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书陈治安方略

汉文帝刘恒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和济北王的背叛已经平息。但是诸侯王的胃口仍越来越大，他们的封地已大大超过古制，其他很多制度也都比较荒疏。于是此时身为梁国(首府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傅的贾谊就上奏章给刘恒，陈述如何建立长治久安的谋略。内容大体是：
“我认为当今天下大势，可以痛哭的有一件，应该流涕的有两件，应该长叹息的有六件。至于其他伤天背理的事，更难一一列举了。常听到人们向陛下讲：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我的看法不同。不客气地说，声称已经安定，已经治理的，如果不是愚昧无知，定是谄媚阿谀，根本没有弄清治乱的本质。就像把火放在木柴垛下边，自己躺在上面睡大觉，在火还没有烧上来之前，高叫平安。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局势，跟这个没有什么不同。本末倒置，有始无终，很多制度杂乱没有条理，怎么能说治理好了呢？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不召见我，要我当面陈述治理之道，供您选择裁定呢？
“狩猎的娱乐同国家的安危这两件事，哪个轻、哪个重、哪个缓、哪个急，是最明显不过的了。假如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陛下必须深思熟虑，劳累身体，减少钟鼓之乐的享受，也是可以作到的。使封国的行为，接受中央政府法令的约束；用不着打仗，匈奴就能归附，人民就可以过着舒适生活，这也是一种欢乐。陛下生为英明的皇帝，死为英明的神灵。美好的名誉，将永垂千秋。自高祖(刘邦)以来历代皇上功德赫赫，应使顾成之庙成为‘太宗庙’,上配太祖，跟汉王朝同时永存人间。建立长久安稳的局势，完成长期繁荣昌盛的大业，用这个来表示不忘祖上的恩德。恭敬地侍奉六亲，就是最有孝心；用自己的行动给天下百姓酿造幸福，使他们能很好地休养生息，就是最有仁爱之心；所立经典纲纪，可以作为后代万世的准则，即使有愚蠢、盲动、不成材的子孙，也可以得到保护，使汉王朝安如泰山，就是最有贤明。陛下精明豁达，只要得到稍微有一点治国之才的官员的帮助，就不难做到。这些话奉献给皇上，恳望不要忘记。这是我谨慎地考察了天时地利，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今天的急需，长期以来苦苦思索所得出的结论，即使圣君夏禹尧舜能再生，替陛下考虑，也不要轻易改动。
“封国过于强大，跟皇帝之间，一定会发生猜忌，结果下面就要受到灾祸，上面就要经常忧虑下面会不会叛变。这实在不是使上下都安全的好办法。于是，亲弟弟(淮南王刘长)想当皇帝，亲哥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向西发动攻击。现在，吴王刘濞，又有人检举他。陛下春秋鼎盛，道义行事，从无过失，恩德有增无已，还是没有改变上面的情况。尤其要请陛下注意的是，现在有些封国的权势和力量，已经超过他们应该有的10倍了。
“诚然，现在天下还能够相安。究其原因：大封国的亲王，大多数年龄还小，还未到壮年。可是几年之后，亲王们都长大成人，血气方刚，在咄咄逼人的压力之下，中央政府派去的师傅、宰相，就不得不伪装害病，请求辞职。从此，郡、县两级政府中丞、尉以上的官员(包括太傅、宰相)全成了亲王的私人党羽。这跟刘长、刘兴居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同？到那个时候，想国家平安，即使让尧舜再生，也束手无策。
