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诗经·文王 |
释义 | 诗经·文王
(程俊英译) 【注】 这是周人自述开国的“史诗”之一。 反映周代建国历程的诗篇都收在《大雅》之中。“文王之什”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文王等人艰苦创业建立周朝的历史进程。文王为周王朝的兴盛立下了不朽功勋,《文王》篇被作为 《大雅》之始,正是对其卓越功绩的肯定。这篇创业史诗着重叙述歌颂的,就是文王 “受命作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 周文王名昌,为季历之子,武王之父,在周国执政五十年。当时,周在名义上还是商朝的属国,但实力已相当强大。文王一面讨伐敌国,扩大势力,一面争取盟国, 组成统一战线, 逐步形成了与商朝对𥩳的部落中心,周、商已处于共主地位。而且,差不多是天下三分,周有其二。周将取而代商已成历史必然。文王积极创造伐商条件,以完成一统大业。临死前嘱太子发 (武王) 继续其未竟之业,武王日后继承父志,终于灭商。相传此诗正是周公在灭商之后,赞美文王,告诫后人而作。 全诗围绕着“天命”这个主题反复诉说。 从首章赞美文王在天之灵,可知此诗当作于文王身后。文王生前受命天帝,死后魂归天帝,俨然就是天神。好象是天神下凡,助兴周朝,一朝功成,重返天界似的。文王在周人心目中,就是一位创业之神。第一章是“总冒”,开篇见义,赞美文王。接下来写文王恩德泽被后世。唯其神,唯其灵,所以能福及子孙,福及多士。如果说第二章是记叙文王之灵在天护佑,所以后人兴旺发达,那么,第三章的整段描写,倒没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味了。周代的臣子们颇能珍惜文王留下的这一份家业,他们兢兢业业,恭谨黾勉,丰富了祖上的产业。大好的局面吸引了更多的人材,从而形成优势。而“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难道不也是 “天意”吗?正是众多的精英忠良,辅助文王,完成了创国大业。没有这些人材,文王就失去了臂膀,国家就失去了栋梁,就不可能有如此安定繁荣的局面。君臣上下,通力合作,表现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的大好形势。 文王以其非几的才能,赢得了民心。民心才是“天命”。所以,周兴殷衰的现实,使殷人不得不俯首称臣。尽管在殷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颠倒”。殷朝有漫长的历史,有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民众,但“胜者为王”的历史法则是无情的。殷人也可以用 “天命”来解释自己的失败。既然“天意”如此,战败称臣于周也就是大大方方的事了吧。这种解释对于胜败双方都容易接受。因而,尽管殷人一时还无法适应称臣的难堪,还不愿意脱下前朝衣冠,却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去周朝的京都觐见朝参,规规矩矩行弟子之礼作顺民。周人允许他们着殷服行周礼,倒表现出了胜利者的宽宏大度和自信心。第四、五两章着眼于殷人,实际上是以他们作陪衬,反映周王朝一统天下的伟大胜利。从表现上看,是非常含蓄的,在沉着冷静的描述中,透出了压抑不住的胜利者的喜悦。 周人的快乐是建立在殷人的悲哀之上的,不过,这并不残忍,但周人中有的忘乎所以了。所以伟大的周公及时地告诫他们。历代研究者们大都认为这是在告诫成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文王死时,天下还在动乱之中。武王克商才最后胜利,才可能有第四、五章中的“侯于周服”、“祼将于京”的场面。而“无念尔祖”之“祖”,是文王。文王的孙辈,正是成王。成王此时尚小,周公精心培育、辅佐他。对成王讲祖先的创业史,正是极好的传统教育。呼“荩臣”而告之,不过是委婉的表达方式,周公资格再老,也是臣子,不宜大口大气,面斥其非。 周公怎么说呢?很客观也很严竣。将天人之际,兴衰之理,叮咛反复,语重心长,真个是“可思可畏”!第五章中,已从殷人称臣于周的现实中,点出了全诗的主旨: “天命靡常”。第六、七两章集中说这个道理。殷朝也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当他们行为处事符合天理,尚未丧失民心之时,自然也得到天帝的庇祐。王权转移,是天帝根据人间君王的功过来决定的。此时周朝取代殷朝,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罢了,没有谁能保证天帝不再改变主意,把君权交给殷朝或其他王国,只要他们遵从天意,重新崛起。“天意从来高难问”,他没有声音,没有形迹,在冥冥之中赏功罚过,主宰万物。要想周朝千秋万代永不衰微,唯一可行的,就是从殷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效法祖宗文王,励精图治,取信于民,取信于万邦,取信于上天! “天命”是全诗的核心。诗中多有描写,诸如“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于周服,天命靡常。”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等等,充分表达了“君权神授” 的观念,证明文王是“受命称王”。统治者自认是天神的化身或天神的子孙,无非是为了加强统治。不过,“顺天应人”常常是连类而及的。“天”是抽象的,神秘的,人是具体的,真实的。这句话的真理在于“应人”。只要我们剥去“天命”的神话外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周王朝的兴盛,就不难发现,文王是“应运而生”,“因人而成”。“天命”实为“民心”的代词,民心构成历史的必然。这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受命”说虽属创业神话,但周人并非以此来吓唬殷人,或自欺欺人,这是他们认识的局限。全诗的气氛是庄严肃穆的。先昭文王之德于天下,又戒乎后世之君臣。作为一首对文王的赞美诗,它是庄严深沉的,充满了神圣的历史感; 作为对后世的劝戒,它又是严肃冷竣的,不乏深刻的教谕和启迪。一方面是赞美诗,一方面是劝谕诗,二者巧妙地融于一体。 此诗因其深厚的内容和庄重的情调,被认为具有“国歌”的风格 (陈子展《雅颂选译》) 。也许,庄严的国歌不需要花哨的比喻,双关。此诗全用赋法,直言到底。全诗主干突出,不枝不蔓,围绕文王之德,叙述了三代历史,显得结构紧凑,笔法简练。 艺术形式上,蝉联格的运用最为突出。蝉联,又名顶真,即“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使邻接的句子头尾蝉联而有上递下接趣味的一种措辞法。”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本诗第三、四、五章的四、五两句即用此法,章与章之间,亦用此法联接。读来具有环环相扣、余音缭绕之妙。在《大雅·既醉》篇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技巧更为熟练的运用。这种技巧在后世诗歌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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