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 ·悲愤诗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 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 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䒮䒮䒮䒮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
在建安诗坛上，蔡琰与“七子”相颉颃并以才华著称，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博学出众的女诗人。她的作品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一卷，但保存下来的只有三首诗。一首是五言《悲愤诗》，一首是骚体《悲愤诗》，还有 《胡笳十八拍》。前二首收录在 《后汉书·董祀妻传》中，《胡笳十八拍》收录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由于蔡琰的生平不详，所以后人对这些作品的真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并引起了争论，特别是后一首，研究者多不相信。就目前蔡琰生平比较可信的材料及诗歌的内容来看，五言《悲愤诗》可断为是她的作品。这首诗情节生动、感情真挚，若没有亲身经历、切身感受，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诗坛上一篇杰作。它长达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诗人从匈奴回归故土后，再嫁董祀痛定思痛的作品。诗中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流落异乡所产生的怀念故土、思念亲人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篇由血泪凝成的诗篇。
全诗共分三段。
第一段从篇首到“乃遭此厄祸”，共四十句，主要写汉末大乱及诗人被虏入胡的情形。
开头八句，诗人写自己遭难的历史背景。东汉末年，皇帝失去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宦官、外戚相继把持政权。公元一八九年，汉灵帝死后，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和袁绍等人召董卓带兵进京都洛阳，以此达到威胁太后，制服宦官的目的。董卓到来以前，何进谋泄身亡，宦官段珪等挟持少帝和陈留王出京，董卓闻讯赶到，在北邙山劫住少帝和陈留王。于是董卓引兵到洛阳，杀了何太后，立刘协为汉献帝，控制了中央政权。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州郡联合起来，讨伐董卓。董卓要迁都长安，并杀掉周珌、伍琼等一些忠良之士，焚烧了洛阳，从此形成了长期的军阀混战。这段动乱的历史背景，正是诗人遭难的根源，接着十四句，写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等所带领的部队，出函谷关，东下陈留、颍川诸县，到处杀掠及自己被虏的惨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部下李傕、郭汜出兵关东，大掠陈留、颍川，蔡琰家正在这里。李傕、郭汜一伙来势凶猛。军中多勇猛，强悍的羌胡人。他们或在田野作战，或包围城市，所到之处，无不惨遭杀掠。“斩截无孑遗，尸骸相牚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这是当时横遭浩劫的真实写照。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记载，“尝遣军到阳城，适值二月社，民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雒。”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目不忍睹的惨景！ 诗中虽未言及诗人被俘，但在“马后载妇女”一句中，就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暗暗地交待了出来。正如清何焯所说： “ (董卓) 以牛辅子壻，素所新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击破河南尹朱
于中牟， 因略陈留、颍川诸县，杀掠男女，所过无复遗类。文姬流离当在此时。”(《义门读书记》)诗人此时被俘是毫无疑义的。
诗人被俘后被迫离开故土，“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两句，逼真地描绘出自己被俘后，在险阻的路途中，回首望故乡，渺远迷茫，极为悲伤的情状，读之，真是催入泪下！从“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八句，描写被俘者在入关途中的遭遇。被掠之人有成千上万，那些掠夺者不准他们聚集在一起，即使是骨肉至亲在一起，也不敢说话。如果稍不留意，就会遭到痛骂和毒打。被俘者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欲生不可。对此，诗人悲愤交加，无奈呼天唤地而问：我们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遭此灾祸？这既概括了被俘者在路上遭受的折磨、诗人悲愤的心情，同时也衬托出“卓众”的残暴。
从“边荒与华异”到“行路亦呜咽”四十句为第二段，叙述了诗人在胡地对故乡及亲人的思念之苦和迎归的悲喜交加的心情。这一段开头的十二句，描写在胡地的生活和对祖国家人的思念。边荒，边远之地，这里指南匈奴。胡地是“人俗少义理”之地，加之风大、霜雪多、一个纤弱女子，从中原被掳到这风俗野蛮、缺少义理的边远之地，举目无亲，在这种环境下，怎能不思念父母乡亲！因此，她常常悲哀叹息。在这远离中原的胡地，会见父母已是不可能，当听说有人来到南匈奴也是非常高兴的，所以赶紧上前去打听亲故的消息，但客人又不是同乡里的人，致使诗人变希望为失望，变高兴为悲伤，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继而，诗人描写自己得知回国时的高兴心情，平时所思念的事情就要实现了，这是何等的欢喜！可是，又要抛下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将是“永乖离”，母子连心，情思难断，又是何等的痛苦！特别是当儿子抱着她的脖子，说出一番责备的话语时，更使她五脏俱焚。“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常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孩子依恋母亲的情状，句句话语，都刺痛着慈母的心。诗人内心好像崩裂一样，简直要发狂变痴。她伤心和痛哭流涕，用手抚摸着儿子，但她终于还是割舍了母爱，决计离开胡地，离开未成年的二子，回归故里，可当车子就要启动时，她又迟疑起来，不忍离去。这一段描写感情真挚深刻，尤为动人，可谓是“最为文章妙诀”之处。关于蔡琰还归之事，曹丕在 《蔡伯喈女赋》序中云：“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择玄璧于匈奴赎其女还。”可见，蔡琰所写，乃是自己亲身经历，因而深切感人。
车子就要启动，马上就要离开胡地了，对此，诗人既写了别离自己亲骨肉的依依不舍的情状，又叙写了难友们送别时的悲痛场面。在这远离故土的异乡，还有同诗人一起被掳、流落到南匈奴的“同时辈”，当他们看到诗人就要返回故乡，同亲人团聚时，联想到自己返归无期，因此更加思念亲人，悲叹自己的命运。分别时的哀叫之声，使人心肝摧裂。这种哀怨之情真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连马也为之不行，车为之不转，观者和行人也都“歔欷”、“呜咽”起来，使人感到天地变色，鬼神哀泣。可见，诗人承受着多么巨大的悲伤！ 这里的一字一句，都是诗人由内心进洒出来的血和泪。