“轩辕黄帝说：‘太阳到了中午，就可以晒东西。刀拿在手里，就可以割东西。’顺着这个道理，不但国家太平，做起事来也易如反掌。假如不早作决定，到了后来，就不得不毁灭骨肉之情而使身首分离，这跟秦王朝一年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封国的异姓王(非刘氏),依仗强悍背叛的，中央政府总算侥幸地战而胜之。但是由于仍然没有改变制度，封国的同姓(刘姓)亲王，于是也就跟踪而上，蠢蠢欲动。证据已经十分明显，亲王们的背叛，跟封王们的背叛，都像同一个窑里烧出来的一样。灾祸不知什么时候降临？贤明的君王处理这类事也未能实现大安，后世能怎么样呢？ ……
“我研究历史的轨迹，察觉到最大的封国大抵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就最先反；韩王信投奔到匈奴汗国，也跟着背叛；贯高得到赵国的资助，也跟着造起反来；陈豨兵精，也跟着背叛；彭越指挥梁国部队，也跟着举起了反旗；英布驱使淮南国的战士，也公开反对朝廷；倒是卢绾力量最小，才最后走上背叛的道路。长沙国(首府临湘，今湖南长沙)只有2万5千户人家，功劳最少而封国一直存在，关系最疏远，但对中央政府最忠心，不仅仅因为封王(吴性)忠厚，跟他人不同，也是形势不允许他萌生野心。假如当初樊哙、郦食其、周勃、灌婴等，也都封他们数十个城市当王，今天未必不被诛灭。假如当初韩信、彭越这一类人，仅仅封一个侯爵，在家住着，今天可能仍然存在。我们可以从这上面看出怎样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要想亲王们都对皇帝忠心耿耿，最好的办法是使他们跟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属们不被剁成肉酱，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他们跟樊哙、郦食其一样。要想天下太平，最好的办法是大量增加封国，从而削弱封王们的权力。权力小，就容易用法规和礼教约束。国土小，就可以杜绝邪念。中央政府对于封国政府应有这样的权威。令必行，禁必止，没有人敢于不服从，好像身体对于臂膀，臂膀对于手指那样。只要封国亲王无法滋生坏念头，大家就会像众星捧月那样侍奉天子，即使一个普通百姓，也懂得国家必须长治久安，这样普天之下都能知道陛下的圣明。我建议：分割大的封国：齐国(首府临淄)、赵国(首府邯郸)、楚国(首府彭城),使它们各分出若干国，使刘肥(齐)、刘友(赵)、刘交(楚)的子孙，依照次序分别领有祖上的土地，一直分到不能再分为止。燕国、梁国等也都照此办理。如果封国地大人多，而亲王子孙太少，不妨预先设立封国，把王位空在那里，由中央政府派官员去主持国事。等有了子孙，再教他们前往接任。一寸土地，一个人民，皇帝都不贪图，旨在政治安定……如果能够这样做，把一个婴儿放到天子的宝座上，都十分安全。即使是死后出生的遗腹子，只要把先帝生前穿的衣服，挂在金銮殿上，天下都不会混乱。不但当世得到大治，后世也称颂圣明。陛下，你怕什么？ 为什么不肯这样做？
“天下形势正好比肿病。一条腿肿得像腰一样粗，一只手肿得像腿一样粗，平常日子，行动已不便。一两只手指抽筋，全身便觉痛苦。今天不去诊治，定成痼疾。即使以后能遇到扁鹊，也无能为力。而且，不光是肿病而已，事实上还害脚掌反转怪疾。楚王刘交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现任楚王又是堂弟的儿子。齐王刘肥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任齐王又是亲哥哥儿子的儿子。陛下子孙也许没想到分割封国使天下平安，但亲王子孙可能手握大权，逼迫天子。因此我说，不仅是肿病，而且是脚掌反转的痛苦。应该痛哭的，就是这个。
