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撰。据 《进资治通鉴表》称，司马光自幼喜诵前史，感叹史籍浩繁，常人难以遍观，何况日理万机的君王，遂萌生了编撰一部简明通史的念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帝王提供治国平天下的 “龟鉴”。英宗治平二年(1065),四十五岁的司马光将自己所撰 《通志》 (记载战国至秦二世的史事) 奏上，得到英宗的赏识，命他继续编撰，并改称 《历代君臣事迹》。翌年，英宗同意设局于崇文院，并给司马光自行选择助手、借阅皇家秘阁藏书等权力。在刘攽 (分任先秦两汉)、刘恕(分任三国到隋)、范祖禹 (分任唐到五代) 三人的分工合作下，先搜集史料，按照帝王在位年月撰成 “长编”,然后由司马光剪裁删削为前后连贯、文字统一的定本，每成一部分，即奏上。治平四年，刚即位的宋神宗听司马光进读《历代君臣奏议》 片断后，认为此书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取 “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意，赐名 《资治通鉴》,并预先撰写了一篇序，等全书完稿后，刊在书前。又过了十七年，这部战国至五代的编年史终于完成，宋神宗特加褒奖，并下令将此书在杭州镂版刊印。据说，《资治通鉴》 成书后，其草稿就堆满了两大屋。《四库全书总目》 评以“搜罗宏富，体大思精”八字，并非溢美。编年史并不是司马光的首创，前有孔子所修 《春秋》,故司马光以 “三家分晋” 开篇，意思是接着《春秋》 的历史写下来；但是，通史编年却是司马光的首创。马端临说： “司马温公作 《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记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故 《资治通鉴》 问世后，便成为读者最多的一种史籍，而历代的注释研究者更是数不胜数，以致古代便有“通鉴学” 之名。《资治通鉴》 的编撰目的，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司马光常常忍不住以 “臣光曰” 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故今人称其为“政治史”; 但其所以成为不朽的巨著，就在于著者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分析历代的治乱兴衰，而不是用曲笔来粉饰历史，其真实程度，就是现代史家也难以企及。司马光所依据的材料，除正史外，还包括各种谱录、墓志、碑碣、行状、别传、野史，甚至小说，凡是有疑异之处，都一一排比异同，加以考证，最后竟有《通鉴考异》 三十卷。今人有以 《资治通鉴》 为 “帝王权术” 之书者，实在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