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诗歌悲剧性的特殊审美涵义

试论李白诗歌悲剧性的特殊审美涵义

张福庆

北京外交学院中文系！北京100037

 

摘    要：

李白的光明政治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 , 使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但李白诗歌的悲剧性 , 与传统的悲剧模式有所不同。他的悲剧意识 , 表现出对整个现存社会秩序的怀疑 ;他的刚性的悲剧情调 , 违反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 ;他诗中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 有时并不发生消解悲剧意识的作用 , 而是使原有的悲剧精神得到延伸和高扬

 

关键词：

李白； 悲剧性；

 

作者简介： 张福庆， 男， 外交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0-12-18

 

Received： 2000-12-18

 

在唐代的诗人中， 李白似乎给人们留下了较多“仙”的印象。司马承祯曾称他“有仙风道骨”, 贺知章更直呼他为“天上谪仙人”, 后经过民间传说的描绘， 特别是经过史书中“飘然有越世之心” (《旧唐书·文苑传下》) 的宣传， 李白的“仙”的形象遂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确定下来， 好像他真是一个狂歌痛饮、放浪形骸、远离尘俗、飘然欲仙的人物， 这应当说是对李白很大的误解。

 

李白的一生， 其实是悲剧的一生。他出生在唐王朝的上升时期， 曾有过崇高的社会理想、远大的政治抱负。开元十三年 (725) , 他“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 曾在江陵写下《大鹏赋》, 刻画了“簸鸿蒙， 扇雷霆， 斗转而天动， 山摇而海倾”的大鹏形象， 表达了自己展翅高飞的凌云壮志。开元十五年 (727) , 他在安陆写下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更明确地诉说了自己的远大志向：“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他一生每以吕尚、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等人自比， 在诗中反复表达了“欲献济时策” (《邺中赠王大劝入高风石门山幽居》) 、“敢进兴亡言” (《书情赠蔡舍人雄》) 、“托意在经济” (《读诸葛武侯传书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思欲解世纷” (《赠何七判官昌浩》) 的积极进取精神。李白曾表示：“余亦草间人， 颇怀拯物情” (《读诸葛武侯传书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苟无济代心， 独善亦何益” (《赠韦秘书子春》) , 正是怀着这种拯物济时之心， 所以他一生“不求小官， 以当世之务自负”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 渴望建立“安社稷”、“济苍生”的不世之功。

 

但是， 当他来到长安， 进入仕途之后， 他的光明的政治理想却与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天宝以后黑暗的朝政、丑恶的现实， 对他的光明理想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而他热爱自由、蔑视权贵的性格， 也必然为当权的龌龊群小所不容。所以， 在他的诗歌中， 虽曾有过一时的春风得意， 但更多的， 却越来越表现出巨大的愤慨， 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他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中， 曾有“青蝇易相点， 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 屡贻褊促诮”来说明自己因不同流俗而招致小人的谗毁。在《玉壶吟》中， 他慷慨悲歌：“烈士击玉壶， 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 忽然高咏涕泗涟……”用东方朔的大隐金门， 来比喻自己遭到权贵的嫉妒， 不得重用。在《行路难》之一中， 他用“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形象地写出了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重重险阻、举步维艰的情况。……痛苦、彷徨、激愤、悲哀， 他的相当多的诗歌， 即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情绪。

 

天宝三年 (744) , 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之后所作的《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以及《万愤词投魏郎中》、《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诗歌， 应当说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了李白的一生。在这些诗里， 作者的理想与失望， 旷达与抑郁， 心灵的高傲与现实的苦闷， 不可遏制的激情与无可奈何的颓放， 种种复杂情绪交织成诗人内心强大的感情风暴。我们在这些诗中， 看到了诗人渴望光明的心灵与黑暗现实之间的剧烈冲突， 听到了一位悲剧主人公的灵魂的愤怒呼喊。尽管他的有些诗抒发的是个人的怀才不遇， 但却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内容。诗人的感情虽然极端痛苦， 但却表现出不屈的反抗、挣扎和奋斗， 从而使这些诗歌具有了强烈的、突出的悲剧色彩。

 

恩格斯说过， 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 (P346) 。当进步的社会力量、光明的社会理想还十分弱小；当反动的社会力量、旧的统治思想和社会制度还非常强大， 其存在还有一定现实性的时候， 便会出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鲁迅先生也曾指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 (P192) 这一概括与恩格斯的论述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谓“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 正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所谓“毁灭给人看”, 正是指“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从这样的美学观出发来分析李白的诗歌， 我们会发现他的诗确实具有强烈的悲剧性。李白诗中反映出来的理想，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理想， 而是盛唐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孕育出的整个社会对光明未来的美好憧憬。尽管它热烈浪漫得近于天真， 但却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崇高追求， 它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是“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理想的实现却是不可能的。当政治开明的历史瞬间消失， 当封建统治的黑暗本质暴露出来的时候， 这种理想就会必然与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冲突。李白诗歌的悲剧的实质， 便在这里。

