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宪国民大会的召开

1947年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虽然宣布宪法已经生效，但事实上只是一纸空文，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围绕着行宪的问题，政治上的纷扰，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一方面国大代表退让问题，遭到通过自由竞选当选的国民党籍国大代表的强烈反对，国民党中央一再提出妥协方案，均未能说服他们让出代表名额。一方面立法委员选举的纠纷接踵而来。鉴于国大代表选举的教训，国民党中央加强了立法委员提名的审查，并且规定办法如下：“(一)各级选所委员，各政党均有人员参加，关于签署提名立委候选人有无党籍，应由各级选所抄录名单，先送各党各省级党务机关审查，取具正式公文附卷。(二)如确系政党党员，未经政党提名而自由竞选时，应受政党提名补充规定之限制，不予公告。(三)如受政党提名补充规定限制之立委签署候选人，虽经公告，亦应予以撤销。”^[1]1948年1月21日到23日，举行了立法委员的选举，尽管国民党改善了立法委员的提名让予方法及投票办法，但舞弊事件和让予纠纷，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依然未能避免。
3月18日，国大代表开始报到。但是，国大代表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是日，陈立夫、张厉生、谷正纲同签署提名国大代表当选人代表马文车、盛紫庄、翟宗涛等会谈，劝他们退让，但遭到拒绝。据说，当时签署提名当选的国大代表有600多人，必须以党让党的有170多人，已经取得协议的有37人，也就是说尚有130多人的代表权问题还没有解决^[2]。19日天还没亮，马文车等50多人就到内政部等候选举总所主任委员张厉生，要求发给当选证书，以便到国大报到。僵持到晚上9时半，他们又离开内政部到陈立夫公馆等候，待陈回家，直谈到半夜也无结果。20日，代表们对外界表示：“我们今后的态度是不退让，不妥协，不请愿。我们的办法是：(一)全体到京，依法报到，参加大会，驱逐非法代表；(二)加紧团结，不受各个击破；(三)以脱党救党；(四)组织真正的民主宪政集团；(五)拥护蒋主席戡乱建国。”^[3]陈立夫、吴铁城等一度准备向代表们让步，但民青两党国大代表鉴于代表权纠纷，正在商讨对策，没有一人前往报到。25日，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面和部分代表见面，希望他们“体认革命环境，互让互谅，牺牲小我，顾全大局”^[4]。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在民选原则和政党协议之间，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27日，他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总裁的双重身份发表声明，进行裁决：“兹当国民大会开会之前夕，若干代表当选资格，因政治与法律观点之不同而尚未解决者，余乃负责予以解决。余以为本党同志相互间的问题，应依一般选举之通例，使得票比较多数者当选。至本党同志与友党候选人之间的问题，则应以政治方式为解决。本党同志应本于尊重政党协议与政党提名之精神，放弃其当选资格，俾友党候选人膺选。惟有如此，始能符合召开国民大会之宗旨。”^[5]28日上午，蒋介石约见民社党的徐傅霖、青年党的余家菊，保证三党合作，并望民青两党国大代表能于28日开始报到。午后，国、民、青三党代表在孙科公馆继续会商，达成协议：(一)民社党名额由260人减至202人，青年党名额由300人减至230人。(二)两党在京代表应于28日晚先行报到^[6]。青年党发言人就此发表声明：“至于本党所坚持之国务会议关于政党提名补充规定，及党与党间之协议，业经蒋主席郑重宣告执行，故本党决然参加国大，以襄盛举。”^[7]
但是，被蒋介石要求退让的代表，依仗着“民主政治”的护身符，依然不肯屈服于领袖的权威。28日晨，他们分三组向各方请愿，杨翘新等二十多人宣言要“以绝食争取民权，维护宪法”。9时半，他们到达国民大会堂，进去10人之后，警卫发现情况不对，即阻止其他人进入。这十人进入国大会堂之后，即开始绝食。另一当选代表赵遂初则买了棺材，扬言要在国大开会时，在会堂门口自杀^[8]。弄得当局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交给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处理。孙即选拔精壮干练人员数十人，并预为觅定房间数十间，备好汽车若干辆，迨至深夜时，乃强行婉劝他们离开国民大会，每车派二人，分别护送至预定处所，使之隔离休息^[9]。第二天的国民大会才得以开幕。这场绝食斗争纷扰了二十多天，给这届国大抹了一脸的灰。
随着国民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总统和副总统选举问题，又露出了新的纷扰的端倪。按原定日期，国民大会应于1947年12月25日召集，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自当在此以前作好充分准备。但事实上，到是年底，无论是人选问题，还是选举办法问题，国民党都尚未准备。新年一过，国民党内桂系集团领袖、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开始表示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1月8日晚，李宗仁在北平宴请外国记者，发布了竞选意向。据报道：“李曾对人说：蒋先生要好太切，脾气太躁，不免欲速则不达，我愿意为他帮忙。他相信蒋主席定为总统，所以决竞选副总统。某记者问，这样是否将离开华北，李氏幽默答称：作了副总统，坐镇华北，岂不更好？”^[10]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得悉这一消息，竟十分兴奋，于11日写信给李宗仁，抄录了自己从前做的《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第一章：“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并表示：“我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李宗仁得到胡适的鼓励，于14日即复信胡适，反劝他加入赛跑，“参加大总统的竞选”,并认为“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11]。胡适的政治判断力，虽然一再遭到他的好朋友傅斯年的批评和校正，但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并无长进。一个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只是一种象征，按例就不是政治竞争的重要目标，何况区区副总统。胡适对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所包含的违宪的政治结果，也就是说，蒋介石将预定为一个实权总统，而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竟茫无所觉，还要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表示祝贺，他对宪法、民主和法制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胡适鼓励李宗仁个个争先，他自己却并不打算身体力行。15日，他对记者说，“我从没有作竞选总统的打算和考虑”,并主张“总统应由政党的代表产生出来”^[12]。其实，胡适如果主动参加自由竞选总统的活动，倒是可以给这次竞选活动增加一些活力的，也可以避免后来在他当“总统”的问题上给他人作猴子耍。
