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县骊山的西秀岭与夜色浑然一体，万籁俱寂。6时整，一阵清脆的枪声突然响起。霎时，华清胜境的亭台楼阁间火花闪烁，枪声、喊杀声震耳欲聋。这枪声，惊醒了酣睡的古城西安，响彻了大江南北，宣告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然拉开了帷幕……
说起“西安事变”的发生，还得追溯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短短四个多月间，东三省全部沦陷，3 000万同胞呻吟在侵略军的兽蹄之下。1932年1月28日，日寇又在上海点燃了战火。1933年1月初，日军攻陷榆关，随即分三路侵占了热河。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粉墨登场，先任“执政”,后则称帝。与此同时，日军直冲长城各口，蚕食察、绥、内蒙各地，并俯瞰平津，华北顿告危急。1935年，日军及其特务机关，相继制造了察东事件、张北事件、河北事件等一系列侵华事件。又策动了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鼓动汉奸殷汝耕在冀东“独立”,扶植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
当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加剧之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内大打“剿共”内战，对外则步步妥协退让。 《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于先，《塘沽协定》继之于后，更有《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无一不使国家主权遭到严重损害。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既不愿发动全民抗战，却对济危扶倾的民众救亡运动大加摧残。继1935年的“新生事件”后，同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敦睦友邦令》,要求国人“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次年2月20日，国民党当局又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救亡运动。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这是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又一起爱国冤狱。至于暗杀爱国志士，封闭进步的出版机构，查禁、焚毁进步书刊，强制解散爱国团体之类的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属司空见惯。
然而，在国家危亡的严重关头，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无不同仇敌忾，奋然而起，努力为中华民族寻求生路。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发表宣言、通电，呼吁团结抗日。1935年10月1日，《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很快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议，得到了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由于日寇侵华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认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只能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只能“把‘千千万万’和 ‘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①。相反，“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②。这个报告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提出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从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与上层相结合的方式，大力争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支持他们的爱国救亡活动；对各地方实力派进行广泛联络；同时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与爱国将领的谅解与支持。1936年2—7月，红一方面军分别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扩充了兵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全部移师西北，进入抗日前线阵地，对于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对于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均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于日寇侵华日益加急，而蒋介石又死抱着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错误政策不放，这就使得国民党内部和军队内部分化出一部分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他们积极主张抗日，极力要求蒋介石更改错误政策。1932年，蒋光鼐、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进行的上海抗战；次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1月，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人与第十九路军领导人发动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同年11月后，傅作义部在绥远的抗战……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国民党内抗日倾向的增强，也预告了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必将破产。
自华北事变以后，虽然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势力占居了上风；虽然蒋介石从1935年就开始设法调整中苏关系，并派陈立夫、邓文仪等人寻找线索，与中共秘密接触，商谈以政治手段解决中共及红军问题等有关事宜；虽然蒋介石在1935年就制定了国防三年计划，并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后又下令中止了张群川越会谈，全面调整对日政策，但直至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他仍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然幻想着以军事手段消灭红军。1936年10月，他在处理完两广事变后，便席不暇暖地匆匆飞抵西安，部署和督促张学良、杨虎城部“围剿”红军。
张学良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继承人。1928年6月，日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2月底，不甘受日本控制的张学良，为了促成国家统一，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随后，约三十万奉军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次年1月，张学良处死了亲日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巩固了他的东北“少帅”地位。从这时起，张学良大力发展东北的经济文化，改革东北军，建立空军和海军，大规模地筑路、办厂、兴学，使东北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改观。1930年5月后，蒋、冯、阎等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中原大战。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③。接着，东北军武装入关，调停内战，阎冯一派迅速失败。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次年4月，张在北平设副司令行营，仍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此后，张学良坐镇北平，统治着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热河、察哈尔等六省及平、津两市的广阔地区，其地位与势力仅次于蒋介石。