。这种结构方法，既可以强调突出重点，抒发强烈的感情，又加强了语势，给文章增添一种旋律美。对当时不法军人的胡作非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说：“邠人偷嗜暴恶者，卒以货窜名军伍中，则肆志，吏不得问。”正是印证了韩愈文中指出的情形。《新唐书·韩愈传》称：“ (愈) 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这篇文书就是他的鲠言之一，指陈时弊，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韩愈倔强刚直的个性和愤世嫉俗的感情在此文中表现得异常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