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态度的改变

如前所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曾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的要求，并保证回京后即下令办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内战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在积极进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形势较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五六月间，蒋介石准备邀集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开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七君子”都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领袖人物，也在网罗之列。6月初，蒋介石嘱咐叶楚伧早些结束“七君子”案。叶说：“我们早已安排妥当了，先在苏州高等法院对他们审讯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具结‘悔过’,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到庐山参加会议。”蒋介石听后，皱皱眉头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吧！”叶楚伧诡称：钧座放心，沈钧儒等人已经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什么问题。蒋介石这才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送来啊！”^[1]当时有记者报道说：“‘准予保释’的风传，记者在上海早听见过了。据说，蒋委员长在庐山时，曾致电中央，请释七人，送他们到庐山去谈话，不想中央党部方面有人主张一定要他们写悔过书，他们那里肯写。”^[2]
上述蒋介石和叶楚伧的对话情况，是胡子婴6月6日从《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那里探悉的。张季鸾虽然不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什么官职，但其人足智多谋，一向颇受蒋介石的器重，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往往征询他的意见。张季鸾刚从庐山回上海，他在那里会见了蒋介石和叶楚伧，因而得知这一情况。胡子婴认为，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叶楚伧等人之间，对“七君子”案的处理有不同意见，叶等千方百计坚持诱降，并非出自蒋介石的主张，这点十分重要。第二天即6月7日，胡子婴便赶往苏州，向沈钧儒等汇报了这一新情况。沈钧儒等听后，经过反复研究，觉得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击破诱降的阴谋，争取案件早日结束。沈钧儒同张季鸾比较熟识，于是由他写了一封信，请张再一次上庐山，向蒋介石面陈他们抵制进反省院的决心。胡子婴持信赶回上海，再一次去见张季鸾，转达沈钧儒等人的意见，并说明沈等的决心，如果解送反省院，他们将采取绝食手段，斗争到底，虽死不惜。张季鸾因刚从庐山回来，他不愿在蒋介石眼里成为“七君子”的说客，表示不愿意再度上山。胡子婴知道张季鸾是十分维护蒋介石的，就因势利导向张指陈利害说：“七君子”一案已经引起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在这方面，蒋委员长的信誉不免受损。他们如果因被强制送反省院而绝食致死，那对委员长威信必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这几句话对张季鸾有所触动，他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说：“庐山我是不再去了，既然沈老托我，我就给蒋公写封信吧，试试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于是当面把信写好，信不长，大意是：钧座毅然决然地要实行抗战，就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对敌。但是现在主张抗敌的最大群众组织救国会七位领导人，却还关在监牢里，这是与人民对立，于抗敌不利。现在他们七人坚决反对进反省院，甚至准备采取绝食的手段，如果万一发生不幸，则各方面的反应将对国家，对委员长均有不良影响，请钧座三思^[3]。
