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原文] (节选)

卷一

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
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
吾立险要处，诱彼来战。

卷二

全才者有几？夫一人之身，才技有长短，处事亦有工拙。有阵中之勇者，无理国则拙而无用；有宜于国中者，于从军则无用矣。自是任用，皆随其材。
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
至于攻城，当观其势，势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兵矣。夫不劳兵力而克敌者，是擅知巧谋略，诚为三军之主帅。若劳兵力，虽胜何益？
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
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乱。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刀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预画胜负谋略，战无不胜。
克敌破城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
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扈伦而佑我也； 大明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
一闻征战，无不欣然，功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
五牛录立扎拦厄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

卷 六

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不足患矣。
[鉴赏]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朝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记述满州起源及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的后金(清)开国史，始自癸未(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止于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共10卷，初纂于太宗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先成《太祖战绩图》,每图附文字说明。后既成，又摘取图中说明，别为一本。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38年),复加纂辑，后几经改纂。至解放前故宫文献馆及北平图书馆曾将其与太宗、世祖二朝实录初纂本合刊。
努尔哈赤是满族人，爱新觉罗是他的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是满族八旗军的缔造者和统帅，后金汗王，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以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进而取得全国统治的清王朝奠基人。他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常躬亲征战，指授方略，培养出一批能征善战和治军有方的将领，,他的十四子多尔褒就是一位灭明建清的年轻军事统帅。在战争实践中，努尔哈赤深谋远虑，常常出奇制胜，以少克众，以弱胜强。用兵主张“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即用力少，不损兵，以智谋策略取胜。其军事思想对于后世兵家有过较大的影响。
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河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境内) 一个女真奴隶主家庭，先世曾受明王朝册封。至努尔哈赤出世，已是家道中衰，成为一个中产之家。他19岁便自立门户，广交汉人、蒙古人，会说汉话、蒙古话，懂汉、蒙文字，勤奋好学，博闻强记，“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十分崇拜尧、舜、禹、汤、文、武、伊尹、诸葛亮、魏征等“鸿名传后世”的杰出人物。努尔哈赤曾从军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历经征、抚，完成了统一女真大业，结束了女真民族“各部峰起，皆称王争长”、“骨肉相残”的混乱局面。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城践汗位，尊为“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公元1618年，以“恨明朝妄杀其祖”等“七恨”为名，对明王朝宣战，亲自指挥抚顺等多次重大战役，攻占了辽沈地区，为后来清军入关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努尔哈赤戎马生涯40余年，长于谋略，善于用兵，仅宁远一役失利，余皆全胜，是一位著名的常胜统帅。其作战经验极为丰富，据传曾撰有兵书，但已失传。不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料中，还是保存了不少有关他的军事方面的言论和战绩。在此，笔者试图从如下几个问题加以阐述：