 

但是， 李白诗歌的悲剧性， 与封建时代传统的悲剧模式又有所不同， 具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和特殊的审美内涵。这种不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出发点， 是用文化的理想来证明自己追求的合理性。现存的社会秩序、君臣关系等等， 从根本上讲， 是不能触动的。例如， 当个人与昏君发生冲突时， 即往往由奸佞来为君王承担罪恶， 而不能把怀疑、批判的矛头指向君王。正如张法在《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所说：“并非奸佞自己没有罪恶， 但奸佞的罪恶是与昏君一体化之后的罪恶， 他们必须获得昏君的支持和纵容才能发挥罪恶。但这一事实的确认势必导致怨君、问君， 深入发展下去就会怀疑整个文化体系。在古人， 这是万万不行的。因此， 面对昏君奸佞沆瀣一气的事实， 必须做出新的解释：君是清白的， 受了奸佞的蒙蔽；奸臣是很坏的， 欺上压下。这样， 君王和奸臣来一个善恶二分。在忠君与罪君的矛盾冲突中挣扎的正直之心也随之来了个心理二分。忠心得以理直气壮地保持， 对无辜的、受蒙蔽的君王一往情深、缠缠绵绵， 在忠的主旋律下， 忽怨、忽哀、忽念、忽悲、忽盼， 总希望——甚至明明无望也还希望——君王有一天醒悟过来， 归罪愤怒之情也得到了发泄， 对着奸佞愤怒地声讨……”[3] (P116)

 

如果把李白的诗歌与上述的悲剧模式相对照， 我们会发现一些明显的区别。李白的诗中虽然也常常表现对“中贵”、“贱臣”、“佞臣”的憎恶， 但大多却是几笔带过， 如“中贵多黄金， 连云开甲宅” (《古风》第二十四) 、“董龙更是何鸡狗”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等等， 似乎对他们抱着“韩信羞将绛灌比， 祢衡耻逐屠沽儿” (同上) 的轻蔑态度， 不屑于为他们多费笔墨。像《雪谗诗赠友人》那样的作品， 在李白集中是比较少见的。李白的批判矛头， 更多的是指向当时普遍存在的丑恶政治和黑暗现实， 如他在诗中大量写到的：“奈何青云士， 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 糟糠养贤才” (《古风》第十五) , “浮云蔽紫达， 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 众草凌孤芳” (《古风》第三十七) , “白日掩徂辉， 浮云无定端。悟桐巢燕雀， 枳棘栖鸳鸾” (《古风》第三十九) , “路逢斗鸡者， 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 行人皆怵惕” (《古风》第二十四) , “斗鸡金宫里， 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 指挥回青天” (《古风》第四十景) 等等， 都是揭露统治者的昏聩腐朽和志士贤人的失落， 抨击宫廷政治中小人得势、气焰熏天的丑恶现象。这种揭露， 把造成黑暗现实的最高统治的责任凸显了出来， 表现了对整个现存社会秩序的怀疑。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李白对君主的态度。他既有忠君报主的思想， 但却又追求平交帝王， 不肯降心屈志、自贬人格。例如在李白的诗中，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写：“燕昭延郭隗， 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 邹衍复齐来。” (《古风》第十五)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 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 输肝剖胆效英才。” (《行路难》三首之二)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 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 两女辍洗来趋风。” (《梁甫吟》)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李白经常在诗中称颂东汉隐士严光：“严陵高揖汉天子， 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严陵不从万乘游， 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坐， 元非太白醉扬州。” (《酬崔侍御》) “贵贱结交心不移， 惟有严陵及光武。” (《箜篌谣》) “光武有天下， 严陵为故人。虽登洛阳殿， 不屈巢由身。” (《送岑徵君归鸣皋山》) 李白在这里描述的君主， 都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这里的贤士， 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 用意无非是两个， 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 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 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

 

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 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 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 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但是， 李白对待君王的这种态度， 如果说在贞观、开元政治开明的时代也只能算是一种美好幻想的话， 那么到了天宝时期， 就已经构成对现存君臣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 因而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这是李白陷入政治困境、造成他一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所以， 李白的悲剧从一开始， 便具有一种与传统悲剧模式不同的特点。

 

第二， 中国传统悲剧的基调是柔性的， 是一种缠绵悱恻、韧长深厚的悲， 即使愤怒， 也不跨越“礼”的界限， 而是把握悲痛， 做到“怨而不怒， 哀而不伤”, 做到“以礼节情”。可是李白诗歌中的悲剧， 却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刚性。他很少用哀怨缠绵的方式来诉说自己的悲哀， 而是像火山喷发一样， 像江涛海浪一样， 发出愤怒的呼喊， 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力， 表达自己胸中不可遏止的激情。

 