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听命于中央，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东北军主力忍痛含辱退入关内，他本人也被时人骂作“不抵抗将军”。1933年3月，热河失陷。在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张学良代蒋受过，被迫“下野”。4月，他偕家眷、随从，乘轮船出洋考察。年底，为利用东北军“剿共”,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1月9日，张学良返抵上海。此时，张学良已戒除了毒癖，身体颇为健壮，与出国前简直判若两人。旅欧期间，张学良在意大利居住时间最长，与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交谊甚深，对德、意的法西斯统治十分欣赏。归国后，他一心希望蒋介石能够统一全国，励精图治，收复失地。因此，他积极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支持蒋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他看来，“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上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④。1934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蒋自兼总司令。此时的东北军官兵都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更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满怀愧疚与负罪之感，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复土雪耻。而蒋介石却让数十万东北健儿大打内战，这不能不使东北军从上到下都对蒋氏的“安内攘外”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情绪。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抵达陕北，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急忙调整其“剿共”部署，于9月间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兼总司令，10月1日正式发表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在此前后，东北军大部分也陆续开入陕甘一带，计有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共三个师、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共四个师，董英斌的五十七军(后由缪征流接充)共五个师、何柱国的骑兵军共四个师，另有张廷枢的一个师(后由霍守义接充)、刘多荃的一○五师、熊正平的一一五师及炮兵、工兵、辎重、通讯、铁甲车等特种部队，人数约近二十万，其声势之大，可想而知。
是时，控制陕西的是地方实力派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西北军)。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清末，他在家乡组织“中秋会”,以劫富济贫、扶弱抑强相号召，会员发展到百余人之多。1911年，杨率部分中秋会员参加了于右任、井勿幕领导的陕西反清队伍。1915年后，他又率部参加了陕西靖国军，在护国反袁及护法诸役中，屡建战功。1922年，陕西靖国军飘零星散，杨虎城率第三路军孤军血战，失利后乃退居陕北榆林，依托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驻军陕北期间，杨虎城结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25年7月，杨虎城率部南下，收复关中，后任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第三师师长。1926年4月，吴佩孚派刘镇华率镇嵩军攻陕，杨与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继而在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援助下，于11月底解围。坚守西安的胜利，牵制了吴佩孚的部分军事力量，在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随后，杨虎城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旋改第十军)总司令，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国共分裂后，杨虎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翌年，杨赴日本疗养，他到处参观游览，考察日本的军事政治情况，接近留日进步学生，更加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归国后，杨权衡利害，弃冯(玉祥)投蒋，先后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陆军第十七师师长等职。中原大战期间，杨部被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七路，杨任总指挥。接着，他率部西进，于1930年11月占领西安，旋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杨主政桑梓期间，用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资送王炳南、潘自力、江隆基、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健、刘佛吾、郭则沉、韩鲁、原政庭、蒲克敏、亢心栽等进步青年出国深造。杨具有较深厚的民主思想，他提倡学术自由，扶持教育事业，曾创办了尧山中学和简易师范；并大力兴修水利、筑路、开矿、植树，为改变陕西经济文化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杨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一天天尖锐起来。蒋介石对杨虎城势力的百般限制、削弱，如策动杨的部下马青苑叛杨，抑制杨向甘、宁发展，又于1933年突然免去杨省府主席职(保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等，使二人之间的裂痕日渐加深。而自九一八以来，杨屡次向蒋请缨杀敌，却一再遭到拒绝。蒋的“安内攘外”政策误国咎深，一次次的屈辱妥协，更让杨悲愤异常。因此，每当蒋介石逼令杨虎城率部“剿共”时，杨的不满就会陡增几分。也由于历史上杨曾结识过不少共产党员，他本人又素具爱国民主思想，因而对“剿共”内战十分消极。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后，杨在杜斌丞建议下，曾派人赴川北与红军联系，后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1935年1至7月间，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陕南，杨部在蒋的催逼下进行“追剿”,先后被红军消灭了三个多旅。一再的惨败，使杨虎城认识到，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曾感慨地对部下讲：“我们再也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了，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
当东北军陆续西移之际，张学良于1935年9月中旬乘飞机入陕，初下榻于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后移居到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公馆里。此前，张学良与杨虎城各据一方，素未共事，现在两军同处蕞尔之地，难免发生猜疑与冲突。东北军浩浩荡荡开入陕西，对西北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加以带兵官自以兵多饷足，言行上不免有些骄气。而蒋介石在西安地区的特务，又故意煽风点火，散布谣言，挑拨两军不和。因而东北军一踏上三秦大地，与第十七路军吵闹、打架之事时有发生，有时几乎达到互相警戒、动武的地步。为此，张、杨两部的黎天才、高崇民、杜斌丞等人及第十七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人，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快使第十七路军消除了疑忌，张、杨在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等问题上开始有了共同语言。不过，东北军入陕之初，张学良还有些盲目乐观，以为用十几万人的东北军“围剿”不足万人的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当不费吹灰之力。孰料，当年9月间，劳山一战，王以哲部六十七军的一一○师几乎全数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10月，榆林桥之战，一○七师的六一九团又告覆亡。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1月间直罗镇一役，号称精锐的五十七军一○九师全部被歼，师长牛元峰毙命；继而在黑水寺战役中，五十七军一○六师又损失了一个团。仅仅数月间，东北军迭遭惨败，损失了两个半师，令张学良痛心疾首。一○九师、一一○师被歼后，张学良请求蒋介石补充武器、弹药，并给两个阵亡师长特别抚恤金各十万元，而蒋竟答称：“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由此，张逐渐觉悟到蒋介石调东北军“剿共”,是险恶的一石两鸟之计。正如他后来所说：“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增加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党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能动用 ‘和平’办法解决共党之念生焉。”⑤