“现在天下的局势，如同把人倒挂起来。大凡当天子的，是天下的头。这话怎讲？因为天子高高在上。那些蛮族人，是天下的脚。这话怎讲？因为他们生在最底层。现在匈奴汗国蛮横侵略，对中国极为轻视，他们贪得无厌，的确是国家的祸患。可是，汉政府却每年用金钱财宝、布匹绸缎去侍奉他们。要知道，蛮族的号令，应由陛下掌握着，向天子进贡，这是做臣属应尽的礼节。现在脚反而在上，头反而在下。颠倒悬挂，使人无法了解。难道这能说国家有智勇之人吗？……应该流涕的，就是这个。
“……不去攻击强敌，却去猎狩田猪；不去打击反叛的强盗，却去生擒活捉郊外的野兔；大家热衷于精细的享乐，却没有人考虑怎样消除灾祸；这不是愿意长治久安者的行为。陛下的恩德可以说远被数千里之外，可是威望和号令却行不通。应该流涕的，就是这个。
“……现在社会上，老百姓都富丽堂皇，连戏子跟妓女、老鸨，她们佩戴的珠宝首饰，也可跟皇后比美。陛下只穿黑色丝绸，而富人连墙上都镶满锦绣。陛下的皇后，裙上不过缝一条花边，平民的小妾却把花边缝到鞋上，这就是我所说的荒谬。100个人劳动，不能保证一个人穿好，要天下人不受冷挨冻，绝不可能。一个人耕田，10个人一齐来吃，要天下人不遭饥荒，也绝不可能。饥寒交迫，刻骨切肤，要天下人不去越轨犯法，更绝不可能。……应该长叹的就是这个。
“商鞅舍弃礼义，摒弃仁义道德，只鼓励人们进取。结果仅两年时间，秦国风俗开始败坏。所以秦国富有人家，儿子长大，就分得一部分家产，另立门户。贫穷人家，儿子长大娶不起媳妇，只好出赘。把锄头犁耙借给老父，脸上会浮出得意的颜色；母亲没打招呼就拿儿子家的一把扫帚，儿子会立刻责问。媳妇抱孩子喂奶，居然跟公公并肩而坐。媳妇跟婆婆不和睦，受到责备，不但不接受，反而回报恶言。只知道疼爱自己的儿女，追求功利，却把爹娘置于脑后，跟禽兽相差无几。……直到现在，这种风俗还没有改正，毁弃礼义廉耻，日甚一日，花样每年每月都在翻新。只问利害，不管行为的善恶。更严重的是杀父杀兄也视为平常。……高级官员把处理公文，接待来宾，当作头等大事。至于风俗败坏，人性堕落，却不以为怪，连动动耳目都不肯，认为那是理所当然。本来，移风易俗，使天下人都能回心转意，走向正道，绝不是庸俗之辈的官员所能担当。庸俗之流所做的，只不过写写公文，办办上级交办的事项而已，根本不懂得凡事须顾及大局。陛下对此毫不忧虑，我深感惋惜……为什么不就在今天制定制度，使上下尊卑有法定的差别。使六亲(父子兄弟夫妇)各就其位，使小人无所施其伎，大小官员都能忠于职守。这项制度一旦确立，就可以世世太平，各代都能按准则办事；如果制度不能确定，就如同乘船渡河而没有桨楫，行到中流，若遇风浪，船非翻不可。应该叹息的，就是这个。
“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他们的天子分别传了10多代、20多代、30多代。可是秦王朝的天子，仅传了两代便亡。人性变化并不大，为什么三代的君王那么久，而秦王朝却那么短？ 个中原因是能弄清楚的。
“三代君王，当嫡长子一生下来，就用隆重的‘太牢’礼节献祭，迎接国家的储君。有关方面负责人，衣冠整齐，在南郊祭祀天地。嫡长子还在襁褓之中，经过皇宫就得下车，经过祖先祭庙，得一定低着头急速通过。从婴儿时代，就有专人负责训练他。等到长成儿童，稍有知识，‘三公三少’(太保、太傅、太师和少保、少傅、少师)跟一些明白孝顺、仁义、礼教的人，就用正道引导他。驱逐邪恶的随从，使他看不到邪恶的行为。挑选天下能尽孝悌本分、学识渊博、行为端正的，护卫左右，跟太子同吃同住。这样太子一生下来，见的全是正事，听的全是正言，做的全是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平常跟正人接近，就不能不一切都正。如同生长在齐国，就非说齐国话不可。平常跟行为不正的人接近，就不能正，如同生长在楚国，就非说楚国话不可。……孔丘说：‘少年成长，是一种天性，习惯之后，如同自然。’……等到太子长大成人，小时候的‘太保’、‘太傅’可以不要了，但仍有专人给他随时记录过失，有专人批评他的缺点，有专人规劝他，有专人引导他做好事，有专人给他诵诗读书，教授音乐这类事，高级官员们给他讲解谋略，熟悉民间语言的知识分子给他训练语言。习惯跟智慧结合，那么正道的言论和行为，就不会有勉强、做作的感觉。礼教深入内心，正道的言论和行为，就成了他的天性。……
