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衰落的江西书院

清初统治者不敢提倡书院。因为，他们害怕明朝官民议论朝政，广聚生徒，激起反清思想。顺治间清廷对书院严加控制，就江西省而言，新修书院很少，只是在地方官蔡士英等人的组织下，于顺治十年(1653)前后，将白鹿洞、鹅湖、白鹭洲、文教所谓四大书院依次恢复、整理、聘师、开讲。这时江西明代遗民的私人讲学很盛，如三山讲学：宋之盛等星子学者、魏禧等宁都学者、谢文洊等南丰学者，不仕新朝，安于邱园讲学聚徒，建立书堂、书院。
康熙年间，江西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新建了大约六十一所书院。其中比较有名的豫章书院，是由巡抚直接掌管的省城书院。信江书院、曲江书院、钟灵书院、紫阳书院也是建于此时的名书院。这个时期，前朝的旧书院亦有新发展，首先承其“恩泽”的是白鹿洞书院。这些与清廷对江西书院的关照是分不开的。尤其在康熙皇帝的亲自关心下，清代江西书院得到很大发展。史载：康熙曾赐豫章书院扁额。又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玄烨亲书匾额“学达性天”赐予白鹿书院。康熙之于江西书院优厚有加，于此可见。
雍正初，清廷对书院的建设曾有所压制。至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发现书院是个只埋头读书的机构，并不损害朝廷的利益，于是下诏在各省省会筹建书院，由此书院数目大增，尤其是官办书院大增。由于朝廷政策的转变，此时，不仅有新书院建成，且白鹿洞、白鹭洲、道源等书院又逐渐有了新的修举。
乾隆间，江西书院有很大的发展，这与清王朝的提倡是分不开的。此间，新建和修复前朝书院的数量虽然不多，然而顺治、康熙间所建和修复的书院，此时大都有新的修葺，教学活动亦有新的安排。故就书院活动的总量看，应该是清王朝之最高潮。白鹿洞书院在此时受到特殊的关怀。弘历曾向白鹿洞书院赐诗、赐赋，并于乾隆九年(1744)赐“洙泗心传”匾额。作为省城最高学府的豫章书院，乾隆间屡有兴修，课士始终维持发展。省城的另一所大书院友教书院，虽在豫章书院兴盛以后，一度仅有祀祭，教学无闻。而在乾隆间，仍然得到修葺，并成为布政使特别关心的书院，等等。总之，乾隆年间，江西全省书院逐渐形成一个由官府全面控制的网络，省有巡抚、布政使直接控制的豫章、友教书院。各府也有书院。各州县厅亦有知县控制的书院。这种书院山长多由官员委聘，或由教官兼任，应聘者亦多半是休致之官。书院的经费掌握在胥吏手中，这都是书院日趋官学化的表现。
嘉庆间，江西书院承康、乾两朝发展之余绪，继续维持，略有所发展，然而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白鹿洞作为有全国影响的书院，其经费也日益困乏，其他书院的情况便不言而喻了。
道光以后，江西书院新建的数量不少，然而质量滥极。其中相当多的是私塾、会馆、文会、祠庙性质的机构。无论从教学内容和管理方面来看，都每况愈下。
20世纪初，书院这种教育形式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近代学校教育——书堂，以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三五年内，江西书院便纷纷结束了其历史使命而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