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之围

1948年5月24日，东北野战军攻击长春，占领大房身机场，截断长春空中通道。但林彪鉴于长春守军仍有顽强的战斗力，而解放军攻坚能力不足，对长春改取长围久困的方案。6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东北野战军的意见，“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1]。当时，由萧劲光任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司令员，以第十二纵队的第三十四师、三十五师，第六纵队的第十八师，以及第六、七、八、九、十等几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团为围城部队。野战军主力由东总直接指挥，集结于沈长路两侧准备打援。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次部署，在第一线阵地上构筑了较坚强的工事，在第二线阵地上也构筑了工事，对长春进行严密封锁。7月20日，林彪担心重蹈去年四平之战的覆辙，攻城未下，敌援已至，不得不撤出战斗，因而主张率野战军主力南下作战，得到军委的同意。林彪即停止了攻城的计划，而准备以二三个纵队和九个独立师，歼灭长春突围之敌。8月，以围城指挥所改为第一兵团。
9月3日，东北野战军准备南下作战，决定“以十二纵及六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敌退则配合六纵及南面之五纵及在新民附近之主力全部歼灭长春退却之敌”^[2]。9月29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关于长春守军准备突围的情报，调整了围城部队的部署，以六纵两个师进至通江口附近(另一师南下锦州作战),令第十二纵队南进至开原，指示围城部队：“你们围长的各独立师在西面、北面留下足以控制飞机场的力量即够，其他部队应集结长春以南进行两条战术原则的演习。”^[3]10月3日，东北野战军为了集中全力攻击锦州，重新调整部署，以第十二纵队加入对沈阳援军的阻击，仅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10月8日，十二纵到达开原。围城第一线部队，加上后调来的第十一师仅六个独立师，这些部队多半系新成立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较弱。
长春守将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下辖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两个正规军，加上兵团部直辖部队约六万人，其余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新七军的新三十八师，原为驻印军新一军的老部队，最为精锐。第六十军是云南的部队，属于杂牌，但尚有一定的战斗力。郑洞国将长春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由第六十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由新七军负责，积极“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4]。但长春守军自被包围、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后，只好靠空投补给。
长春守军在解放军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之下，战斗力日渐衰落。粮食成为严重问题，后来燃料也成了问题。据计算，长春“每日约需军民粮三百三十吨，只能空投一百一十吨，冬季燃料更属毫无办法”^[5]。空投补给，每天需要二十架次的飞机运输，开始每天有十一二架次飞机空投，以后长春困难加重，空投却减到每天三四架次，而且一逢阴天就停飞。由于空投不准，一些粮食误投到解放军阵地上，而另一些粮食则投到了接受空投的控制圈外，引起饥饿的军民的争抢，虽经严令禁止，但在求生欲望之下，再严的纪律都已无法约束。为了争夺粮食，新七军和六十军之间也屡起摩擦。长春守军，在围城之中，毫无希望和前途，因此，国防部第三厅主张“于秋季高粱收后，由沈阳出击，以迎长春部队突围”^[6]。但国防部的突围计划，遭到卫立煌的反对，结果，未能采取任何行动。不久，解放军即打响了北宁线战斗，第三厅的计划也已不能适应战场形势。
至九十月间，长春已届冬令，军民饥寒交迫。国民党“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当时，长春军民有70万人，市内存粮估计只能吃到7月底为止。从6月到9月粮价上涨了700倍，后来到了有价无市的地步。金子也不值钱了。加上饥军抢劫，人民甚至有粮也不敢举炊，根本无以为生。长春市内惨绝人寰。六七月间，在长春郊外的洪熙街(电影厂所在地),塞满了数万难民，处于国共两军的阵地之间，进不能，退不得，死亡枕藉。据郑洞国回忆，“大约在8月初旬，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7]。第一批为贫民，第二批为无业者，第三批为公教人员之家属及被裁之公教人员。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于9月11日也有命令给围城部队：“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8]但实际上执行过程中有很多难题。结果，“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9]。在市内，“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10]。“无辜人民饿病而死者达十二万人”^[11]。
北宁线战斗发起后，郑洞国眼看着援军无望，决心突围，但李鸿、曾泽生两位军长对突围都无信心。在郑的坚持下，10月3日起，抽调新七军的第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的第一八二师，向长春西北方向先作试探性突围，计划先收复大房身机场，然后在空军接应下全军突围。但长春守军饥饿过久，体力不支，运动很慢，无力突破解放军防线，伤亡很大，士气非常低落。至7日，曾泽生、李鸿两军长再也不愿战斗，要求把部队撤回，郑洞国不得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12]
10月10日，蒋介石手书致卫立煌，严令长春部队突围，同日，飞机向长春空投下蒋介石分别致郑洞国、李鸿、曾泽生的亲笔信，要他们突围。但将领们认为，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即使突出去了，官兵腿脚浮肿，七八百里地，不要说打仗，连走路都成问题，一致反对突围。15日，蒋介石又亲赴沈阳指挥，16日，向长春空投命令和亲笔信，严令突围：“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13]在蒋介石的严令下，郑洞国不得不准备突围。
但这时，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决定起义。中共利用长期以来滇军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的严酷事实，在滇军中做了许多策反工作。面临长春守军毫无前途的命运，军长曾泽生和师长陇耀、白肇学于9月23日决定起义。10月14日，曾泽生、陇耀、白肇学三人写了联名信，派人和解放军接洽。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虽然存有系突围诡计的可能，仍决定接受第六十军起义，但要求六十军配合解放军消灭新七军。1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东北局林、罗、刘，同意争取六十军起义，同时指出：“惟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难免的现象，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14]
16日夜，曾泽生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到各师部署起义，向新七军布防，并写信给郑洞国，劝他同襄义举，但遭到郑的拒绝。17日夜，第六十军毅然起义，向解放军交出防地。解放军进城，使新七军一片慌乱。是日晚，新七军将领背着郑洞国与解放军接洽投诚。18日，周恩来致信郑洞国，表示“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15]。至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但郑洞国和兵团特务团仍据守中央银行大楼。郑决心自杀，于20日晚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21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大楼，郑洞国企图自杀，为部下保护，面对现实，他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长春遂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