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朱祁镇

英宗朱祁镇 

宣德十年 (1435) 正月，宣宗皇帝朱瞻基去世了，大臣们一面料理着他的后事，一面期待着新君临位。然而，过了五六天，仍不见太子登基，朝廷内外不由得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说看见皇太后张氏已经取了金符进入内宫，要立宣宗的弟弟襄王朱瞻为帝。 几个老臣坐不住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急忙率领百官临朝，请求朝见皇太子。皇太后见状，已明白了大臣们的用意，不得已她从乾清宫领出了9岁的太子，哭着对百官说： “这就是新天子。”众官员慌忙伏谒，山呼万岁。大明朝又有了一位新皇帝——英宗朱祁镇。

一、王振专权

朱祁镇即位的第二个月便尊皇太后张氏为太皇太后，封他的母亲孙氏为皇太后。

朱祁镇虽然做了皇帝，但仍是一个玩童。宣宗也知道，9岁的儿子即便登上了皇位，也没有能力行使皇权、管理国家，因而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道遗诏，命令大臣，凡是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必须请示他的母亲太后张氏。这时，有人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遭到了她的拒绝。但实际上，凡是朝廷大事，都要先告知张氏，再送往内阁议决实行。由于张氏的把持，再加上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一班仁、宣时期的富有经验的老臣主持着政务，正统初期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朝政在以往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宦官王振却在悄悄地窃取权力，干预朝政，并终于酿成大祸，导致英宗为北方的瓦刺所俘。

王振是山西蔚州 (今蔚县) 人。少年时自阉进宫，被送入内书堂读书，后又被派往东宫，主要侍候太子。他非常善于逢迎，因而深得朱祁镇的欢心，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朱祁镇登上了皇位，便把王振提拔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是明朝宫廷中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和各种杂役，更为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野心勃勃的王振掌握了这样重要的部门，便处心积虑地加以利用，以图达到自己的目的。

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一直到宣宗，对宦官的管束都十分严厉，这一点王振十分清楚。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一面讨好英宗，一面故作姿态，骗取阁臣的好感。一次，英宗与几个小宦官在宫内玩击球，见王振到了便停了下来，王振当时也并没有说什么。然而，第二天英宗到内阁，王振却当着重臣的面跪奏说：“先皇帝为了玩球，曾几乎误了天下，现在陛下复踵其好，将置社稷于何地？”“三杨”等一班大臣见状，十分感叹，纷纷赞赏王振的忠诚，认为宦官中就要用这样的人。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旨，也都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暗里他却拚命蒂结自己的势力。朱祁镇当皇帝后半年的一天，太皇太后命王振偕文武大臣在朝阳门外阅兵。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与王振私交甚密，王振竟骗过所有大臣，谎报纪广为骑射第一，并越级提拔他为都督佥事。

渐渐地，王振便有所放肆了。太皇太后常派他到内阁问事。有几次杨士奇尚未决断，王振便自作主张，杨士奇甚为恼怒，一连三日不上朝。太皇太后张氏知道后，立即命人鞭笞王振。 接着， 她又让英宗把英国公张辅、 大学士杨士奇、 杨荣、 杨溥和尚书胡召到便殿，指着五个大臣对英宗说：“他们都是历经几朝的重臣、忠臣，所有的政策法令都必须与他们商议，如非五人赞成，便不可实行。”她又命人传来了王振，历数了他的种种不规行为，下令赐死。话还没落，几个女官的刀已经搁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立刻面如土灰，浑身发颤。英宗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他又惊、又怕、又怜，赶忙跪下为王振求情。五位大臣虽然对王振的所作所为不满，但王振得宠于幼帝，为了取悦于皇帝、为了自己的后路，也都跪了下去。太后这才缓和了一下颜色，沉痛地说，皇帝年少，决不可用这样的人祸害国家，今天看在你们的面上先饶了他。从此，每隔几天，张太后都要派人到内阁查问王振有没有不通过内阁而自作主张的事，一旦发现，即加痛责。

英宗并不把张太后的话放在心上，对王振更加宠信。朝内外的一些人见此情景，或畏服于王振，或趋炎附势，投靠他的门下，使得王振权势日重。

英宗越来越依赖于王振，越来越觉着离不开他。正统六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重建竣工，英宗在皇宫大宴百官。按惯例，宦官无论如何得宠，都没有资格参加。宴会上，英宗非常思念王振，派人前去看望。不料，王振对派去的人大发雷霆，他把自己比做周公辅佐成王，质问为什么他不能在宴会上坐一席。派去的人马上把他的话报告了英宗。英宗心里极为不安，下令大开东华门，请王振参宴。文武百官赶忙放下手中杯筷，纷纷离座迎接。等王振到时，百官已迎候于东华门外，王振这才喜上眉梢。从此，他愈加趾高气扬起来。

正统七年 (1442) 太皇太后张氏病故。在这之前，杨荣已去世，杨士奇则因为儿子杀人，早已不理朝事。“三杨”中只剩下一个杨溥，但已年老势孤。王振再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明初，朱元璋见历代宦官利用亲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干预朝政，酿成祸乱，便对宦官立了许多规矩，诸如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兼外臣，不许超过四品等等，并在宫门挂了一块铁匾，上写“内臣 (即宦官) 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王振每当看见这块铁牌，总觉得后背冷嗖嗖的。张太后一死，王振便立即摘去了这块牌子，破了明朝的戒律，去了他的一块心病。

