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争路”及其破产

自17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要求入会的爱国群众，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流，仅仅四天成都一地就已超过十万人。到7月初的半个月中，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到会群众“激昂悲壮，热血𣸣涌”,但又能“整而有理，秩而有序”^[1]。成都各街道的保路同志分会也迅速地组织起来。紧接着，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保路同志协会也相继成立，如女子保路同志会、学界保路同志会、商界保路同志会、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等等。后来在罢市斗争中，还出现了机器工匠同志会、印刷工人同志协会。
成都以外的地区，保路同志协会也陆续成立。如6月28日，重庆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到会者一万数千人。7月21日彭山县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声明为“破约保路”,情愿“毁家效命”。据不完全统计，自6月17日至9月7日成立保路协会的共有六十四县。
立宪派虽然组织和领导保路同志会的活动，但他们内心充满了矛盾。为了迫使清廷让步，不得不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声势；但又怕群众的行动超越了他们许可的范围。他们总希望留有余地，以便在达到所悬想的愿望后，与清政府妥协。当时，他们派出大批讲演员分赴各府、厅、州、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因怕“好事之徒，藉此煽惑人民，生出意外变端”^[2],所以小心谨慎地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及他省官吏无干，与洋人无干”^[3]。并规定“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不要有野蛮抗官府、打教堂的无理的暴动”^[4]。他们在《演讲及组织同志会协会办法》中还规定：演讲及成立协会“必先商之地方官，届时必请临场，又必派警兵数人以资弹压”,“指名招请团总、学董、乡约、保正、客长等”参加会议。开会时“宜推监场一人，以便宣布会规及一切防维之法”^[5]。这就是立宪派所宣扬的“文明争路”。
但是群众一经发动，就不会听命于立宪派的意志。保路同志会成立后，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同盟会会员的革命主张也陆续渗透到群众中来，影响着群众的行动。随着斗争的深入，爱国群众对立宪派“文明争路”那一套办法日益不满，因此，“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顾前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6]。但是，立宪派的绅士们仍然照“据法力争”的老路办事。8月1日，他们派遣刘声元为代表入京，会同已在北京的谘议局副议长萧湘等人叩阍请愿，准备“效秦廷七日之哭”来打动“天听”。刘声元启程北上的那天，冒雨送行的三万余人。刘声元告别演说，“一字一泪”,表示：此去“若力争不能破约，誓不生还！”^[7]但结果呢，不但不曾敲开皇宫的大门，而刘声元反被“槛车就道”,“递解回籍”。与刘声元入京的同时，他们还派了陈育、白坚、龚焕辰与江潘、周代本、吴炳臣等分道前往湘、粤、鄂等省联络，筹议办法，也都遭到当地警道的防范干涉。
从5月间就开始筹备的特别股东大会，到8月初旬各地股东代表到齐，准备开会。开会前，向以凶悍著闻的赵尔丰已赶到成都履总督任。
赵尔丰，字季和，武弁出身。先前来川任过永宁道道台，又简藩台，代理过四川总督。1908年调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节巴塘。以滥杀著称，四川人叫他“赵屠户”。其兄赵尔巽调离四川前为他活动，他辇金三十万入京行贿，所以清廷于1911年4月命他署四川总督。自路潮扩大，王人文被申饬，清廷迭催他赴成都履新。但由于种种事故，到7月下旬方能成行。待至雅州，遇到河水大泛，又停顿了几天^[8]。一路上他接连收到端方、盛宣怀的电报，催他“兼程前进”,务于8月4日以前抵省^[9],指示他“从严干涉，力拒非理要求”^[10]。8月2日，赵尔丰赶到成都，第二天早晨就接印视事。这时特别股东会即将举行了。
特别股东会于8月5日开幕，会场设在铁路公司。到会代表共五百余人。赵尔丰率领各司道官员亲临会场监督。会上讨论和通过了股东准备会提出的《遵先朝谕旨，四川川汉路仍归商办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一)质问邮传部，(二)吁恳代奏，(三)提回存款三条争路办法。当会上有人讲“破约保路”时，赵尔丰插话制止，但遭到南充股东代表张澜的当场驳斥。张说明要保路，必先破约，他针对赵尔丰的干涉，更加大声呼喊“保路呀！破约呀！”^[11]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这气壮声扬的场面上，貌似强悍的赵尔丰反而“势衰气沮”,不再吭声了^[12]。这天会议上，颜楷当选为特别股东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会长的人选是事先精心安排的：颜楷素性平和，其父与赵尔丰同寅，便于联络；张澜有胆识，与蒲、罗交好，这样一软一硬，可以更好地对付赵尔丰。
此后，会议逢一休会，其余时间逐日开会。但是到了8月中旬骤然发生了邮传部札派李稷勋仍总理宜归工程，实际是强收宜归段路权的问题。由此掀起了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