10月底至12月上旬，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张学良带秘书应德田和侍卫副官刘令侠等前往上海，会见了抗日爱国将领李杜，并请李杜设法尽快沟通与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关系。返回西安后，张学良又密令王以哲注意在前线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去寻找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这时，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通过在红军中的参观学习，衷心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主动要求为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而奔走。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返回东北军王以哲部防地，王立即密电张学良，称高氏“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翌日，张乘自己的波音号座机飞到洛川，接见了这位红军派来的使者。高福源当即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他在苏区的见闻，并慷慨陈词：“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共产党和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说着说着，高福源不禁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起来。张学良和王以哲也都流下了热泪。最后，张学良当场指定高福源再去苏区，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进行商谈。1月16日，高福源到达甘泉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向李克农、彭德怀报告了见张的经过。中共中央遂决定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去面见张学良。2月25日，李克农与四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引导下，抵达洛川，见到了王以哲将军。此时，张学良因事要去南京，便电嘱王以哲妥为招待，可先商谈六十七军与红军合作的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留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六十七军参谋长)等达成口头协议，并决定经批准后于3月5日各自下达执行。协议主要内容为：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
二、双方同意恢复在鄜县(今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贸易；
三、肤施、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六十七军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
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之责。
此外，王以哲提出，被围困在甘泉县城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需要换防，要求红军不予阻拦；甘泉城十里内及鄜肤公路沿线，双方均勿驻军以策安全。李克农表示，同意这两项要求；六十七军则表示可送给红军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会谈期间，王以哲除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了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
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次日即飞至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双方在诚挚、友好、坦率的气氛中，就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张学良则提出了几个问题：1.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且蒋亦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就必须联蒋。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呢？2.抗日如何能取胜？ 3. 如何取得苏联援助？ 4. 红军抗日为何不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反而东渡黄河去阻力颇大的山西？李克农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解答，但在联蒋与进军路线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在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几位中选派一位全权代表，与他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会谈地点可放在肤施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将来中共还可派一位负责人常驻西安。
3月7日，李克农一行离开洛川，去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汇报洛川会谈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4月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密电张学良、王以哲：“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⑥前述张学良在上海曾托李杜寻找关系，与中共联络。3月，李杜电告张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即派高级参谋赵毅赴上海，把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介绍的刘鼎接到了西安，以顾问名义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3月中旬以后，张学良与刘鼎多次长谈，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为即将到来的肤施会谈作了思想准备。4月8日，周恩来一行抵达川口，因风雪交加，电讯中断。次日，张学良才自己驾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从洛川飞抵肤施。当晚，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清凉山下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做了诚恳的竟夜长谈。
