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崇俦者归京省亲

别源圆旨

春入京城花草暖，忽催归兴绊行滕。
堪为方外不羁客，正是人间无住僧。
孤雾断云三事衲，残山剩水一枝藤。
恩波爱浪未全尽，难使情怀冷似冰。

日本著名的佛学者高楠顺次郎 (1866—1945)说过： “日本特殊的文化，开花结果于明治维新之前，多举有赖于佛教的余泽。”日本镰仓 (1184—1333)、室町 (1334—1602)时期，皇权旁落，战争频仍，宫廷贵族在政治上一蹶不振，文化上也失去主导地位。居住在山地中僧人们积年累月地沉浸以学习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潮中，汉诗创作也随之高涨起来，五山文学兴起，禅林文学大盛。
“五山”之称，源于中国，南宋时，曾指定杭州经山万寿寺、北山灵隐寺、南山光孝寺、宁波太白山天童寺、阿育王山广利寺为佛寺中最高级别的敕建寺庙。日本起而仿效，有 “镰仓五山”,即巨福山建长寺、瑞鹿山圆觉寺、龟谷山寿福寺、金宝山净智寺、稻荷山净月寺；有 “京都五山”,即灵龟山天龙寺、慧日山东福寺、万年山相国寺、东山建仁寺和万寿寺等。当然，五山文学并不单指这几个寺院僧众的汉文诗创作，一般是指所有的禅林文学。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颇有成就的诗僧，别源圆旨便是其中一个。
镰仓时代为武士社会。面对着社会混乱的现实，人们心理上极度不安，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拯救。净土宗新教派正为满足这种社会心理需要而诞生。净土宗认为，不论何人，只需口诵阿弥陀佛之名，便可往生极乐净土。这种专修念佛的教义，不必造寺供佛，颇能吸引百姓。以后又发展为净土真宗，更明确地排斥 “厌离秽土” 的思想，不否定现世利益，认为即于现世而欣求未来，主张僧俗一样，只要遵从普通的人伦道德就行了。许多僧人和常人一样食肉娶妻。这就更符合民众思想，势力大盛。当然，也因而受到旧佛教派别的围攻。《送崇侍者归京省亲》一诗，恰好反映了日本佛教界这种新旧派别的相互冲击。
首联，写崇侍者归京的缘由： 春归大地花草萌生，崇侍者内心如常人般涌动了思念亲人的归兴。颔联，是作者对崇俦者的评价。作者认为，崇侍者称得上是超脱了世俗进入佛界而又不受佛教戒律约束的人，也正是尘念犹存的“不住僧”。颈联，写在孤雾断云之中四处飘泊的僧人，正如残山剩水边的一枝孤藤。这两句看似写景，实是托物抒情。对于尘念未断的僧徒来说，与回到花草暖的春日京城与亲人团聚相比，恪守戒律、泯灭任何欲望的寺僧生活当然是孤寂清冷、难以忍受的。尾联，再究崇侍者动归兴的根本原因在于尘念不断、俗缘未了，难于超脱情爱、生死而达到常乐我净、戒欲苦行的境界。
诗本言情，亦可载道。《送崇侍者归京省亲》 一诗，诗中寓禅，有了悟，更有迷惘。
佛教人生观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它教人厌恶人生，逃避现实，进行精神上的自我净化和自我修行。为了实现幻想的幸福目的，必须忽视人类现实的幸福； 为了获得永恒的生命，必须断送短暂人生的有限生命。但佛教中又有了 “无常” 的观念，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不变，万古长存的东西，有始必有终，有盛必有衰，这反映了客观的真实世界。这种从主观出发的辩证思维，往往造成心理上的矛盾。加之日本佛教随社会变化而兴起了各种宗派、众多主张，更引起佛门思想中的波澜。崇侍者便是处于这种矛盾中的一个僧人。他皈依佛门履行三事，脱身方外系于行滕，却受暖春花草、恩波爱浪催动归兴，一足槛内一足槛外，不羁于方外，不住于人间，可谓难矣。
岂独崇侍者如此，作者别源圆旨在诗中以人间花草暖与残山剩水寒相与较，使恩波爱浪与冷情冰怀相映衬，不难看出他亦处于这种二难境界之中。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也还流露出虽“已无闲事到心头”,但仍“吴越江山忘未得”的徒倚彷徨。禅宗探究的是哲学上的“自性”、“大全”,当然要究由寻思，而终于心行路绝，冥契真理。然而禅只可自知，不可示人。于是，寓之于诗，以可以感觉的来表现不可感觉或不可思议的内容，就是最佳的形式。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送崇侍者归京省亲》一诗，就是一位普通诗僧真性情、真感受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