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苏轼诗《荔支叹》

诗歌·苏轼诗《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 致养口体何陋邪？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此诗作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当时诗人正在惠州(今广东惠阳)贬所。在这里，他尝到了名贵的荔枝、龙眼。但他想的不是个人的享用，而是名贵果品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以史为鉴，从汉唐进贡荔枝、龙眼联系当时进茶、进花的腐败现象，奋笔写下这首七古，对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嘲讽，对媚上取宠的官吏进行了鞭挞，对被害的黎民百姓表示由衷地同情。

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为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咏史，写汉唐进奉荔枝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第二段议论，诗人表示宁肯不要荔枝而要五谷丰登。第三段讽今，对宋代进茶、进花的新花样进行了尖锐批评。

先看第一段。这一段可分为两层。头四句是第一层，写汉代进奉荔枝，急如星火，为了保鲜，十里换一次马，五里设一站亭，他们策马狂奔，灰尘蔽天，人马倒毙于路途之上，横七竖八，填满坑谷。见此凄惨景象便知是运送荔枝、龙眼造成的。后四句是第二层，写唐代进奉荔枝甚于汉代，而且花样翻新。奔驰的车马，像飞车一般直穿山谷，又像鹰一样飞快地驶过海洋，抢运入京的荔枝保持十分鲜美，如同刚刚摘下的一般。枝上，还飘散着产地的晨风；叶上，还闪烁着产地的甘露。华清宫里的杨贵妃见此，怎能不破颜为笑？她哪里知道，飞车走马，践踏农田，倒毙而死，相望于道，千载以后，死者的血还在人们的心中流淌。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均在不言之中了。“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形象飞动，惊警感人，与杜牧《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异曲同工。

第二段承上，夹叙夹议，略作提顿，结构上具转折回环之妙。头两句对上段作归纳总结。“永元”，汉和帝年号，代指汉朝。汉代荔枝，来自交州(今广东、广西南部地区)。此句总束第一段前四句。“天宝”，唐玄宗年号，代指唐朝。唐朝荔枝取之于四川涪州(今四川涪县一带)。此句总括第一段后四句。“至今”两句就此引申发挥，使诗情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意思说： 后人但知痛恨奸相李林甫误国，甚至要生食其肉，却无人祭奠汉朝反对进贡荔枝的唐伯游。“伯游”，唐羌的字。汉和帝时唐羌曾为湖南临武县令，目见进奉荔枝，死亡惨重。他上书建议罢除进奉荔枝，汉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诗人强调要对敢于向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人多加肯定和宣扬，以便有更多的人出来坚持斗争，发扬正气。而这一点却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苏轼在这方面表现出他的真知灼见。接四句转写诗人的愿望，只盼苍天有眼，怜我生民，不要再生长珍品荔枝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而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黎民百姓，能得温饱，这就是最大的祥瑞了。此四句表面是对荔枝的憎恶，但并非出于本心，而是无可奈何地借题发挥，是对统治阶级只顾口腹之欲而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的极度不满。

第三段，揭露讽刺宋朝“争新买宠”的官僚，用当时的现实证明上段“莫生尤物”的感慨有很强的针对性。宋朝官吏，“争新买宠”，花样翻新，有增无已。诗中点名批评的权臣有三： 一是“前丁”，即宋真宗时宰相丁谓，他首倡以武夷山初春茶(即“粟粒芽”)进贡；二是“后蔡”，即蔡襄，他在宋仁宗时曾造小片龙茶进贡；三是“洛阳相君”，指真宗、仁宗时的钱惟演，他曾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留守洛阳，其父吴越王钱俶归宋时宋太宗曾称赞他“以忠孝而保社稷”，故称“忠孝家”。钱惟演在洛阳时开始设驿站，向宫廷进贡珍品牡丹“姚黄花”。值得注意的是，讥讽的矛头还直指哲宗皇帝赵煦。首先，在“今年斗品充官茶”句下诗人自注云：“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许之”，即皇帝的态度。“斗茶”、“斗品”乃参加比赛的茶品。“充官茶”，即将这些高档新茶当贡品送至京城。如果只是下面“争新买宠”，又当别论；皇帝“许之”，则责在上方。其次，“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二句，正面质问皇帝，凛然正气，咄咄逼人。纪昀评曰：“波澜壮阔，不嫌其露骨。”诗人的爱憎，极端鲜明。咏史是虚，讽今是实；借古是为了鉴今，所以第三段的态度也异常激烈。

这首诗的特点是咏史与讽今相结合，议论与抒情相结合，并以强烈的感情活动将史实、现状和议论串接在一起。诗人是从国家安危与百姓死活这一高度来评价历史的。可以说，全诗三十二句，笔笔含情，有时显露，有时隐晦；有时憎恨，有时同情；有时鞭挞，有时规劝。用情的种类与程度千差万别，所以在注目苏轼“以议论为诗”的同时，还必须如实审视其议论中的感情因素。议论，以理服人；含情，则以情感人。苏轼议论之所以打动人心，感染读者，除了“理”的因素以外，“情”在起着根本作用，只是这“情”的表现与抒情写景诗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而已。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 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稳，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他也强调苏轼“以文为诗”中的“情”。

其次是结构浑成，严整绵密。诗分三段，而三段之间相互交叉，上下萦带，前后呼应。中段插入议论，结上开下，引出重点，醒明题旨。正如赵翼所说：“读之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这正是诗人艺术上臻于极致的反映。用“波澜独老成”来形容这类作品，是十分恰当的。黄庭坚说“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此虽言其内容与风格，同时也包括结构特点。至其开篇单刀直入，不假衬垫，结尾奔马驻坡，戛然而止，可谓快人快语，酣畅淋漓，与内容结合恰到好处。语言明快犀利，议论快爽风发；针砭时弊，一针见血；不时杂入形象鲜明、对比强烈的诗句，增强了讽刺效果。

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说：“东坡最长于七古。沈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似之；又有文字以济其才，有宋三百年无敌手也。”前选《游金山寺》与本篇，均可作为苏轼七言古诗的代表作，也都具有沈雄奔放的风格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