“三代所以历国长久，就因为他们培养太子有一整套完善的办法。秦王朝就不是这样……竟然派野心家赵高教导胡亥学习法令、审讯、判刑之类，所接触的，不是斩人的头，割人的鼻，就是屠灭人的三族。因此胡亥今天即位，明天便开始杀人。忠心规劝的，被指为‘诽谤’,为国家深谋远虑的，被指为‘妖言’。在他们眼中，杀人好像砍毛草。是不是胡亥天生邪恶？当然不是，而是因为他们引导的东西都不是正道。
“俗谚说：‘不了解怎么当官，就看看人家怎么办事。’又说：‘前面的车翻覆，后面的车应引为鉴诫。’三代所以长久，看看他们做的事就知道了；不能按照该做的去做，是不愿意吸取别人的智慧罢了。秦王朝已经绝世了，但是前面翻覆的那个车辙，仍然历历可见，如果不设法躲开，后面的车又会再翻一次。或存或亡，是治是乱，要害就在这里。国家的命脉操在太子手中，所以太子必须善良；要想太子善良，必须早日为他选择师傅和他周围的人。趁童心未泯时，就教育他，容易凑效。引导到正道上，指出义理所在，这就是教育宗旨。如果能不断吸取，就可以矫正自己的行为。北方的胡人，南方的越人，初生下来，所发出的声音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等到长大成人，各人熟习各人的言语，有时经过多次翻译，都无法弄通，一直到死，各人都不愿改变自己的习惯去接纳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是教育和习惯所造成的。所以我认为，对太子早日择师进行教育，是当务之急。老师正，太子会正，太子正，天下就太平。《书经》说：‘天子一个人有喜事，万民托他的福。’正是这个意思。
“人类的智慧，能够看见已经发生的，很难预测将要发生的。礼能防止还没有发生的事，而法令却只能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法令的功效容易显现，而礼治的力量却难以查考。奖赏可以鼓励善行，刑罚可以惩治邪恶，古代君王们用此治理国家，能使国家坚如磐石。法令一出，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那样，不可更动，公平合理，好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不偏不向。法治难道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反而要强调礼治呢？我们所以强调礼治，是因为礼治贵在可以压制邪恶的念头，可以在细小行为上发生作用，使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向善行靠拢，跟罪恶远离。孔丘说：‘处理争讼，我同别人一样，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争讼。’身为君王，必须决定采取哪一种方式——法治还是礼治？ 取舍一经确定，就应立刻在国家的安危上反应出来。……
“秦始皇嬴政保护他的政权同子孙的愿望，跟商汤、周武相同。然而汤、武由于能推广他们的德行，就使他们的天下延续六七百年。可是嬴政不过十几年，就告覆亡。不是别的原因，只在商汤、周武跟嬴政的取舍不同。政权是天下巨大的宝物，把它放到安全的地方，它就安全；把它放到危险的地方，它就危险。实质上，政权跟宝物没有分别，在于天子把它放到哪里。汤、武把它放到‘仁’‘义’‘礼’‘乐’上……传子传孙数十代，这事天下都知道。嬴政把它放到‘法令’‘刑罚’上……大祸几乎烧到他自己，子孙全被诛杀，这事天下也都知道。是非因果，最为明显。