一、改造“牛录”,创建“八旗”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牛录制”的临时武装组织，已无法适应长远的大规模统一战争需要。“牛录”是满文音译，意为射猎用的“大披箭”,即女真人内以族寨为基础，临时拼凑而成的武装组织，行师出猎完毕便自行解散，总领“牛录厄真”也是一个临时指挥者。这种临时组织，必然带来女真部落的长期涣散和分裂状态。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建州等女真部落，随着归附日众，牛录激增，“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管属”,从而产生了整齐划一的固定建制。随后又进一步规定：“五牛录立扎拦厄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正式确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实行三级管理制度，八旗之上归努尔哈赤宰治。这样就使原来分散的儿百个牛录被统一编制起来，以一贯之，既严密，又灵活，大大加强了后金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便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二、以法治军，赏罚有信
八旗军成立之前，牛录军杂乱无章不受约束，有令难行有禁不止。努尔哈赤感到问题严重，长此以往不仅不能胜敌，反而会败于敌。于是，他从平时管束、战前准备到行军作战，实行从严治军。将每个牛录分编成四达旦，“无论作何事，往何处，按四达旦之人当班计，共同劳动、同出同行”; 为了随时准备战斗，必须自备军装战马，甲胄弓箭鞍辔等一律要“整修良好”,军马要肥壮，否则将被惩办；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作战时，“每队有押队一人，佩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以朱箭射之。战毕查验，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当然，努尔哈赤坚持法令，主张“审断公正”,决不乱用法。正由于这样，八旗军风纪严肃，上下行动一致。
努尔哈赤治军更注重赏罚，进而更有效地保证军队组织纪律的贯彻和实施，赢得战争的胜利。他说：“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立威”,“有功者，虽微贱至仇，立为升赏，登时富贵；有罪者，虽贵重至亲，必加诛戮，抄家夺产”。如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努尔哈赤的胞弟舒尔哈赤，领命赴蜚悠城迎降城长策穆特黑，返归途中突遭乌拉部兵的截击，同去的褚英、代善等人督军力战，唯舒尔哈赤所部落在后面，畏缩不战。事后，努尔哈赤得知此情，立即撤其职，此后又将其囚禁，最后处死。这种“有罪者，虽贵重至亲，必加诛戮”的做法，确实达到了“以罚立威”的目的。努尔哈赤罚不避亲，赏也不遗贱。比如，公元1625年，明将毛文龙带兵突袭官屯，明兵刚要越墙而入，被3个妇女发现，3人机警地“内竖车辕，为首登墙截杀其兵，敌人遂附墙惊走”,城得保安全。努尔哈赤得知消息，亲自召见这3位妇女，为示奖掖，并分别加封备御和千总之职。此外，努尔哈赤实行赏罚制度，常常同将士的家属和财产联系在一起。
由于努尔哈赤采用了以法治军、赏罚有信的一系列措施，所以他统辖的将士兵民，个个都牢固树立起遵纪守法、建功立业、奋勇杀敌的观念，“一闻征战，无不欣然，功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明人也为此发出惊叹：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二)。
三、远交近攻，渐至微细
努尔哈赤为了保证统一女真诸部斗争的顺利进行，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在战略实施上采取“渐至微细”的手段，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地吃掉。他对儿子莽古尔泰和皇太极说：“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
当时，在努尔哈赤周围有三股强大势力包围着：一是明朝，二是蒙古，三是朝鲜。首先，他运用外交手段，通过纳贡、饰名珠捐重宝、联姻结盟等方式，设法稳定三方，从而将来自这三方面的威胁降低到较小程度，把原来的敌对因素变成可以借助的力量，以便于专一地进行内部的军事斗争；其次，在女真诸部中，也采取这种办法，当“远交”已成时，他便果断地发起“近攻”:恩威并行，征抚结合，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再次，在基本完成女真内部的统一、实力渐趋强盛之后，便公开向明宣战，向女真外部发展势力。
“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虽然发端于战国时期，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加以沿用，而阐发至深者，首推秦朝李斯(李斯把“远交近攻”称为“蚕食”),第二个即是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更为高出一筹，他不仅成功地运用于实践，而且更形象地从理论上加以说明，揭示出“远交近攻”的真谛。
四、擅长谋略，智巧取胜
史载称努尔哈赤“用兵如神”,表明努尔哈赤在战术上善于“智巧谋略”,略举几例便可说明：
公元1585年2月，努尔哈赤略取界凡后准备返回，敌四城合兵尾追至太兰冈，当时他仅有“甲士二十五、步兵五十”,寡不敌众，于是心生一计，“卒七人将身隐僻处，露其盔，似伏兵之势”,追兵见状不敢深入，掉头而去。努尔哈赤“从容全师返回”。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进攻抚顺，先派兵3千冒充商人，诱骗抚顺军民出城贸易，顺势溜入城内，主力随后跟进，抚顺守将李永芳猝不及防，被迫投降。明将张承荫率兵赴援，努尔哈赤一举“败其追兵万人，斩总兵张承荫”,努尔哈赤仅亡士卒2人。
公元1619年6月，努尔哈赤举兵攻打开原、铁岭。他首先派出小股部队虚张声势，巧掠辽阳杀30人而回，然后趁势率4万余人突入开原，一战即下，再克铁岭，仅用了10余天时间。之后，占沈阳、陷辽阳、破广宁，整个东北基本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