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儿》序

白情从横滨来信，嘱我为他新汇成底诗集《草儿》做篇序。我想白情底作品自有他相当的价值，何用我替他铺张？我又回想到从前我们俩在北京大学底时候，谈论新诗底高兴：有时白情念着，我听着；有时我念着，他也听着。这样谈笑的生涯， 自然地过去，很迅速地过去。后来我在欧洲，他还在北京；等我回国，他又去了。我们俩一年多没见，我做诗真寂寞极了；念尽念着， 写尽写着，总没有谁来分我诗中底情感。白情呢， 已创造出许多作品， 为诗国开许多新疆土，真是可爱的努力！ 成功原分不出你和我的：他底欢喜也就是我底欢喜，一样。他很远地来找我做诗序，怕倒以为我会做好文章，还是我底话足以加添他诗底声价么？自然都不是。他既让我分他的几分欢喜，我更不好辜负他这番意思。于是我写这篇短序，一则把我近来的意见，质之于一年没见面的白情，二则略尽我介绍《草儿》到读者底一点责任。

若要判断诗底好坏， 第一要明白诗底性质，诗人对于一切底态度。从前古典派的诗，早已不消说得：就是新诗底初期， 一般人——甚而至于诗人——往往把“平民的”误会成“通俗的”这个意义；再好一点， 也仅仅把新诗底作用当作一种描摹的(representative)。这也是因为几千年因袭的诗思太不着边际了， 才引起这种反动。但这种倾向究竟不大正当。我在槟榔屿船上，就说到这点(见《新潮》2卷4号通信)。当时虽因为匆忙没说痛快， 却是有这个意思。笼统迷离的空气自然是不妙；不过包含隐曲却未尝和这个有同一的意义。一览无余的文字， 在散文尚且不可，何况于诗？这种矫枉过正的毛病， 一半由于时势， 一半也由于对于文学根本观念底解释。

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依我盲揣， 虽没甚不合也不全合。说文学是一种表现何尝错了？但文学是否仅仅一种表现，我很难有积极的回答。文学底作用， 与其说是描摹的， 不如说是反射的(reflex-ive)。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底实相， 从主观上映射出来。好比照相， 虽是外物底影儿， 中间却经过了一重镜子。文学上底镜子是一重人性：就是我所说底“人化的自然”。这样说，文学原不仅是表现人生，是在人底个性中间，把物观世界混合而射出来的产品。

若说文学是一种批评，我更有点怀疑。依我底经验， 文人的态度是“非批评的”——做诗如此， 一切文学也可以共通。我深信文学只是一种混融， 只是一种综合， 只是一种不生分别。为什么呢？若不能身入其中，尽有好的天才，却不会有好天才底文学。真挚和普遍，原非局外旁观者所能消受的。在硬心人底心里，物是物，我是我，好像链子断了一个环似的； 只有一个冷冰冰的世界， 美和爱底根叶都憔悴尽了， 一味地冷笑，还有什么诗歌文学呢？我重着声音说：好的文学好的诗，都是把作者的自我和一切物观界——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拢来，合拢来， 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他后边所隐着的是整个儿的人性， 不是仅有些哲学家科学家分析出来的机械知识。他何能再关心世上对于他自己底态度？白情，你可以为然？我想你或者说，“是的！”这是我为白情底集子，对社会上做一种辩解。

白情做诗底精神， 还有一点可以介绍给读者的，就是创造。他明知创造的未必定好， 却始终认定这个方法极为正当，很敢冒险放开手做去。若这本集子行世， 能使这种精神造成一种风气， 那才不失他底意义。做诗只说自己底话， 不是鹦哥儿般学嘴学舌，这话平常而且陈腐，但怕不容易真真做到罢。我看现在底社会，真像一个废染缸，无论哪样雪白鲜红的新机， 都要把他们染成乌黑，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出社会底力。如果但取形式， 忘了形式后边底精神， 那么辗转摹仿，社会上就万不会有新东西了。我常常对人说， 一切派别主义都是个性自由创造底结果。说句paradoxical的话， 可以给我们摹仿的， 只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态度。除此以外， 即不可；摹仿成了也是糟粕。我们看白情底诗，无论在哪一面，都有自我作古不落人后的气息流露在笔墨里。他底作品，我不说是完全好，或者竟不甚好也未可知；我最佩服的是他敢于用勇往的精神， 一洗数千年来诗人的头巾气， 脂粉气。他不怕人家说他too mystic也不怕人家骂他荒谬可怜，他依然兴高采烈地直直地去。“少陵自有连城璧， 争奈徽之识碔砆！”我深怕这本集子出世，在社会上专流行一种新时髦， 而没有一种新精神灌注在里面，那就冤枉了白情，冤枉了他底诗，冤枉了他印这本集子底意思了。这些话并不是无的放矢。而且在一个流行性的社会里， 更不能不勉放我细弱的声音，呼醒这沉寂极了的文艺界里底迷梦。