“谚语说：‘处理建议条陈的方法，必须检查是否切实可行，发言的人，才不敢胡言乱语，不负责任。’有人说，礼治不如法治，教化不如刑罚。陛下为什么不很好地考察一下商王朝、周王朝、秦王朝的兴亡长短的历史？君王尊贵，好比高堂，官员们就是台阶，老百姓就是地面。陛下如果能居于九级台阶之上，由于远离地面，就更显得伟大。陛下如居于没有层次的台阶之上，由于接近地面，就自然显得卑微。越高越难登攀，越低越易诱发别人欺凌，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古代著名的君王，特别讲究制定等级。宫阶有‘公’‘卿’‘大夫’‘士’,爵位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有小吏，有平民。等级分明，天子高高在上。这样，他的尊贵，就没有人可以达到。
“乡里有句俗谚：既要打死老鼠，又怕打坏瓷器。这是个绝妙的比譬。老鼠靠近瓷器，还不敢动手，担心瓷器受到损坏，何况靠近皇帝的大臣？历来都用礼义廉耻对待君子，可以杀掉他们，却不可以侮辱他们。脸上刺字的‘黥刑’,割鼻的‘劓刑’,都加不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距离君王不远。礼节规定：不准人查看君王御马的牙齿；践踏御马饲草的，也要加以惩罚……其目的都是为尊重君王。现在，王爵、侯爵，以及‘三公’都很尊贵，天子见了他们，也都改容礼敬。如果连古代君王所尊崇的‘伯父’‘舅父’也跟平民一样，施以‘黥刑’,‘髡刑’(剃光头),‘刖刑’(断脚),‘笞刑’(鞭打),随意诟骂他们，甚至在街头斩首，难道不是只有高堂，而没有台阶？侮辱杀戮行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不培养大臣们的廉耻，岂不是认为掌握权柄的高贵官员，同低层差役一样，毫无羞耻之心？望夷宫事件(指赵高派人刺杀胡亥事)的发生，由于胡亥时代对皇族大臣用重法杀戮，已养成只管老鼠，不管瓷器的心理，所以才自食其果。
“我听说，鞋子虽然全新，不放在枕头上。帽子虽破，不用来做鞋垫。一个人居于尊贵的高位，天子曾经改容礼遇，官吏平民也曾经俯伏在地，对他表示敬畏。一旦有了过失，罢黜也行，免职也行，诛杀也行，屠灭三族也行；假如把他们捆绑起来，用绳子拴起来，交给法官，在官府做苦工，听任低层的狱吏——看守卒、监狱官、审问官对他们诟骂拷打，这不是存心要做给老百姓看吗？卑贱的人如果深知尊贵高官一旦出事，就可以这样对付，这就违背了尊崇高官、礼敬贵族的本意了。天子经常敬重的人，就是平民经常崇拜的人，这样的人到死，卑贱的人都不应该对他们加以侮辱……有时候大臣犯了贪污罪而罢黜职位，并不说他贪污，只说他‘锅碗不干净’(簠簋不饰);有犯了强奸淫乱罪而处罚的，也不说他强奸淫乱，只说他‘帷薄不修’;有的官员昏庸马虎，不说昏庸马虎，只说他‘不能称职’。所以，对于尊贵的大臣，即使已经确定他有罪，仍不公开斥责他，还想办法为他遮盖掩饰。由于这个缘故，一旦上级谴责诘问，大臣立刻惶恐，改戴白帽，帽上悬挂毛缨，捧着一盆水，盆上放着宝剑，前往‘请室’(受理高级官员的特别监狱),没有人用绳子捆绑他，牵着他走。有轻罪的人，听到裁决，就自己毁坏衣帽，前往放逐的地方，不等人用绳子套住脖子。有重罪的，听到裁决，就遥向北面(皇帝)拜谢，跪下来自杀，君王不派人抓住他的头发按下来加以斩首。只是告诉他：‘是你自己犯有过失，我仍然保持你的尊严。’对待他们这样有礼，群臣才会因此自爱。
“培养人的廉耻心，人才会看重自己的言行。皇帝用礼义廉耻对待群臣，群臣如果不能用节操报答，就不是人类。所以教化完成，那么大臣们就能做到：为人主而忘身，为国而忘家，为公而忘私，不轻易地避害趋利。他们一心向往的只是仁义……他们身为官员，只问是非，忘掉利害，严守规范，并遵循仁义。这样就可以授给他权柄，不必再加控制；可以托‘六尺之孤’,而完全信赖。这就是砥砺廉耻，力行仁义的结果。陛下这样做，对你有什么损失？不用投鼠忌器之法，却反而久行无陛级之事，应该叹息的，就是这个。”
刘恒采纳了贾谊的建议，用心培养臣僚节操。因此，后来大臣们一旦有罪，都自杀，而不接受刑事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