会谈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意见；也赞成红军集中河北对日作战，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并说，一旦红军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与红军联合抗日。这样，双方全面合作问题基本上没有多大分歧。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张学良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蒋又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不把他争取过来，他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反对。周恩来解释说，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蒋介石集团参加，确实是个很大损失。以往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敌视人民，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退让。中共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主要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张学良接着说，据他回国两年的观察，蒋介石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 日本人给他难堪，他心中仇恨，也发泄过牢骚。蒋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但蒋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需要做艰苦的工作去扭转它。如果共产党在外边逼，他张学良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周恩来表示：联蒋之事非常重要，他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随后，双方就联苏、停战、通商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并讨论了如何打败日军和东北军自己培养抗日干部等问题。
10日凌晨4时左右，会谈结束，张学良与周恩来依依话别。临行前，张赠送《申报》60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并相约：“共同保卫中国。”肤施会谈，使张学良长期郁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从此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光明大道。会谈也对中共明确当时的形势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有所帮助。会谈后，张学良不仅切实履行了与红军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而且他私人还拿出2万银元和20万元法币，支持红军抗日。后来，中共中央也慎重考虑了张学良主张的逼蒋抗日的意见，制定了新的策略，逐渐放弃了“反蒋抗日”的政策。当年5月5日，中央中央发出《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电文中就没有反蒋的字句，而是“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要求“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⑦9月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⑧
当张学良在秘密联共的时候，杨虎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早在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就已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赴南京向杨建议双方合作。得到杨虎城首肯后，申伯纯又北上天津，南汉宸即提出六条意见：1. 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2. 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3. 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4. 甲方在可能的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5.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6.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
同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希望双方联合抗日。毛、彭在给杨的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12月中旬，汪锋与杨虎城及其机要秘书王菊人等先后三次会谈，消除了杨对红军的误会，初步确定了联合抗日救国的原则。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也秘密来到了西安，在九府街的止园与杨虎城晤谈。他们以前文南汉宸所提六项建议为基础，进一步协商了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合作的具体事宜，并达成四点协议：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互通情报。
3.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1936年2月初，汪锋与王世英离开西安，相偕经三原、淳化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述四点协议，又派王世英再赴西安，继续与杨虎城商谈双方停战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
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将留学德国的王炳南调回国内，专在杨部做联络工作。此时，在宜川至鄜县一线，第十七路军与红军已呈休战状态。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8月13日，毛泽东致书杨虎城，信中写道：“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⑨张文彬到西安后，与杨虎城开诚相谈，最后达成口头协议：1.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第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第十七路军食料。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协议确定后，张文彬即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给他委任的公开职务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从此，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关系也比较牢固地建立了起来，仅秘密交通站就相继设立了六处(三处在西安，另三处分设在淳化、宜川、洛川等地)。
1935年底到1936年的上半年，张、杨都分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走上了联共抗日之路。与此同时，张、杨之间经过长期的相互观察、接触与了解，以及两军中的共产党人及许多民主爱国人士的努力沟通，再加上他们彼此均有联合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愿望，有共同的遭遇和处境，共同的爱国意愿，共同的联共抗日要求，这一切，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两位将军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两军关系日渐亲密自不待言，即使张、杨之间也达到了坦诚相见、无话不谈的地步。
1936年1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由谢华任书记，徐彬如、李木庵等为委员。在杨虎城的掩护下，西北特别支部一面联络杨明轩、李象九、苏资深、刘文伯等上层人士，一面积极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活动。3月间，西北特别支部发起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会，后于6月初改名为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该年上半年，东北军内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宋黎等为委员。东工委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争取东北军迈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而东北籍旅陕人士高崇民、车向忱等人，也组织了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简称“东救”。上述组织在陕西城乡各地，采用种种形式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使西北群众救亡运动一时间热浪滚滚，高潮迭起。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离不开张、杨两将军的支持与保护。正如采访过张学良的尼姆·韦尔斯所说的那样，“当抗日运动在中国其他地区受到镇压的时候，在西安府，它却得到少帅张学良公开而积极的赞助，他这样做得到了士兵的支持”。⑩
