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庄论

阮 籍

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权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坌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焉，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
于是，缙绅好事之徒，相与闻之，共议撰辞合句，启所常疑。乃闚鉴整饬，嚼齿先引，推年蹑踵，相随俱进。奕奕然步，然视，投迹蹈阶，趋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检，犹豫相临，莫肯先占。
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击势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后，长乎文、武之裔，游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诵乎六经之教，习乎吾儒之迹，被裒衣，冠飞翮，垂曲裙，扬双鶂有日矣，而未闻乎至道之要有以异之于斯乎？且大人称之，细人承之，愿闻至教，以发其疑”。
先生曰： “何哉，子之所疑者？”
客曰：“天道贵生，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激惑以失贞，而自以为诚者也”?
于是，先生乃抚琴容与，慨然而叹，俯而微笑，仰而流眄，嘘噏精神，言其所见。曰： “昔人有欲观于阆峰之上者，资端冕，服骅骝，至于崑仑之下，没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饰；骅骝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矫腾层城之上，游玄囿之中也。且烛龙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钟山之口，不谈曲室之内，今吾将堕崔巍之高，杜衍漫之流，言子之所由，几其而获及乎！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湿。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暝。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太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 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循自然，天地者，寥廓之谈也。“凡耳目之耆，名分之施，处官不易司，举奉其身，非以绝手足，裂肢体也。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所听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 故疾𤵜萌则生不尽， 祸乱作则万物残矣。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𢝺其宜，心气平治，不消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以永存也。
“冯夷不遇海若，则不以己为小；云将不失于其鸿濛，则无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据，持其无者无执。月弦则满，日朝则袭咸池，不留阳谷之上，而悬车之后将入也。故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与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贞。
“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故复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诚也，克己以为人者，廓外之仁也，窃其雉经者，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乱国之臣也；曜菁华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尘埃者，贪冒之民也；洁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洿者，诽谤之属也；繁称是非、背质追文者，迷罔之伦也；诚非媚悦，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纣之终也；含菽采薇，交饿而死，颜，夷之穷也。是以名利之途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
“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乃失无闻。伏羲氏结绳，神农教耕，逆之者死，顺之者生，又安知贪洿之为罚，而贞白之为名乎？使至德之要，无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静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后，坚白并起，吉凶连物，得失在心，结徒聚党，辩说相侵。昔大齐之雄，三晋之士，尝相与瞑目张胆分别此矣。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致，而日月之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残，国以才臣亡。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于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伤，吹万数竅相和，忽焉自己。夫雁之不存，无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龟之是宝，如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未始有之。
“夫别言者”,坏道之谈也；折辩者，毁德之端也；气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万物之患也。故夫装束凭轼者，行以离支；虑在成败者，坐而求敌；踰阻攻险者，赵氏之人也；举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庄周见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岂将以希咸阳之门而与稷下争辩也哉？
“夫善接人者，导焉而已，无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绣而见，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阙，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来，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发而开之，使自舒之。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兹容今谈而同古，齐说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发不相须也。”
于是，二三子者风摇波荡，相视脈，乱次而退，𨃠跌失迹，随而望之耳。后颇亦以是知其无实，丧气而惭愧于衰僻也。

