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两党谈判

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过高估计该事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冲击和影响，企图利用该事件摧毁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委会军统局长戴笠提出了对付中共的方案，具体拟出四个，其基本原则和目标是：“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1]国民党顽固派迅速发出了以“解散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交出军队政权”、“取消边区”为主要内容的反共声浪，同时，国民党河防大军被调防至陕甘宁边区附近，与原有包围边区的部队会合，共计50万兵力，由胡宗南统一指挥，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反应，决定实行“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的方针，并具体化为五项工作：“一、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三、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四、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2]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理的军事抗争和坚定的宣传攻势，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的反共攻势不久便偃旗息鼓了，两党又重新回到对话和谈判的立场上来。
1943年9月，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虽然在会上仍有顽固派攻击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叫嚣“打下延安”、“消灭共产党”等，但两个会议都不得不承认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3]。中共方面也积极作出反应，中共中央任命董必武为谈判代表，并要求他向国民党方面传递信息：“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并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4]10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布：“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5]
国民党方面也作出了缓和的姿态。10月20日，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周恩来被指定为委员，董必武为常务委员。11月12日，蒋介石找董必武谈话，表示“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请周恩来来重庆，“如请他出来什么都好谈些”^[6]。次年1月，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会见毛泽东，奉命要求林伯渠、周恩来、朱德赴渝，毛泽东当即表示林、周或可先后赴渝，并嘱电告当局^[7]。2月2日，国民党当局电复延安，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周、朱、林同去重庆。17日，毛泽东再次会见郭仲容，告以中共中央决定派遣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随后，国共两党都对本轮谈判方针作了研究和准备。3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表演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五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国民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等^[8]。4月16日，国民党当局也制定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以“国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为基本方针，重弹在军令军政问题、十八集团军问题、政令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上的老调，该四项“如中共均能确实遵办以后，政府可准予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9]。
5月2日，林伯渠到达西安。4日、6日、7日、8日，与赶往该地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四次谈判。9日，国民党方面将国共谈判初步意见整理出来，以书面形式送交林伯渠，请其签字后上报蒋介石。11日，林伯渠对该文件作修改后签字，并送还张治中，并请其也签字，但遭拒绝，称此为“林先生所提出或同意我们一部分意见，自只应由林先生签字”^[10]。经过西安谈判，两党初步交换了意见，并各自向中央作了报告。
5月17日，林伯渠抵达重庆，19日会见蒋介石，22日，开始正式谈判。林伯渠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其中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面交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中共所提条件太多，有些条件的提法，无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罪状，要求中共方面考虑修改二十条的内容和词句，并拒收和转交蒋介石。林表示此件为中共中央对于西安商谈文件的答复，没有修改的余地，双方争辩很久，无法达成谅解。会后，林伯渠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31日，毛致电林指示说：为尊重国民党方面意见，将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加入此次文件，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11]。6月5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新提十二条(附口头要求八条)送交张治中、王世杰。这是一个全面表述中共主张的重要文件，内容如下：
一、关于全国政治者：
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二、关于两党悬案者：
1.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编为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2.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的各项设施；
3.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时期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4.请政府在物资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此种情况请予改变；
5.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6.请政府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7.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8.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9.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办党办报。^[12]
该文件还指出：“中共方面诚恳希望我国民政府予以合理与尽可能迅速之解决”,“若我国共两党不但继续合作，而且能将国内政治予以刷新，党派关系予以改进，则不特于目前时局大有裨益，且于明年配合同盟国举行大规模之反攻，打下坚固之基础。”
然而，中共方面的让步并未能取得任何实效。当天，国民党方面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送交林伯渠，内容如下：
一、关于军事问题：
1.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2.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3.该集团军之员额照国军通行编制，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4.该集团军之人事，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5.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般给予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理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6.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7.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及其在各战区内之部队，应归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部整训指挥。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1.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2.该行政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3.该行政区公署直属行政院；
4.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5.该行政区之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得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6.该行政区之组织，应呈请中央核准；
7.该行政区预算，应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8.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概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应由财政部妥商办法处理；
9.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三、关于党的问题：
1.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2.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13]
这是一个与中共要求针锋相对的文件，综合起来是要中共方面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十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14]这样的条件是中共方面理所当然不能接受的。
国共两党的立场相距过远，国民党坚持解决办法须依照政府提示案，不能变更；中共方面表示坚决不能接受政府提示案，指示林伯渠将该案退回国民党代表。双方函件来往，国共谈判毫无进展，陷入了僵局。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举行记者招待会，谎称：国共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已经有了一部分解决了”,指责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共产党“所做的事和他们所说的话相反”,企图把谈判未取得进展的责任推给共产党。8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问，逐条批驳梁氏的言论，声明国共谈判“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15]。
9月，两党的争执又转移到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9月15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再次强调“中央政府所求的，只为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指责中共方面“还没有接受中央提示案和实行遵守国家军令政令的表示”,声明“中央政府决不变更政治解决的方针”,“期待中共修正其所持的观点，早日解决此一问题”等^[16]。同日，中共代表林伯渠亦在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声明中共方面“很盼望把问题解决，我们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希望政府能一切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更进而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17]9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指出：“虽中共中央及其代表十分宽容忍耐，委曲求全，但由于政府方面对错误政策之顽固不化，对谈判缺乏诚意，玩弄手段，以致谈判毫无结果，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即使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并宣布“现在谈判经过已在参政会报告，参政会并决议组织视察团来延，四个半月来之国共谈判由此告一段落”。中共方面表示“仍希望张、王两氏来延视察与谈判”,也欢迎“参政会推选之五位参政员来延参观，交换意见”^[18]。
国共两党均未关闭谈判的大门，但此轮谈判却已结束。11月7日，林伯渠由重庆返回延安。国共两党的争执和谈判进入了以建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