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而陕甘内战前线却刀兵不动，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蒋介石的忌恨。1936年初夏，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等人秘密编成了宣传抗日的不定期刊物——《活路》的第一期，由第十七路军军需处印刷所在夜间突击密印，准备将来散发到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各部队中去。编者虽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此事还是很快被特务侦知，并报告了蒋介石。因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马志超、江雄风、曾扩情等估计，《活路》很可能是杨虎城的幕僚郭增恺编写的，故蒋介石乃密令：“着即将郭增恺捕送南京。”《活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紧急会晤，迅速查清了泄密的渠道，又安排高崇民立即离开西安，暂避一时。随后，蒋介石又一再严令张学良，务必要督师进占瓦窑堡。为了迷惑蒋氏，根据肤施会谈的协定，6月21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主动撤离瓦窑堡，退至保安(今志丹县),以使东北军“胜利”地“攻占”赤都。然而，此时的张、杨却在时刻关注着西南，准备随时响应“两广事变”。不久，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应邀作为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积蓄抗日力量。
也是在6月，张、杨在长安县的王曲镇联袂创办了军官训练团，分任正、副团长。训练团前后共办了四期，前两期仅训练东北军军官， 自第三期开始，亦训练第十七路军军官。训练团学员以两军中下级军官为主，训练内容最多的为政治课，着重抗日教育，军事课则主要学习红军的游击战术。7月底，张学良还在东北军内组织了以他个人为中心的抗日同志会。该会于9月初正式成立，推张学良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苗剑秋、刘澜波、何镜华分任行动部长、理论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抗日同志会初成立时仅有15人，后陆续加入者有七十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年轻的中层军政官员，他们对东北军内秘密抗日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8月间，张学良又在西安东城门楼上成立了学兵队，培养从平津及其他城市来的进步青年，人数约有三百七十余人，准备将来派到各部队做政治工作。此外，张、杨还分头派人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商谈逼蒋抗日问题；又在西北着手储备军用物资，筹建兵工厂、医院，兴学并延揽人才，决心把西北建设成为抗日的大本营。
7月以后，广东陈济棠反蒋失败。蒋介石一方面继续设法对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张、杨的监视与控制。8月下旬，根据江雄风的密报，蒋介石电令逮捕“共党分子”栗又文、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四人。29日下午3时左右，陕西省党部的便衣特务在西北饭店逮捕了马绍周，押送至省党部。栗又文已于25日乘飞机去了新疆，刘澜波、孙达生平时住在新城坊15号的刘多荃公馆，门卫森严，特务一时竟无法下手。马绍周被捕后，特务正在马住处搜查，适参秘室科员关时润来西北饭店找宋黎、马绍周，特务误以为关也是学生(关着便装),遂一并扣送省党部。不久，宋黎从外边回来，亦被拘捕，准备押送到省党部。途中，恰好遇着绥靖公署宪兵巡逻队，宋黎乘机大喊：“土匪绑架！”巡逻队中有人认识宋黎，特务捕人又未带逮捕证，巡逻队长遂强行将两名押送特务与宋黎带至十七路军宪兵营看管。杨虎城获讯后，立即通知了张学良，张派卫队二营的孙铭九迅速将宋黎接到了张公馆。此时，张学良已得知马、关被捕送到了省党部。大怒之下，他用电话召来了省主席邵力子，声色俱厉地问道：“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由于邵力子确实不知此事，张学良便又召集总部调查科科长江雄风、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省警察局长马志超及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询问此事根由。此外，张学良已令副官长谭海速调驻王曲镇的一○五师一个团，跑步入城，配合卫队营全城戒严，包围了省党部。当晚11时，谭海率卫队营一个连的士兵，冲进省党部，搜捕了行动队长，查抄了机密档案，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二人。
为了应付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曾一度把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关押在军警督察处，后由省党部、省警察局、宪兵团、政训处派人会审。不久，刘、马、孙三人又被转移到东北军军法处，9月中旬即予以取保释放。
国民党特务抓人的那天，即8月29日，按当时拍发电报的惯例，代日韵目为“艳”,故此事亦称之为“艳晚事件”。陕西省党部奉令捕人，却受到张学良干预，并遭查抄，故国民党中央党部很快电责张学良为非法，张则复电称自己秉公办案，他是以中央执委和“剿总”代司令地位行事的。不久，张学良派莫德惠偕吴家兴专程南下，向蒋介石报告此事原委。蒋因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务，焦头烂额之际亦无暇过多追究，一场轩然大波表面上暂告平息，但实际上蒋、张之间的矛盾，已逐渐公开化了。
9月以后，红二、四方面军已北上入甘，两广事变也大体处理就绪。蒋介石乃于10月22日飞至西安，部署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以完成所谓“八年剿匪之功”。而此时的西安，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响遏行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官兵普遍憎恶“剿共”内战。当蒋介石召见时，张学良表示，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内战，希望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杨虎城则表示，他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请委员长深思。蒋执意要推行其“剿共”大计，便决定向军官团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
10月27日上午，在张、杨陪同下，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他强调说：“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 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会后，军官们议论纷纷，大部分人对此表示不满。
10月29日，蒋以避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多月，做了一系列“剿共”部署。他调集嫡系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驻扎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沿线，随时准备向西北进发。他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以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机场，要求能供100架轰炸机战时应用。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又先后查封了十四种进步刊物；蒋还电令傅作义迅速结束绥东战争，“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
眼看着一场大规模的“剿共”内战即将爆发，张学良为之忧心如焚。10月30日，借祝寿之机，张学良单独见蒋，苦苦谏诤，要求释放“七君子”,请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救亡；并一再申明，“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除抗日外，别无他途”(11)。蒋闻言如雷霆震怒，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11月1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蒋不点名地训斥张学良，说什么“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会后，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对何柱国说：“不知内容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幕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后来张学良回忆说：“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 自伤饮泣……”(12)当天，张即登机返回西安，表面上不再谈联共抗日之事，但争取蒋抗日的初衷一丝未改。11月4日，张与晏道刚飞往兰州，与驻甘肃的绥靖主任朱绍良及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商谈“剿共”事宜，实则另有安排。张学良自己称：“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13)
