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苍舒醉墨堂》

苏轼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时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销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绸。

石苍舒，字才美，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官为承事郎通判保安军，尝为丞相吕大防所荐，不达而率。善行草，有骨气。苏轼判凤翔时，过长安，必至其家。在这首诗里，苏轼对石苍舒的草书表示赞赏，并表达了对自己书法的某种评价。

论书诗的第一至四句为第一层，认为文字和书法对人生来说都是价值不大的。

“人生识字忧患始”，这是说，人的一生从学习识字开始，也就是忧患的开始；相反，不识字反而无忧无虑。这一思想源于先秦老子的“绝学无忧” (《老子·第二十章》)。当然，苏轼在这里并非一意宣扬老庄的虚无思想，而是借题发挥，说牢骚话，因为作为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苏轼常被嫉妒和排挤，遭遇颇为坎坷。而且应看到，这牢骚之中，也包括对其他知识分子坎坷遭遇的不平之鸣。 “姓名粗记可以休”，这是首句诗意的延伸。意为只要能记自己的姓名即可结束识字了，大可不必登堂入室。这句又用了项羽的典故， 见伊秉绶《印章》一诗赏析。

诗的第三、四句，由贬抑识字进而贬抑草书，这是第一、二句牢骚语的继续和发展。诗人问道，为什么要用草书的龙飞凤舞来夸耀书写的神速呢？人们开卷就感到模糊不清，令人发愁。倘恍(chang huang)，迷迷糊糊，不清楚。

第五至十六句为第二层，主要从正面赞美石苍舒对书法的癖好及其书艺的高超。

“我尝好之每自笑”，先说自己爱好书法，同时自己又常常感到可笑。这句可与苏轼《次韵子由论书》中“好之每自讥”对照着读。 “君有此病何能瘳”。瘳(chou)，病愈。这句是说，你也有此病又怎能痊愈呢？继而写道：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诗意完全过渡到赞颂石苍舒的书艺上来了。石苍舒曾说书法中有“至乐”。至乐，为庄子哲学中的名词，意为最大的快乐。石苍舒借用这一名词赋予新义，说明创作和欣赏书法是最高级的审美享受，能给人以最大的乐趣，其适意的程度无异于“逍遥游”。 《庄子》一书有《逍遥游》篇，意在发挥闲散不拘、优游自得的哲学思想。本诗中的“逍遥游”，指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逍遥自得状态。

接着诗人又说，石苍舒近来又建“醉墨堂”，在堂中挥毫，就像饮美酒一样可销百忧。诗人风趣地评议道：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柳子，即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写道：

凡人好词工书者，皆病癖也。……吾尝见病心腹人，有思啖(吃)土炭、嗜酸咸者，不得则大戚(忧悲)。……吾观子之意，亦已戚焉。

苏轼说，柳宗元的话不错，石苍舒对书法的爱好， 也似有此病癖，嗜吃土炭，把它当作珍贵的食品一样。珍羞，亦作“珍馐”，贵重珍奇的食品。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石苍舒对于书艺也可说是到顶了，长期学书，丢弃在墙边的败笔可谓堆积如山。这是以夸饰的手法，极言石苍舒在书法方面所下苦功。苏辙在《题醉墨堂》中也曾这样赞道：

石君得书法，弄笔岁月久。

经营妙在心，舒卷功随手。

苏轼在夸赞石苍舒“弄笔岁月久”，败笔堆如山之后，也极写其书艺之高超：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九州，代指天下。骏马之喻，形象地写出了石苍舒兴来挥毫之神速。

第十七句至篇末为第三层，写苏轼对自己草书的谦逊，兼答石苍舒对自己的推崇。

苏轼说，我的书法纯出意造，本不讲什么笔法，点画都是信手写来，却烦劳人们细细地推求其艺术法则和师承渊源。“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二句之妙，妙在既是自谦之语，又是自负之语。说是自谦，因和石苍舒“败笔如山丘”的勤苦学书相比，自己却是意造无法，信手点画；说是自负， “意造”一句典出《南史·曹景宗传》： “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特别是“信手”一句，典出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

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

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欲书书不得。

苏轼写道：既然我的草书欠佳，你为什么还也加以评议，给以嘉许，而且只字片纸都收藏起来？假(xia)，嘉、美。《诗·周颂·雝》： “假哉皇考。”写到这里，苏轼的自谦之意，已溢乎言表。然而，意犹未足，诗中云：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这两句，典出晋卫恒《四体书势》： “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洲，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比)罗、赵有余。”伯英，就是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字伯英。罗叔景，即罗晖；赵元嗣，即赵袭。罗、赵与张芝为同时代人，均工书而罗、赵常以此自矜，所以张芝特地宣称，自己的书法向上比崔瑗、杜操，则显得不足；向下比罗晖、赵袭，则绰绰有余。崔瑗，字子玉，善章草，师杜操；杜操，字伯度，又称杜度，以善章草知名。二人均为东汉著名书法家，并称“崔、杜”，张芝曾学崔、杜之法，变为今草。苏轼在诗中巧妙地变用张芝之语，上句说石苍舒“不减钟、张”，即不比钟繇、张芝差，完全可以绰然自足；下句是说，向下比起罗晖、赵袭来，我苏轼只略见优。这实际上是把石苍舒比作书圣张芝，而自己只能和罗、赵之辈相提并论。当然，苏轼的这两句也是一种典雅的礼貌用语。

提起张芝，人们总要想起他那临池学书之勤，特别是“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 (参见杜甫《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一诗赏析)。苏轼在诗尾则一反其意而用之，说“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家里作衣被的绢素， 也不必“书而后练”，还是把完好的绢素当作被褥来使用吧！衾，大被。裯(chou)，被单。这末二句是说，练字不必过多，临池不必过勤，关键在于“能通其意”(参见苏轼《次韵子山论书》一诗赏析)，苏轼在《柳氏二外甥求笔二首(其一)》中也说：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的这类书学观点，是一以贯之的。

有人根据苏诗“我书意造本无法”等句，认为苏轼轻视法则，不重学书，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所谓意造无法，点画信手，是从草书立论的。苏轼曾多次说过，草书“是积学乃成”(《评草书》);“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跋陈隐居书》)。可见，对苏轼的诗句，不宜作表面和片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