例如在《行路难》第一首中， 作者用“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样强烈的动作， 来表现出自己壮志难伸的激动不平。在《行路难》第二首中， 诗人发出了“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的悲愤呼喊， 显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 诗人怀着极大的愤慨， 痛斥了当时鸡童得宠、屠夫有功， “骅骝拳不能食， 蹇驴得志鸣春风”的丑恶、可悲的社会现象， 抒发了久蓄胸中的痛苦、忧愤和不平。《将进酒》一诗， 更是长歌当哭， 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的极端苦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一句， 恰如雄浑万里、奔腾咆哮的黄河， 多少苦闷， 多少愤慨， 多少悲哀， 就像黄河之水一样， 尽情地倾泻， 汹涌地奔流。此外， 像《鸣皋歌送岑徵君》中的“吾诚不能学二子沽名矫节以耀世兮， 固将弃天地而遗身”、《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梁甫吟》中的“阊阖九门不可通， 以额叩关阍者怒”、《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 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样表现极度痛苦、愤怒和悲哀的诗句， 在李白的诗集中可以说俯拾皆是。其感情的强烈程度，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是十分罕见的。这种刚性的悲剧情调， 违反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 形成对代表文化传统的“礼”的一种背离。

 

第三， 中国传统悲剧的消解因素， 是仙、自然、梦、酒等等， 通过引入这些心理的补偿物或安慰物， 使处于悲剧冲突之中的心灵平静下来， 从而使心理困境得到解脱。这些消解因素——仙、自然、梦、酒等等， 在李白的诗歌中也是存在的。但它们有时并不是作为价值转换物来发生消解悲剧意识的作用， 而是使原有的悲剧意识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得到延伸， 这就使它们的消解作用大打了折扣。

 

例如李白常常借酒浇愁， 企图在痛饮酣醉中忘记痛苦。他自己说：“穷愁千万端……酒倾愁不来” (《月下独酌》之四) 、“涤荡千古愁， 留连百壶饮” (《友人会宿》) 、“谁能春独愁， 对此径须饮” (《月下独酌》之三) 、“愁来饮酒两千石” (《江夏赠韦南陵冰》) , 可见这样的纵酒， 并不是为了“嗜其酣乐”, 而是为了麻醉自己， 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暂时的解脱。可是他醉酒的结果， 却往往不是痛苦的抚平， 而是“举杯销愁愁更愁”, 是使他在另一种精神境界里去更强烈地体味现实的痛苦， 这就使他的悲剧精神并非消弥， 而是得到一种延续。

 

李白诗中的游仙也是如此， 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在这首诗中， 作者凭借丰富大胆的想象， 描绘出天姥山雄伟、神奇、险峻的景象， 以及令人神往的洞天仙境， 而实际上， 是心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 使这梦中的神仙世界， 成为自己光明理想的象征。他把这个神仙世界当作没有权贵、没有压迫、没有黑暗的无限光明美好的境界来追求， 在其中寄托了自己渴望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理想。它不仅是与现实的黑暗世界相对立， 而且是相对抗的。正因为如此， 当诗人从梦境的高潮惊醒， 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理想和现实就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愈回想神仙世界的美好， 就愈憎恶现实世界的庸俗、丑恶、污浊， 所以他要“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继续他对理想的追寻， 结尾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充满反抗精神的强烈呼喊， 正说明这样的“游仙”并不是对悲剧意识的消解， 而是悲剧精神的延伸和高扬。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李白诗歌的悲剧性与传统的悲剧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 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审美特征。应当说， 盛唐自由浪漫的时代气息、儒道佛三家并存的思想氛围， 培养了这位伟大诗人的批判精神和斗争勇气， 使他的诗歌表现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罕见的叛逆精神和反抗性格， 这是李白诗歌的悲剧性能够放射出奇异光彩的主要原因。

 

但是， 在李白的身后，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认识他诗歌的悲剧实质。杜甫在《不见》一诗中说：“不见李生久， 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深刻指出了李白的痛饮狂歌、飞扬跋扈之类， 不过是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的一种“佯狂”而已， 可是这一指点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思想受到理学桎梏的宋儒， 对李白诗中的叛逆精神和反抗性格， 或者不能理解， 或者不敢接受， 于是出来抨击指责， 或曲为解释。如说李白：“识见污下， 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王安石语) “华而不实， 好事喜名， 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 (苏辙《栾城集》卷八) “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 神仙虚无之说， 亦何补于教化哉！” (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略》) “不过豪侠使气， 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 曾不系其心膂。” (罗大径《鹤林玉露》卷十八) 等等。结果， 是李白的“狂”的一面、“仙”的一面被突出出来了， 而他的与黑暗现实对抗的悲剧人生， 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叛逆精神， 则被淡化了、掩盖了。这是一种十分可悲的现象。

 

当然， 李白的诗中也存在着道教迷信、及时行乐等消极思想因素， 这是无可讳言的。我们今天研究李白的诗歌， 分析其中的悲剧性， 正是为了正确地认识李白的一生， 正确地认识李白思想中的进步性、人民性的来源， 从而能够对这位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作出更为客观、更为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2 .

 

[2 ]鲁迅全集 (第一卷 )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1.

 

[3] 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 (第三章 ) [M].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