斯时，援绥抗日之声充满三秦。11月27日，张学良电蒋请缨，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14)。蒋介石却认为“全国抗日的时机未至”(15),未允其请。12月3日，张学良只身飞往洛阳，再次请蒋释放“七君子”,蒋则断然拒绝。至此，张与蒋的政治冲突，已然势成水火。翌日，蒋介石乘火车至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临时行辕，分别召见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求他们服从“剿共”命令。同时，蒋又准备了两个方案，逼迫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由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东北军调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两省，由中央军去“剿共”。显然，对于绝不想打内战、又与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局面的张、杨来说，这两种方案都无法接受。张、杨既已被逼上梁山，只好商定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内战。他们的对策是，除抗日作战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先下决心尽力说服蒋停止内战，如果善说无效，第二步就“硬干”,采取军事手段，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哭谏，希望以至诚爱国之心来打动蒋氏。双方争辩长达三小时，最后蒋勃然大怒，拍案狂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从华清池回到西安，张学良建议杨虎城再去劝蒋，做到仁至义尽。杨对蒋说，抗日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大敌当前，不宜再对内用兵。蒋依然固执己见，认为有把握消灭红军，并让杨放手撤换第十七路军中不愿“剿共”的军官。这样，张、杨与蒋的矛盾已无法缓解，要团结抗日，就只有硬干，走兵谏这一条路了。
12月8日，张、杨经过密商，初步确定了兵谏计划：东北军负责捉蒋并警戒西安到临潼沿线，第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控制火车站等；具体行动日期要根据形势和准备情况再定。翌日，西安形势异常紧张，蒋准备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其军政要员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朱绍良、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钱大钧、邵元冲等已先后云集西安。中央军约十万人由刘峙指挥，正沿陇海线向西推进，渐次集结在洛阳与潼关之间；万耀煌的二十二军控制了西北交通咽喉咸阳；胡宗南部正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65架作战飞机也已调到了西安和兰州。局势之严重，可谓一触即发。而这一天，正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万余名大中小学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口号，先后到西北“剿总”、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队伍行进间，有警察开枪，流弹打伤了一名竞存小学的学生。消息传开后，群情激愤，学生遂整队直奔临潼，准备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闻讯，打电话令张学良严加制止，“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16)!张学良急忙驱车赶至灞桥，劝说学生回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学生们放声痛哭，表示宁愿为救国而牺牲，也绝不愿当亡国奴。一时哭声、喊声连成一片，撼天动地！面对这种凄惨和悲壮的情景，张学良及其随从人员无不热泪涟涟。张学良强抑住悲伤，声泪俱下地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学生们见张态度十分诚恳，这才同意不去临潼，于傍晚整队返回西安。当晚，张向蒋介石报告了学生的要求，蒋竟怒斥说：“你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
10日上午，张、杨商定：当天准备，11日夜半发动兵谏。11日上午，张按预定计划带领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去华清池见蒋，名为请训，实则让刘探察道路和地形。下午4时，张与蒋谈话结束后，即令担任华清池保卫任务的卫队营第一营营长王玉瓒随其回城，向王下达了活捉蒋介石的命令。11日晚，张、杨联名宴请来陕的南京军政要员。宴毕，约10时左右，张、杨各在自己公馆，安排当夜的军事行动。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董英斌、鲍文樾、吴家象、洪钫、卢广绩、黎天才、唐君尧、白凤翔、米春霖、黄显声等开会，宣布了兵谏决定，然后对具体行动作了安排。杨虎城也召集其主要将领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作好了在西安同时行动的部署，杨并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袭占潼关，命警备第三旅袭夺咸阳。
夜12时后，张学良率领其文武大员十余人来到新城，与杨虎城一同坐镇指挥，并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人起草通电文稿。
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负责捉蒋的东北军外线部队很快在临潼骊山附近包围了华清池。6时整，卫队一营一个连先行解除了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随后冲向二道门，与紧随而来的卫队二营先头部队发起攻击。霎时，枪声大作，蒋的卫队三十余人拚死抵抗，终无济于事。很快，刘桂五、王玉瓒、孙铭九等人冲入了蒋的住所五间厅，室内却空无一人，但见蒋的衣帽、斗篷放在床边，假牙、皮包仍在桌上，被窝尚有余温，汽车停在库里，估计未逃多远。这时，有一名士兵发现后墙里有一只鞋，经报告西安后，张学良下令搜山。于是，王玉瓒、孙铭九分率卫队一、二营士兵从左右两侧上山搜寻。早8时许，终于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发现了冻得索索发抖的蒋介石。由于蒋在黑暗中爬墙逃跑时，跌伤了脊背，士兵们便把他架下山来，由谭海等“护送”到西安新城大楼。
临潼方面打响后，西安城内的第十七路军也马上行动了起来。城防司令孔从周率警备第2旅、炮兵团和宪兵营顺利解除了城内外中央系统零星部队的武装，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银行、邮电局等；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包围了西京招待所，扣留了住在那里的蒋系军政大员十余人，其中邵元冲企图越墙逃逸，被士兵击伤，送医院不治身死。此外，“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和省主席邵力子等，也被看押了起来。
兰州方面，12日凌晨张学良密电解方，由五十一军突然发动，当晚拘留了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等主要官员，解除了朱绍良部两个团的武装，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12日凌晨，张学良还密令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要其率部迅速占领洛阳并封锁机场。不料，黄却拒绝听命，并向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告密。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在接到杨虎城令其袭占潼关的密电后，一面佯称“事先无备”,拖延不动，一面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致使中央军第二十八师董钊部得以抢占了潼关，对西安构成了威胁。
西安扣蒋，犹如晴空霹雳，震惊了神州大地，响彻了五洲四海。一时间，社会舆论纷纭歧出，各种见解蜂拥而至，猜测、谣诼亦纷至沓来。为了说明此次事件的真相及发动者的政治主张，张、杨在当天上午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征流等叩文。”(17)
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要求，各派爱国力量因此而无不欢欣鼓舞。事件发生后，西安“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18)。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短短三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五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往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多达千余件。