《达庄论》是阮籍的代表作品之一，突出地体现了阮籍的玄学思想，据文中“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来看，文章大概作于阮籍生平所逢第五次卯或辰年，即魏高贵乡公曹髦甘露四年(259)或五年(260),亦即阮籍晚年50或51岁时，阮籍生活的时代，正所谓“属魏晋之际，无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辄，政治黑暗，当时名士多被诛戮，王公贵族乃至皇帝皆不得免，况专权的司马氏及趋炎附势的小人提倡儒家礼教名理之学，虚伪狡诈。在这种环境中，名士们崇尚清谈，玄学由此大盛于时。当时玄学家们以《老子》《易经》《庄子》为三玄，作为玄学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反对汉儒之学的思想体系，成为一股玄学思潮。在魏末玄学潮流中，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是以王弼、何晏等为代表，崇尚虚无玄远，精通老、易，而亦兼综名理，其学谨饬，较为温和调和；一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宅心旷达，性情狂放，继承了《庄子》的反抗精神，倡言清静无为，讥礼教之虚伪，斥名教为虚妄，显得激进愤世。阮籍是著名的玄学家，博览群籍，尤好老庄，虽然他性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但他的思想却是很激烈的，尤其到了晚年，他反对名教礼法，极端憎恶世俗利禄之徒，抨击礼教虚伪的是非善恶准则，甚至怀疑封建秩序。这篇《达庄论》集中地展现了阮籍思想的精要部分。在文章中，他把《庄子》齐物无为和《易经》阴阳变化统一起来，用以反对儒教名礼之学，斥责讥讽儒教名礼之说的伪善虚妄和道貌岸然的世俗小人的无耻行径。
《达庄论》以辞赋之体，为论说之文，篇幅宠伟，议论纵横。文章在分别塑造似仙非仙，似隐非隐的“先生”及“缙绅好事之徒”的形象后，设辩难之辞，借“先生”之口，合《庄》、《易》之学，以自然齐物之说，斥名理之学。
文章先设“缙绅好事之徒”以儒教名理为根据发难，言己“诵乎六经之教，习乎吾儒之迹，”认为天地之道皆有定规，不可变易，这是儒家圣人所规定的，即所谓“天道贵生，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而人世间一切都有各自特定的名分，世间吉凶、善恶、是非，尊卑、利势各有不可逾越的界定和准则，各守其分，社会才能安定。这些便是各教的根据。由此出发，对庄子的齐祸福一死生，万物同一的观点提出质疑。
文章借“先生”就上述问题的答辩，阐述了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齐物同一的学说，指出名理之学是社会败坏的根源，讽刺儒学及世俗小人。文章论说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正面说明自然与道同一，万类生于自然，人生夭寿齐一，死生一贯，生于世间不慕荣利，不论尊卑，恬生静死的观点。文章先针对问难，阐说万物混一，万类一体的观点。作者借 “先生”之口指出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认为自然与道同一，名生于自然，这是玄学思想的核心，根本否定了天地之道贵生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进而推论万物之名出于自然之形态，在本于自然这一意义上，万类无异，自然一体，从而得出“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 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阮籍的思想虽是玄学思想，但其中有不少反传统观念的精华；如“男女同位，山泽通气” 的说法，反映了他对礼教中男尊女卑的不满和反抗，联系阮籍生活中的一些事迹，更可见出其反礼教思想的光芒。
接着，作者以自然变化的观点解释人的生命，发挥庄子齐寿夭，一生死的观点，以打破礼教之徒的质疑。首先在前面论述万物生于自然的基本观点上，指出 “人生于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然后以阴阳五行的观念分析人的身、性、情、神，推出 “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 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 的结论，重申庄子 “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太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 的齐物观。这里的阐述体现了 “论庄深庄”(明 ·及朴《陀嗣宗集叙》)的特点，他能把庄子之学与易经之学结合起来，使论述更深一层，而后，作者又对照儒家六经与庄子，讥讽 “别而言之，分处之教” 的儒学为“一曲之说”,而誉合而说之； 致意之辞的庄学为 “寥廓之谈”,为下文批评儒学、礼法之士张本。
然后，文章以人体五官为喻，形象地表现名理之学别是非，定尊卑，辨善恶，分吉凶好导失本的荒谬。指出其说造成的后果就是 “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从而证明万物同一的正确，同时这也为下文批评儒学礼教用于社会不知清静无为以致祸乱做铺垫。作者接着又以广成子与轩辕氏对比为例，说明至人恬于生静于死，循自然变化则可入无穷之门，反之则失其本性，以此来重申齐大小一生死的观点。这里体现了文章继承了庄子以寓言论说的写作特色，使文章生动形象。
文章论说的后一部分着重针对 “缙绅好事之徒”标榜的儒家观点进行批评，从反面阐述自然齐物，清静无为的玄学思想。文章先以冯夷遇海若，云将问鸿濛的神话为喻，批评礼法之士及儒学 “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认为物极必反，。求得者丧，争明者失，”而 “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所谓实，即得自然之道之正。讽刺礼法之士 “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与身，修饰以显洁者感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贞。”这里是照应前文写好事之徒以圣人建名，辩是非，分吉凶，逐势利，畏死贵生为正道加以批驳。
接着写自然之道不用于世的结果，天地不泰，社会混乱。作者以历史人物史事为据，一一申说，社会祸乱皆由于不知清静无为。而后对照写上古以自然之道而治的史迹，说明 “名利之途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随后对儒名墨家名家纵横家等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 把它们看成是国家乱亡的根源，点出他们“吉凶连物，得失在心，结徒聚党，辩说相侵”,揭露他们追名逐利，“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的虚伪行径。同时对照谈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的人生态度，反衬礼法之士的可耻。
然后得出结论，指出礼法名教是 “坏道之谈进也”,以它为人生治国的指导思想无不致祸乱发生，进而阐明这就是庄子所以述道德无为之本的原因。然而作者并不以庄子之学为满足，指出真能开人疑窦的是太玄之论，即所谓：“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这也体现了阮籍的玄学思想特点。
最后写礼法之徒丧气惭愧而退，照应开篇收束全文。
《达庄论》虽为论说之文，而其体则出于汉赋中“设论”之体，师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之属，文章先设“缙绅好事之徒”质疑发难，一方面为研讨问题提供论题，树立批判的对象，以便有的放矢；一方面为文章对礼法之士的讽刺怒骂嘻笑提供对象，使文章增添诙谐幽默的生活色彩。《达庄论》篇幅宏大，其文体亦师承汉赋，文辞亦用骈体，多韵语，常用排偶，铺张扬厉，使气命辞，气度不凡。如“天地生于自然”一段为说明万物之名出于自然之形态，“升谓之阳，降谓之阴”一节大量的排偶之句增强了论说的说服力。再如“故自然之理不得作”一段鞭挞礼法之士，“故复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诚也”一节气盛言宜，嘻笑怒骂，淋漓尽致。
《达庄论》着重申述庄子的学说，而文章风格亦深受庄子散文的影响，常用寓言传说说明问题，常出悠谬之说，无端崖之辞，使其思想更显出玄之又玄的特色，如用冯夷遇海若，云将问鸿濛，广成子入无穷之门，轩辕氏遗玄珠之根等神话传话为喻，给文章增添神秘的色彩。又如开头对“先生”所处环境的不着边际的刻画，更令人感到玄妙非常。在论说上，文章效法庄子散文纵横开合，反复申说，有总有分的写作特色，使文章论议纵横，浑然洒脱，汪洋恣肆。
另外，作者还以生动丰富的想象力塑造刻画人物形象，文辞颇事华采，使人物写来很有色彩。如文章用浓重的笔墨刻画“先生”的形象，突出其似仙非仙，似隐非隐，思想高妙，神情超逸的特征，令人感到他简直就是玄的精神境界的化身。此外刻画礼法之士形象更有味道，先写其“投迹蹈阶，趋而翔至”来势汹汹，继而写“犹豫相临，莫肯先占”外强中干的实质，又写其中“雄杰”,“怒目击势而大言”虚张声势，最后照应写其“乱次而退，𨃠跌失迹”丧气而惭愧，突出表现了这些礼法之徒的可耻，增强了文章的讽刺辛辣，使文章更富有无穷的韵味，令人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