总统候选人问题尚未明确，副总统竞选活动倒开始热闹起来。于右任、程潜、孙科等都有各方面人士推举参加竞选副总统，不过，他们本人的表现好像还不如助选集团来得积极。谦让是中国的美德，公开的竞争，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区区副总统，要兴奋起来，也不容易。正如李宗仁所说：“我是个乡下姑娘，到城里来也想自由恋爱，但究竟不太习惯。”^[13]3月14日，孙科还在对记者说：“直至今天，　没有决定参加竞选，也没有决定放弃竞选，因为在党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决定办法以前，我个人未便有什么表示。最近李宗仁先生来信问我的态度，我也这样答复他。”^[14]直到国大代表开始报到之后，正式的竞选活动才开始。3月20日，李宗仁的助选班子才在上海召开了上海各界拥护蒋主席竞选总统、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大会，由杨虎任主席，得到上海名流和工商界有力人士，如颜惠庆、陈光甫、杜月笙的支持。22日，李宗仁从北平乘军用飞机到达上海，进行竞选活动，当天即在国际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自我介绍，“目的在倡导民主政治的作风，他如能当选，必以三十多年来从政治军的经验，辅佐未来的大总统，一定对戡乱刷新政治有很大帮助”,并表示政见说：“行宪后的政府，应由前进分子组织，也就是说，应以人才主义代替党派关系。”^[15]23日，李宗仁又表示赞成自由竞选^[16]。这时候，于右任、程潜、孙科的竞选活动也先后展开。25日，孙科正式招待记者，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孙科原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为主席蒋介石的副手，竞选副总统又系蒋的授意，等于以原来的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的班子参加行宪政府的竞选。所以，孙科公开宣布说：“我要是放弃副总统的竞选，就对不起蒋主席了。”^[17]续后，莫德惠(代表东北人)、徐傅霖也加入了竞选副总统行列，居正则象征性地表示要竞选总统。
蒋介石作为一个独裁者，事无大小总要亲自过问，精力分散，而又异常辛苦。尤其是战争屡屡失利，军务倥偬，他又年过六十，深感力不从心，为此曾埋怨部下说：“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以为统帅部对各级将领限制太多，拘束过严，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一般将领能够彻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的话，那我何至象今天这样的辛苦？”^[18]张群也说：“领袖无论在清晨，或午夜，有时甚至通宵，时时均有电话，或是接前方报告，或是给前方指示，不但在政治上要日理万机，而且还要管军事。这种忧劳的情形，自己多年来在中央服务，侍随左右，当然晓得。但再没有比这次到行政院后更为清楚。”^[19]本来，无论行什么宪，都不可能动摇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显然，在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对总统、副总统竞选问题，在事先并不十分在意。国大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才不能不来考虑总统、副总统竞选问题，这时候他才发现，一堆麻烦事已经摆在面前不易清理了。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当总统还是当行政院长？二是总统、副总统由政党提名还是自由竞选？三是自己当总统，谁来当副总统？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举行开幕式，秘书长洪兰友作开幕前报告。这届国大，法定人数3045人，依法选出2908人，至29日，报到1694人，是日出席1639人。一部分代表正在途中。蒋介石致开幕词，他强调：“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对于大会本身的任务，他作了限制：“这次国民大会是行宪的第一届大会，宪法甫告施行，利弊得失之所在，还没有具体的经验可供修改的参考。因之，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20]
蒋介石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反对。张知本认为：“现行宪法绝对有修改之必要，如强制不准修改宪法，则事实上已违宪……个人认为代表现有之职权乃有名无实，代表仅以六年一次之集会，为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之象征，实觉空洞，无妨仿照过去参政会驻委会之机构，成立国大驻委会，以三千代表每五百人轮值一年。”^[21]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选举和召集国大代表，只是为了选举一个虚权的总统和副总统，这样的国民代表大会，自显得多此一举。但立法原意，在非国民党派系方面，原担心国民党借人数众多、无法议事的国民大会，以贯彻其一党专制之实，因此，为贯彻议会民主制度，妥协地架空了国民大会的权力。所以，张知本等人重新扩张国大权力的要求，自然遭到其他派系的反对。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于4月30日散发的小册子《国民大会走到那里去》中指出：“试问以数达三千以上之代表，怎能集合一堂以讨论国家大事——立法原则或复决法律？以会期一年一次或数年一次的集合，又怎能以举监督政府之事呢？……故现行宪法的设计，有他匠心独运之处，并不是不合理的。”为现行宪法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