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增长起来的联合因素

分散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的出现，是反清革命力量走向联合的基础，它们各自汇聚着一部分社会上反清的力量。当时有远见的革命党人都清楚，要推翻清朝政府，需要民众的广泛动员，需要革命党人联合一体，需要有指导革命的中心。他们不断地发出呼吁，总企图以自己的团体作为中心来联合全国的革命力量。但是，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并不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它只能是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发展的产物。
每个革命小团体的发展都是有限的。兴中会诞生于华侨之中，与国内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关系很浅。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包括了近十个省的人士，但实际上只是东京一隅留学生的联合。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组织植根于国内反清革命力量之中，但它们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团体，活动范围限于一省或数省，有些小团体仅在某一个城市活动。它们之间联系薄弱，一些偏远地区的团体，差不多是在孤立地活动。其次，它们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都保留着很大的原始性，或者明显地受到民间会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影响，没有达到完全的政治团体的规模。再次，它们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些弱点使得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成为革命派的中心。
不过，革命小团体的涌现，是革命运动必经的发展阶段。革命小团体的弱点是由于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充分造成的，而其深刻的背景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发达状态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但是就在这些具有重大弱点的小团体及其活动中，逐渐产生了革命力量进一步联合的因素。这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小团体之间或其成员之间的联系，因革命活动的展开而加强。
华兴会的活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华兴会的某些骨干也就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华兴会为发动长沙起义，组织了联络会党的同仇会，推动了武昌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成立，它在长江沿岸还建立了几个联络点。特别是在上海成立了爱国协会，协会的成员包括了中国教育会、争存会、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人们，这实际上是随后成立的光复会的班底。光复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去同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华兴会、福建学生会、岳王会等团体的联系外，光复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活动区域较广，涉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已不局限于一城一省。鉴于革命力量分散的弱点，小团体的领导者还产生了联合的愿望，武昌群学社和日知会的合并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些事实表明，反清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不仅是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在革命运动中已经产生出来的实际趋势。
第二，各革命小团体在其活动中，同国内社会各阶层发生了比较广泛的联系。
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团体的建立，突破了兴中会以华侨为主要成分的局限。这些团体的主要成分虽然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出身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并且具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加强了各革命团体与国内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联系，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的成员都包括有相当数量的新军官兵。多数小团体都与会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革命派与农民、工人、士兵、游民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会党间接实现的。除此之外，各个小团体还在自己势力所及的地区内将大批社会人士直接间接地纳入革命活动之中，这些人士中有官吏、幕僚、军官、资本家、商人、职员、艺人、医生、教士等，至于受革命宣传影响的人们，则更为广泛。可以说，通过革命小团体的活动，一切可能参加反清革命的社会阶级、阶层都已经与革命发生了深浅不同的联系。这种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的建立，造成了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和联合的可能，同时，也突出了建立能以调动这些力量的指导中心的需要。
第三，由于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展，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以推翻满清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以建立民主国家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思想，在1903年至1904年间，通过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以及其他革命宣传家们独创的发挥，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宣传使得革命党人、爱国志士的前进方向日益明确，思想逐渐趋于一致。“天下救时之彦、爱国之儒，万喙一辞，众声同应，莫不曰民族主义哉！民权主义哉”^[1]!这段时期革命党人思想演进的最大成就，是孙中山提出了革命组织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提出，标志着后来定名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内容已基本具备。1904年4月26日，《警钟日报》通过发表孙中山的一封信，首先在国内公开介绍了这一誓词。尽管这十六字誓词未能概括当时革命宣传家们的全部成就，但它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可以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
第四，反清革命运动的开创者孙中山被革命党人公认为这场革命的领袖。
当十九世纪末，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在国内人士包括进步人士心目中，他“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但是，一旦孙中山所开创的反清革命被认为是挽救祖国危亡的根本之路，孙中山也随之被国内的革命志士普遍认为是自己的领袖。1902年，宫崎寅藏写成了记载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三十三年之梦》。很快，这本书就被译为中文。几种译本中，以黄中黄(章士钊)所译的《孙逸仙》影响为最大。章士钊在序言中指出，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孙逸仙者，非一民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章太炎、秦力山、刘光汉等都为该书题词作序。章太炎的题辞说：“索虏猖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万兆人视兹册。”他把孙中山比作刘邦那样的创业者和郑成功、洪秀全的后继者。《警钟日报》则指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则皇皇汉族庶有复兴之一日。”^[2]孙中山首倡革命的威望使人们自然地拥护他为领袖。梁耀汉在群学社、日知会酝酿联合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党人应以孙中山为“共主”。而章太炎在狱中给孙中山的信中，也尊之为“总统”。有了共同拥护的领袖，互不相属的小团体才有走向联合的可能。
以上这些因素，为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中心准备了条件。但是，这种联合并没有迅速和直接地在国内实现，联合的活动是在日本进行的。海外给革命党人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活动条件，可以免去清政府的直接干涉和镇压；而对于革命派自身，又可以避免由于分散活动和落后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因此，东京这个1903年各省留学生联合建立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的地方，又成了各省革命党人和留学生联合建立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