12日晨5时，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内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其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解决事变的大计。为了争取南京政府当权者的理解与支持，实现和平解决事变的宗旨，张学良又分别致电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致孔祥熙电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19)致宋美龄电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20)致宋子文电谓：“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21)。同时，张、杨还先后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等各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元老，或说明兵谏真相，征求意见，或请对方“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或晓以大义，寻求支持。
扣蒋成功后，张、杨逐次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军政措施，以实现其救国主张。12月14日，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为参谋长。17日，该委员会通电全国，宣布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副之，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何宏远分任第一军团骑兵、炮兵指挥官，集结待命北上。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将原来的两个卫队营扩编为特务团，以孙铭九为团长；另以新组建的两个团为骨干成立了抗日先锋队，孙铭九为总队长。同时，调集兵力，增强了西安东、西两翼的防御力量。政治方面，解散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改组陕西省政府，以王一山为民政厅长，并暂代省政府主席职，杜斌丞任省府秘书长，续式甫、李寿亭、雷葆华分任财政、教育和建设厅长。另设立两个幕僚机构：一是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洪钫、卢广绩、应德田、王菊人、南汉宸、苗剑秋等组成，高崇民为召集人，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问题；二是参谋团，由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等组成，何柱国为召集人，负责研究一切军事问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部队政治工作也有所加强，东北军方面取消了原政训处，改设政治处，以应德田为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民运、总务四科；第十七路军也增设了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科。12月13日，张、杨下令释放全部政治犯，包括被俘的红军人员。经济上则封存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所银行在西安储备的银元一千五百余万元。宣传方面，成立了由郭维城、宋绮云、王昭等组成的宣传委员会，接管了《西京日报》,改名为《解放日报》,还接管了广播电台，积极宣传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抗日主张。
为了使西安军民、全国各界以至世界人民明了事变真相，澄清谣传，消除误解，张、杨曾多次发表讲话。12月13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讲话；14日和15日，张、杨又分别在电台发表讲话；16日，西安革命公园举行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张、杨均作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此外，16日张、杨还发表了《告将士书》;张学良又致电路透社、《泰晤士报》记者；19日对外国通讯社发表谈话等。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后，国际和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基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对事变的反应也错综不一，从而使当时的局势呈现出混杂而又紧张的状态。在国际舆论上，苏联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真理报》和《消息报》连日发表社论、评论，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的报道，对事变的性质和目的也判断错误。如在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内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当天的《消息报》也指责张、杨八大主张，“仅属发动之烟幕。实际为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又说：“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御侮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国。”张“以反日运动为投机高揭反日旗帜，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22)。16日，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19日苏联驻中国代办斯皮里瓦尼克发表声明，以相同的内容，声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来……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的态度，使张学良深感意外，为此他心里十分难过。
事变发生后， 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12月14日，日本陆军省在《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又说：“稍微看一下张学良的起兵声明便知，恐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在此形势下，要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之手段。”(23)同一天，日驻华总领事须麿会见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宣称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以援助”。日外相有田也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19日，有田对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称：“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23日，日本首相广田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表示：“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英、美两国为了维护其在华权益，一向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事变期间，因情况不明，英、美也曾指责张、杨是犯上作乱，是“叛变”、“兵变”等，但在总体上支持和平解决事变。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驻华大使休格森电中称：“我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能得到保障的话。……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 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后来，英、美赞同宋美龄等人的救蒋活动，英商汇丰银行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借以稳定上海金融市场等举动，都反映了英、美对解决事变所持的基本态度。
