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

杭州王生者，建中初，辞亲三上国，收拾旧业，将投于亲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寻访外家田庄。日晚，柏林中见二野狐，倚树如人立，手执一黄纸文书，相对笑语，旁若无人。生乃叱之，不为变动。生乃取弹，因引满弹子，且中其执书者之目。二狐遗书而走。王生遽往，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遂缄于书袋中而去。其夕，宿于前店，因话于主人，方讶其事。忽有一人携装来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语言分明。闻王生之言，曰：“大是异事，如何得见其书？”王生方将书出，主人见疾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谓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书于怀中，以手摸刀逐之，则化为狐而走。一更后，复有人扣门。王生心动，曰：“此度更来， 当以刀箭敌汝矣！”其人隔门曰：“尔若不还我文书，后无悔也！”自是更无消息。王生秘其书，缄謄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谒之事。期方赊缓，即乃典贴旧业田园， 卜居近坊，为生生之计。月余，有一僮至杭州而至，缞裳入门，手执凶卜。王生迎而问之，则生已丁家难矣，闻之恸哭。生因视其书，则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愿葬于外地，今江东田地物业，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业可一切处置，以资丧事。备具皆毕，然后自来迎接。”王生乃尽货田宅，不候善价。得其资，备涂刍之礼，无所欠少。既而复篮舁东下，以迎灵舆。及至扬州，遥见一船子，上有数人，皆喜笑歌唱，渐近视之，则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谓其家货之，今属他人矣。须臾，又有小弟妹举帘而出，皆彩服笑语。惊怪之际，则其家人船上惊呼曰：“郎君来矣，是何服饰之异也？”王生潜令人问之，乃见其母惊出。生遽毁其縗絰，行拜而前。母迎而问之。其母骇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遗书，乃一张空纸耳。母又曰：“吾所以来此者，前月得汝书云，近得一官，今吾尽货江东之产，为入京之计。今无可归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书，又一空低耳。王生遂发使入京，尽毁其凶丧之具，因纠集余资，自淮却扶持，且往江东。所有十无一二，才得数间屋，仅以庇风雨而已。有弟一人，别且数岁。一旦忽至，见其家道败落，因征其由。王生具话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应以此为祸耳。”其弟惊嗟。因出妖狐之书以示之。其弟才执其书，退而置诸怀中，曰：“今日还我天书！”言毕，乃化作一狐而去。
这是一篇较早的写“妖狐”的故事。狐狸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狡猾、奸诈、丑恶的形象，多是被贬斥的。然而在牛峤的这篇小说里，则给予了正面的肯定。赋予狐狸一种聪明的、维护自身尊严的，而且较人具有更大能力的个性。
显然，对于狐狸的处理，作者是将它人格化了。这不仅使小说构思奇特，而且更能表现主题。
王生并非达官贵人，只是一个到京城长安“将投于亲知，求一官”的书生。只因途中，他喝斥狐狸，狐狸未走，仍在“执一黄纸文书”“相对笑语”,他便取出弹弓打中狐狸的眼睛，还夺走了狐狸的文书。在客店里，当狐狸来取被夺的天书时，店主人不站在被夺者一方，反帮王生的忙。作者这样的处理，是沿用了人们对狐狸的固有看法和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作者将狐狸隐喻为地位低下，常受歧视的人。不论地位多低，尽管倍受歧视，但他也有自己的人格，一旦受到侵犯，就要反抗。为维护自我，狐狸就要夺回自己的失物。
他——狐狸，并不蛮干，先是到店中想借看天书之际，将书取回，不得；又夜去扣门，请求对方物归原主，又不得；再向王生发出警告：“尔若不还我文书，后无悔也！”还是不得；这才使了个恶作剧，以报复王生，使他倾家荡产，最后用欺骗手段，变成王生的弟弟，将自已的失物夺回。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索书，不正是狐狸坚韧不拔意志的表现吗？再者，狐狸的恶作剧也十分巧妙，不仅做得天衣无缝，哄得王生及家人上当受骗，而且采用了一边报丧，“生已丁家难矣”;一边报喜，“近得一官”的方法，让敌手在哭笑中，在哀愁与欢喜之中，“家道败落”,取回天书，可见它有多么聪明。这个既维护了自己人格，又做得不过分的狐狸，是作者理想化的人物。
就小说的情节安排来讲，也颇有特色。表面看小说写的主要是王生的故事；弹击野狐，夺得天书；刀箭敌狐，密藏天书；亦忧亦喜，荡尽家财；被狐欺骗，失去天书。其次写的是狐狸的故事：目伤书失，店中取书，巧报家信，天书归主。一主一次，两条线索交织而成，但次线却是全文的主旨所在。随着情节的发展，王生，狐狸两个形象也得到充分地体现。王生无故弹打狐狸，占有他人之物，表现了他的“恶”;狐狸眼虽被打伤，并未怀仇必报，只想拿回失物，可见他的“善”。王生对家信，兄弟的真伪辨识不清，可见他的“愚”;狐狸导演着一场“哭迎灵，笑上京”的闹剧。表现了他的“智”。这种主次相对，似次实主的安排，更能给人以美感。
作者将狐狸的形象一方面“神”化，一方面“人”化。神化的一面表现了作者的理想，增加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人化的一面则反映了对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思考，增加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但这两方面不是并重的，人化一方占据了主要方面，就这点来讲也算是一个突破，一个进步。因而它对后世极有影响，象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能不说是从中得到过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