6月12日，就在沈钧儒等递交声请回避状的这一天，钱新之去南京看望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正好蒋从庐山打电话给陈，询问“七君子”案件有什么问题没有，并嘱咐他在顺利结案之后，将他们如期送往庐山。当日下午，苏州审讯发生声请回避的波折，一时不能审结送反省院的讯息传送到了陈布雷那里。就在此时，蒋介石又去电话告诉陈布雷，说张季鸾有信给他，沈钧儒等反对进反省院，不惜用绝食来进行抗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很不放心。陈布雷无法再隐瞒真相，就将沈等声请回避的事报告了蒋介石。蒋听后发怒，训斥了陈一顿。陈布雷遭申斥之后，立即亲自到钱新之寓所，央他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杜月笙，请他邀张季鸾与钱新之于第二天同去苏州探望“七君子”,劝告他们稍安毋躁，还说委员长也是要抗日的，彼此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正在想妥善办法，了结他们的案子，企图借此稳住沈钧儒他们，不要再生意外枝节。钱答应照办。
6月13日下午，钱新之、杜月笙即偕同张季鸾、黄炎培以及沈钧儒的辩护律师秦联奎到苏州去探视沈等七人，并转述蒋介石对他们关怀宽大之意^[4]。沈钧儒等七人当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钱新之代转，信中说：“钧儒等前年在华北垂危之际发起救亡运动，为全国团结御侮之呼吁，其动机纯在发动人民之力量，为中央制止分离运动之后盾，使国家增强统一抗敌之基础，其决无反对政府之用心，可质天日，所发表文件，足资证明。……钧儒等在羁押中，对个人利害，非所计及，其所忧惶系念者，则为救亡运动之前途。如能在政府抗敌御侮之国策下，努力工作，关于此问题，深愿得间面谒钧座，倾怀陈述，冀获钧座剀切之指示，以求得合理之解决，则对国家对社会始均可告无罪，而无负于钧座之厚望焉。”^[5]
14日，蒋介石密电叶楚伧：“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6]17日，沈钧儒等在致杜月笙、钱新之信说：“如蒙准予保释，趋赴庐山，必可剖陈一切，获得合理之根本解决。对于经过反省院一点，钧等认为于国家前途无益，于个人人格有损，万难接受，不得不誓死力争，惟有尽其在我，依法应诉而已。”^[7]
沈钧儒等于6月22日写了《第二次答辩状》,指出：“缘救国会发起于二十四年终华北问题极端严重，分离运动迫于眉睫之际，故当时中心主张即为制止分离运动，统一民族阵线，而以抗日为最高之目标，其‘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之呼号，即根据此种要求而来，其意在集中抗日力量于中央领导之下，而绝无改组政府之企图，实彰彰明甚。即以常识判断，被告等为主张息争御侮之人，亦安忍倡改组政府之说，以增重内争，消耗国力，而自陷于矛盾乎？其次，若‘停止内战’及‘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等主张，其意义亦均在保存抗日力量，而使之集中于政府领导之下。千言万语，殆无不以抗日为依归。……”答辩状说：“目下华北危机，依然迫急，敌伪伺隙思逞，不减当年。被告等身处囹圄，忧惶万状，为国自效，固尝寤寐以求之。为此理合补具意见，请钧院盱衡时局，宣告被告等无罪，为政府国策作进一步之阐明，为民族增一重之团结，国家前途，实利赖之。”^[8]
第二天，即23日，沈钧儒等再次致书蒋介石，并寄去《第二次答辩状》副文一纸，信中表示：“嗣后如获在钧座领导之下，竭其驽骀，为国效力，不胜大愿。一俟由杜、钱两先生保出，即当随同杜、钱两先生赴庐聆训。”^[9]
6月22日，叶楚伧在致杜月笙、钱新之密电中说：“沈事势非先将悔过书内容决定，未便赴庐，务乞立即转知具悔过书。如能接受，并草送文稿，弟廿四晨到沪，可再作内容文字之研究。”^[10]杜月笙、钱新之22日将蒋介石致叶楚伧和叶致杜、钱两密电携至苏州给“七君子”看时，李公朴在日记中写道：“关于悔过书一点，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人暗示过，我们曾坚决的明白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闻杜先生亦表示反对，并向叶说明一切，叶亦认为不必再提。此次观叶电，竟仍谓须悔过，真不知是何用意。到庐山是蒋先生要我们去，非我们求去，今以具悔过书为我们赴庐的条件，是直等于不要我们赴庐耳。……吾人是决不会签署任何有失立场，有丧人格之文件耳。”^[11]邹韬奋也说：“誓死保全人格，是要替中华民族人格稍留余地；誓死力争救国无罪，是要替救亡运动前途稍留生机。”^[12]7月16日，沈钧儒在其致儿子沈谅的一封信中，道及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在“七君子”案件上的矛盾和分歧时说：“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用法律手续来对付。……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13]
从上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蒋介石主张严厉镇压，到这年5、6月转而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即从“攘外必先安内”转向对外共同抗敌御侮。这对“七君子”的出狱起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