德国中央社柏林15日电称：“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由于其对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企图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云。”(24)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则致电张学良称：“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云。”(25)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当局的最初反应是震惊与混乱。国民政府诸要员，“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在应变问题上，主张和平处理与军事讨伐的两种意见，一时竟相持不下。12日下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自己寓所邀请在宁的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伧等认为，张、杨“劫持统帅”,为“维护纪纲”,自应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李烈钧、孙科等则认为，从蒋介石的安全考虑，应先弄清情况，想法说服对方，如立即出兵，恐会引发内战。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那时的空气是紧张，情形是悲愤，许多年轻的中央委员，平时盛气虎虎的，到了那时，不知如何是好，多数缄默不作声。到底还是戴季陶先生首先站起来，演说一番大道理，结论是主张明令讨伐，这个提议，在一致沉默和悲愤之中，全体通过。”两会一致决议：“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还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27)另外，国民党中执委决定，13日急电在德国养病的中政会主席汪精卫，敦促其迅速回国。汪接电后表示，“事变突起，至为痛心”,“为国家计，为同志关系计，均不能一刻淹留”。遂乘车赶赴意大利热那亚候船，于22日启程东归。
事变爆发当天，孔祥熙与宋美龄正在上海。当晚8时，何应钦给孔祥熙打来长途电话，说“得军事密报，谓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并嘱孔“就近通知蒋夫人”(28)。当晚，孔与宋美龄乘火车返京，于13日晨7时抵宁，何应钦即向孔报告了昨夜两会上的意见分歧及所作的决议。宋美龄为蒋的安全着想，对决议十分不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商量余地，认为(是)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29)孔祥熙亦认为，解决事变不能“纯以力施”,必须“出之以智取”,即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综合运用，对张、杨“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从而达到“兵不血刃迅速敉平”的目的。这样，宋美龄在幕后大肆活动，反对讨伐；孔祥熙、宋子文及一些元老公开倡言和平营救。14日，孔祥熙在自己公馆召集了一次最高级会议，大多数人转而主张先和平救蒋，和平无效，再行武力讨伐。此时，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已有直接电报往来，经过磋商，南京方面决定让与蒋、张私交均颇深的澳大利亚人端纳赴西安，先行探明情况。14日，端纳与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飞至西安。入城后，端纳会见了张、杨两将军，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张、杨的意图，然后去见蒋介石。蒋自被扣后，一直震怒异常，拒绝与张学良交谈。张、杨为了安全起见，曾劝蒋从西安绥署移住到高桂滋公馆，蒋也坚不同意。端纳来后，对蒋耐心解释了张、杨的主张，并称张、杨绝无加害之意，只要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仍拥护蒋作领袖。随后，端纳递上了宋美龄给蒋的一封短信，内称：“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只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目下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望兄为国珍重。”(30)蒋见信后大哭，态度也逐渐有所变化，并同意迁入高公馆居住。
15日下午，端纳飞回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去西安的详情，着重说明了张、杨的善意与蒋的安全，表示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宋则请端纳再返西安，请蒋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16日，国民党中政会再次开会，决定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马上部署第二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第七十九师及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调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中央军先头部队在潼关前线也已开始进攻，威逼赤水。当天，端纳再入西安。此时蒋“对于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主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坚持”,也已允许张、杨“同他商谈抗日的问题”(31)。经商谈，决定次日派蒋鼎文携蒋介石手令飞回南京。手令曰：“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32)停战三天期满时，经宋美龄等人一再争取，19日，孔祥熙、何应钦、居正、孙科、宋子文、叶楚伧、王宠惠等会商决定：(一)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赴西安救蒋；(二)将对西安方面的停止轰炸期延长到22日。这个决定，反映了国民党中央主和势力逐渐占居了上风，西安事变终于迎来了和平解决的曙光。
中共中央在12日接到张学良电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当天，中共中央复电张学良，建议张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并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张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翌日，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张学良： 目前应“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同时“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一旦“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3)。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发言时说：张、杨兵谏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但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应“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以抗日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15日，毛泽东、朱德等15名红军将领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西安兵谏“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希望宁方采纳张、杨八大主张，倘能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34)。但该电中也提到，“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此前在苏区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均有人主张“审蒋”,“交付给人民审判”,反映出中共中央在处置蒋氏个人问题上，前后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飞抵西安。当晚，在欢迎宴会之后，张学良与周恩来长谈到深夜。张先介绍了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并表示现在逼蒋抗日最有可能，只要蒋氏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作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的爱国热忱，表示同意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