在这一节里，我想和读者商量，在一方面更容易了解白情底诗；或者还可以应用到读一切的诗。作者固然深知，读者也亟应知道，这个标点符号和诗底语法调子底关系。这些不但是指示，有时还能改变诗底意思和调子。不懂得标点符号的，一定不能读好诗，做诗的呢，更不用说。这些实在是文字构造底本身一个重要部分；在诗里更显出不可忽视的权威。一则因为诗底语法，较散文多变化而不整齐；或是数底省约重复，或是位底挪移倒置，有时靠着标点符号现出深密而不笼统的意思；且有文字一律， 只是标点符号不同，意思便跟着变化，如抹去傍注的一切，作者原意便无从悬揣。二则音节是诗底一种特性， 不为其余纯粹文学所共通；哪里重，哪里轻，哪里连续，哪里顿挫，哪里截断，哪里延长，都靠着标点符号做引路的灯笼。若只知一味平平地读去，或颠倒轻重地读去，明明一首好诗，却要读得不成腔调了。虽然无损作者， 岂不可惜了读诗的一个机会么？至于思想上底隔阂，却是没有法子。读者若不和作者底心灵混融相接， 虽文字再表现得明画清确，还不免有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打开一部文学的著作，多少总觉得有些艰深神秘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这可以存而不论，因为也不碍《草儿》底普遍的。

我把这本集子郑重介绍给读者诸君， 不在作品底本身价值，是在著者可敬爱的精神态度。我希望读者诸君仅以这个为一种兴奋剂， 自己努力去创造！我希望著者仅把这个当作小小的成就，更向前途努力！我希望我和大家都在一条路上， 独立地互赶着；不要挨着白情，也莫让他个儿孤另另地在前路！

1919年12月15日

作于杭州城垣巷

(《草儿》，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

赏析 诗集《草儿》，1923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作者为康白情。康白情在五四时期的诗坛上相当活跃，他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在1918年底组成新潮社。《草儿》是康白情五四时期的诗歌集。正如康白情自己在《草儿》自序中所说，这个集子“是时代的产物”，从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

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新诗诗人，俞平伯为《草儿》作序，促成了《草儿》的出版。但在今天看来，这个序的主要价值在于作者所表述的对新诗的几个观点。

俞平伯说：“若要判断诗底好坏，第一要明白诗底性质，诗人对于一切底态度。”就诗论诗，很难深入。既然诗是写人，写社会的，那么判断诗的好坏，就要考察写诗的人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俞平伯在这里十分强调诗人对一切的态度。确实，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往往决定着诗人创作水平的高下。联系到下面将要谈到的文学中主、客观的关系，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等，我们不难看出俞平伯对诗和整个文学的考察还是很注意从大处着眼的。

俞平伯说：“文学底作用，与其说是描摹的，不如说是反射(reflexive)。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他还说，“在硬心人底心里，物是物，我是我，好像链子断了一个环似的；只有一个冷冰冰的世界，美和爱底根叶都憔悴尽了，一味地冷笑，还有什么诗歌文学呢？我重着声音说：好的文学好的诗，都是把作者的自我和一切物观界——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拢来，合拢来，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他后边所隐藏的是整个儿的人性，不是仅有些哲学家科学家分析出来底机械知识。”应该说俞平伯在这里对文学中的客观与主观的关系，社会生活与写入文学作品中的生活的关系，以及自我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等这样一些文学的重要问题，把握得还是比较准确而深入的。它并不违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更不是机械的反映论或自然主义，而是十分重视作家“自我”或“主观”在创作中的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纯客观的描摹不仅在艺术上是低级的，而且在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作品中的社会生活，既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主观反映出来的客观。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社会和人生与作者自我“同化而成的”。

更为可贵的是，俞平伯指出了文学“后边所隐着的是整个儿的人性”。我们经常说文学是人学。文学若离开了人和人性，它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他认识到人和人性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固然与五四时期呼唤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解放有关，但这也表现出他对文学的认识还是相当深刻的。可惜的是，他在实际创作上，过分强调了自我的个性，而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够，因而他所反映的人性也是有限的。

俞平伯反对那种在文学创作中物是物，我是我，不能身入其中的作法，正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中重视情感，强调情景交融，情中有景，景中有情的优良传统。这与他从小受到的良好的古代文学的熏陶有直接关系。

俞平伯还结合康白情的诗集赞赏文学创作中创造精神。“作诗只说自己底话，不是鹦哥儿般学嘴学舌，这话平常而且陈腐，但怕不容易真真做到罢。”“我最佩服的是他敢于用勇往的精神，一洗数千年来诗人的头巾气， 脂粉气。”需要指出，他赞赏创造精神是与他强调创作个性紧密相连的，因为没有创造，就根本谈不上创作的个性。他赞赏创造也与当时的文坛状况有关。“一个流行性的社会”、“沉寂极了的文艺界里底迷梦”，表明了他对文坛缺乏创造现状的不满。

本序写作上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少地方流露出俞平伯对朋友康白情的真挚感情，而这种感情在序中是用抒情散文的笔调写出的。“有时白情念着，我听着；有时我念着，他也听着。……后来我在欧洲，他还在北京；等我回国，他又去了。我们俩一年多没见，我做诗真寂寞极了；念尽念着，写尽写着，总没有谁来分我诗中底情感。……成功原分不出你和我的：他的欢喜也就是我的欢喜，一样。”这种纯然记述性、抒情性笔触，在一般序文中是并不多见的。即使在做了文论的探讨之后，俞平伯似乎是在与朋友写信交流， “白情，你可以为然？我想你或者说， ‘是的’!”自己为对方设问，又为对方作答。只有最了解的朋友之间，才能达成这种默契。也许抒情并不难，但在序文的介绍中，在理论的阐述中， 自然而然地将感情流淌在行文中却是一种写作艺术。这就是人们把俞平伯的有些序、跋看作抒情散文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