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汉代置“五经博士”,始与《书》、《礼》、《易》、《春秋》等并以经名。诗歌总集。三百零五篇。按音乐特点分为《风》、《雅》、《颂》三类。
依《毛诗序》的说法：“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有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凡一百六十首。多采自今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和长江流域的湖北北部一带民歌，大抵为周初至春秋中作品，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反映，有的诗篇展现了农奴的生活境遇，揭露和控诉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豳风·七月》和《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些作品揭露和讽刺了统治阶级的残暴昏庸和荒淫无耻，前者如《秦风·黄鸟》,后者如《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陈风·株林》以及《齐风》中的《南山》、《敝笱》、《载驱》等。也有一些劳动诗，如《周南·芣苢》、《魏风·十亩之间》等，也有一些反映战争和徭役的诗作。《国风》中表现爱情生活的诗篇是相当丰富而缤纷多彩的，其中有的写欢会之喜，如《邶风·静女》,《郑风·溱洧》等；有的写相思之苦，如《王风·采葛》、《召南·草虫》等；有的表现对爱情生活的迫切渴望，如《召南·摽有梅》;有的表现对爱情生活遭受的束缚，如《郑风·将仲子》;也有写弃妇之诗，如《邶风·谷风》、《卫风·氓》等。《诗经·国风》中表现爱情生活的这类诗篇，长期以来一直广为流传。
《毛诗序》又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七十四首，大抵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一部分是宴会乐歌，大部分是反映统治阶级危机并对此表示忧虑的政治诗，有些则表现了周王朝与四方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与战争。《大雅》三十一篇，有祖先神祭歌如《生民》,有英雄祖先颂歌如《公刘》、《绵》,这些都是周代的史诗。但《大雅》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在于那些直接斥责最高统治者的讽刺诗，这些政治抒情诗是对周代厉王、幽王时期的政治混乱和统治危机的实录，对研究周代政治有史料价值。
《毛诗序》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颂》分三部分，《周颂》三十一首，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作为宗庙祭祀的乐章舞曲，其内容多为宣扬周人以“德”配“天”的观念和歌颂周王朝祖先的“功德”。作为庙堂乐章，《周颂》主要是宣扬伦理思想的“德”、“孝”和等级制度造成的“威仪礼法”以及作为其化身的“天命”观念，宣扬抽象的道德观念，使用概念化的庄严语言，追求神秘的形式，这些特点使《周颂》成为典型的说教诗。《周颂》中还有一些春夏祈谷，秋冬报成的祭歌，其中以《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为代表。这些作品反映了西周农奴们在集体方式下进行大规模农业劳动的真实情况，对于了解当时的宗教仪式和农业生产等情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鲁颂》四篇，大概是公元前七世纪鲁国(今山东曲阜)的作品，歌颂统治者鲁僖公。《商颂》五篇，产生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七世纪之间，是殷商贵族祭祀祖先的颂歌。《那》描述祭祀的情形和场面，是迎牲前所用之歌，因而言及乐器演奏及歌舞之事；《祖烈》则为迎牲后之乐歌，故特别铺写祭祀时酒馔之美。由此可以看到商族祭祖的盛况及礼俗。《商颂》中的另外三首诗歌颂暴力与武功，都是具有史诗因素的颂歌，保留不少关于商族祖先和历史的神话传说。《商颂》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及诗中塑造的的英雄形象，表现了殷商奴隶制的特征及商人对暴力的崇尚。
《诗经》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的生活是十分广阔的，这使它成为中国古代的诗史。在文学上，《诗经》的艺术成就也是巨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首先，《诗经》的作者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善于选择典型的、带有本质性的生活现象和富于特征性的生活细节来展现现实和抒发感情，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诗经》中的优秀诗篇，无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无不是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质朴的形式，歌唱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这些诗歌往往具有特别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表现出一种纯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其次，赋、比、兴手法的运用。“赋”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创作方法，即直接抒写或铺叙的方法。这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既可以叙事，也可以抒情；既可以用于对话，也可以用于描绘；既可以叙述全景，也可以描绘一场面。《诗经》对赋法的运用是普遍的、大量的，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比”即比喻，打比方。《诗经》比的手法的运用也是极为广泛的，同时，比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用以比方具体事物，有的用以说理，有的用以写人，有的用以形容心理、情绪；有明喻，有暗(隐)喻，有借喻，有博喻，也有的通篇用比体，等等，不一而足。“兴”是诗歌的引起，在艺术上有很大作用，或寄寓，或象征，或渲染，或起韵，或引起联想，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避免了诗歌的呆板干瘪、枯燥无味。
第三，高度的语言艺术。《诗经》的语言丰富多采而且富于音乐美，其用韵格式确定了后代诗歌用韵的基本形式，对形成我国诗歌格律的民族形式有重要影响和作用。另外，在句法、章法上也具鲜明特点。《诗经》的基本句式是二节拍的四言句，但在某些诗中，出现了杂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乃至七言、八言等各种长短不齐的句子，这里已经包含着一种新诗样式的萌芽，含孕着后代各种诗体的胚胎。《诗经》结构上的显著特点是章节回环复沓，这是民歌经常使用的形式。《诗经》中大量使用的这种重章迭唱的章法，在艺术上收到了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感。
《诗经》曾经秦火，西汉时期，传习《诗经》者有四家：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和鲁人毛亨。或以国名，或以姓氏，称为鲁、齐、韩、毛。鲁、齐、韩三家传的是“今文经”,在西汉时立有博士，盛极一时。东汉时，经学大师郑玄作《毛诗传笺》,《毛诗》始盛，而且影响极大。唐孔颖达作《毛诗正义》之后，《毛诗》的地位更高了。从宋代开始，“经学”上出现了所谓的“宋学”,有别于传统的“汉学”。在《诗经》研究上，以宋代朱熹《诗集传》、王质《诗总闻》为代表。“宋学”在元、明两代以至清初一直占统治地位。有清一代，经学最盛，其成果远远超过以前各代。不管是从文字、声韵、训诂方面，还是从名物考证、解说经义各方面来说，其精审、深醇、广博，都远非汉学和宋学可比拟，出现了一批有力度的著作，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朱鹤龄《诗经通义》等，针对宋以来疑序、乃至废序的倾向，力斥宋学之非以弘扬汉学。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诋汉讦宋，两斥其非，从文学的角度探索《诗经》,这是其极其可取之处。乾隆、嘉庆以后，朴学日盛，对汉儒文字、声韵、训诂方面之长加以昌扬发展，建立了多学科的体系，形成乾嘉学派，这一派在《诗经》研究上更是成绩斐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当推陈奂《诗毛氏义疏》。在“今文”三家诗的辑轶方面，则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成就最大。今人研究《诗经》的著作亦层出不穷，如吴闿生《诗义会通》、林义皇《诗经通解》、于省吾《双剑誃诗经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闻一多《风诗类钞》、《诗经新义》、余冠英《诗经选译》、高亨《诗经今注》等等，不可胜数。台湾在《诗经》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屈万里《诗经释义》、《诗经选注》、《诗经诠释》,辅仁大学教授王静芝《诗经通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