从“去去割情恋”一直到篇末二十八句为第三段，描写归途及回到家中的所见所感。开始六句，写在归途中仍为割断母子之情而悲痛难忍的心情。诗人别子而去，上路疾行，随着车轮的滚动，离开儿子越来越远，念子之情可想而知。再加上中原与南匈奴“悠悠三千里”，别亦难来见亦难，山高路远，母子后会无期，一路之上，她怎能忘掉“出腹子”?真是肝胆俱焚，难以忍受。这自然是上文思想感情的继续和发展。诗人这样安排和叙写，合情合理。接下来的十六句，描写她回家后看到的惨景。回到家中，方知家人既绝， 又没有远亲旧朋， 只有“䒮䒮䒮䒮对孤景”， 见到的只是城郭变为山林，院庭中杂草一片，白骨纵横，野兽嗥吠，四顾无人，满眼都是战后萧条、凄凉的残破景象。这与她热切盼望和亲人团聚的心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她肝胆俱焚，神魂飘逝，几不欲生，在众人的劝慰下，才勉强活了下来。但又有什么乐趣呢？后来“托命于新人”，嫁给董祀，这并没有使她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因为她想到自己 “流离成鄙贱”，所以 “常恐复捐废”，终日惴惴不安，落落寡欢。悲哀和痛苦就是这样不断地、重重地向她袭来。诗篇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来收束，给人以言尽而哀叹不止之感。
总观全诗，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满腔悲愤，笔端饱含血泪。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叙写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惨痛经历，而且通过对个人遭遇的描述，再现了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全貌，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对广大遭难群众的同情，因而使这篇诗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使之千百年来紧扣广大读者的心弦。
这篇诗艺术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首先，诗人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叙事抒情。此诗叙事抒情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诗人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且把现实生活中最能反映社会本质的，最有代表性的事实摄入作品之中。文学作品中，反映军阀混战的内容很多，但像《悲愤诗》这样只用“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详”八句，就把汉末动乱的社会全貌再现出来，还是不多见的。又如“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二句，深刻地揭露了董卓部下到处杀人抢掠、无恶不作的罪恶，同时，又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作者就是这样，抓住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加以艺术的再现，既表达了自己的内心的感情，又揭露了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所以这首诗的真实感极强，也感人最深。
其次，细节描写也极为突出。写在异邦的思念之情，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自己的痛苦、思念亲人故里，而是通过“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的细节描写，来表现对祖国和亲人的感情及其得不到消息后的绝望心情。“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二句，把别子时的巨大母爱及心理矛盾细腻地刻画了出来。“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等逼真地描绘出告别时悲怆动人的场面。这些细节描写，极为生动，对塑造诗中的主人公形象，表现诗歌的主题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通过矛盾冲突来揭示内心世界。本诗不断地用矛盾冲突来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当诗人听说“有客从外来”，这对于一个沦落异邦的人来说，自然是一件喜事，“迎问其消息”，但诗人得到的却是“辄复非乡里”，又不禁使她大失所望。作者把这一“喜”、一“怨”的内心世界，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当汉派使者去接她，“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她是喜出望外的，可是又要“弃儿子”，与孩子生离死别。故国之思与母子之情的矛盾摆在她面前，最后终于忍受了人生最难忍受的母子生生离别的悲痛归回故乡。但是，她千里迢迢，日夜跋涉，回到急切盼望的家园时，映入眼帘的却是满目疮痍，白骨盈野。她牺牲母爱的结果，却是隐入了另一种悲惨的境地。当她重获新的生活，“托命于新人” 时，又 “常恐复损废”，无奈，她只有“怀忧终年岁”。全诗就是这样，通过诸多矛盾冲突，一步步地揭示诗人的内心悲愤。
第四，在语言上通俗明白，不假雕饰，而且饱含着情感。如“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等等，都类似口语化，极为朴素自然，感情鲜明。另外，诗中人物的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点，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口吻。如第一段写董卓的部下李催、郭汜等所带的士兵骂被抓来的人： “辄言 ‘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逼真传神，极符合这群虎狼之徒的身份。又如诗人在胡地，与儿子分别时，儿子的一番话语：“问母 ‘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活画出儿子对母亲的依恋及对母亲即将离去的不满的神情，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第五，这首诗注重对环境和气氛的渲染。为了表达诗人的悲愤之情，突出诗的主题，诗人调动一切艺术手法来渲染环境和气氛。如第二段对胡地环境的描写：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萧萧入我耳。”这里极力地渲染了环境的恶劣。又如 “别子”一段气氛的渲染，已极为悲怆，催人泪下；送别时又以 “慕我独得归”来写与自己同时被掳到南匈奴等人的悲怆，此时“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极力烘托、渲染了当时分别的气氛，使诗歌的悲凉、凄惨的气氛达到了顶点。又如第二段，诗人到家后，对家园因战乱而遭破坏的惨景的描写等，都收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悲愤诗》是一首具有很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的作品，因而，它在建安诗坛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