英宗更加无拘无束了。他只管游玩享乐，那里还管什么铁牌、什么祖宗训戒，朝事全交给了王振。

一旦大权独揽，王振便明目张胆地广植私党，打击异己。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凡是触犯他的，稍不如意，就横加迫害。御史李铎碰到王振不跪，被贬谪铁岭。附马都尉石璟仅仅因为骂了自己家里的阉人，王振便恨他伤害自己的同类，把他逮入狱中。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公侯勋戚常呼王振为翁父，畏惧灾祸的也都争相攀附于他。有的甚至蓄了须又剃去，拜王振为父，并发誓要学王振，终身不蓄胡须。而王振这时不过30几岁。

朝官的谄媚，王振的专横，英宗不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认为王振忠心耿耿，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对他宠眷益深。正统十一年 (1446) 英宗赏给王振白金、宝精等物品，作为对他的奖励，并特赐敕一首，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为王振唱了一曲赞歌。

英宗的昏庸，王振的擅权，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

二、土木之变

就在王振弄权的同时，北方蒙古族瓦剌部的脱欢及其儿子也先逐渐强盛起来。脱欢是永乐年间被封为顺宁王的马哈木的儿子。宣德十年(1434)，脱欢一举吞并了鞑靼的阿鲁台部，正统初年，又杀死了贤义、安乐二王。至此，蒙古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欢统率。脱欢本想自立为可汗，由于大多数蒙古人仍愿以成吉思汗的子孙为可汗，便立了一个徒有虚名的脱脱不花为可汗，自己则封为丞相。正统四年 (1439) 脱欢死去，也先嗣位，执掌了瓦剌的实权。

也先上台后，开始扩张势力。他先是向西北方向发展，到正统九年 (1444) 设置了甘肃行省。第二年又率兵攻打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倒瓦塔失里，并逐步控制了西域要道哈密。与此同时，他又向东发展，攻击兀良哈三卫。面对这一系列的扩张、侵扰，朱祁镇和王振不但不遣责、反击，就是遇到求救也从不派兵。渐渐地也先的势力向东扩展到了辽东地区，向西伸展到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从而构成了对明王朝的威胁。对此，明朝有识之士，纷纷向英宗上疏，提醒他警惕瓦剌的崛起。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了十件应该改革的事，其中针对瓦剌的兴起，他建议整顿兵制，杜绝私役军士，加紧训练边京军兵。整理军屯、盐法，充实军粮。然而，王振看后，认为这是对他的指责，竟将刘球逮捕，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马顺将其杀害在狱中。两年之后，兵部尚书邝野又和几位廷臣一起上疏，请求加强北部边防，特别是请求增加与瓦剌相接的要塞大同的兵力。但英宗和王振一味寻欢作乐，对大臣们的这些奏疏置若罔闻。王振不但不备战，反而不断暗使他的亲信大同镇守郭敬送给瓦剌大批箭头。也先也以良马等物贿赂王振。

从正统四年以后，瓦剌每年都向明朝进贡。也许这也是英宗放松警惕的一个原因。瓦剌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一般都在2000人左右，而且还常常虚报人数，冒领赏赐。王振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加以庇护。到了正统十四年 (1449)，英宗已做了14年皇帝，人也长到了二十三四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是自立了，而是更加依赖于王振。王振也就更加有恃无恐、随心所欲了。这年二月，也先再次向明朝进贡马匹，象往常一样实派贡使二千却谎称三千。不知为什么，王振突然心血来潮，一面让礼部按实有贡使人数给予赏赐，一面自作主张将马价减去了五分之四。贡使回到瓦剌，也先勃然大怒，以明朝曾答应将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又失信为借口，于这年七月起兵，分四路向内地进攻。

由于多年战备荒废，塞外明军不堪一击，也先兵锋锐利，塞外城堡很快一一陷落，只剩下一座大同城，孤零零地被也先围了个水泄不通。

前线战败、告急的报告频频传到北京。有的报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有的报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同知石亨在阳和口与也先交战，朱、宋战死，石亨落荒而逃，临军太监郭敬藏到草丛中，捡了一条性命。各种急报有时一天多达数十次。英宗顿时慌了手脚，他先是匆忙派附马都尉井源等四将率兵万人前去迎敌。但仍不放心，便又找来王振和群臣商量对策。

贪鄙的王振为了讨功邀宠，又动了劝驾亲征的念头，极力劝说英宗亲率兵马抗击也先。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等力陈六师不宜轻出。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应当加强边防力量，重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这样就可克敌制胜，皇帝完全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外。他们还特别指出，塞外秋署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源奇缺，兵士马匹的食粮和草料不足，这是行兵之大忌，不应大规模用兵。对这些正确的意见，英宗一点也听不进去，他仍象过去一样，只要王振说了话，他就谁的话也不再听信了。他当即传下命令，让太监金英辅佐弟弟成王朱祁钰留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官员扈驾随征。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英宗和王振却视若儿戏，仅通过两三天的筹备，就于七月十六日仓促率领五十万大军，踏上了艰难的征程。随征的文武大臣只不过是为英宗壮威的摆设，一切军政事务均由王振一人专断。

这时，仍有人想使英宗改变亲征的计划。入阁不到三个月的学士曹鼐对王振的行径十分痛恨，行军途中，他乘机联络随征的众御史，鼓动他们说，不杀王振，皇帝决不会返回。如今天子蒙尘，六军丧气，对王振早就恨之入骨，如果用一武士在驾前摔杀王振，大家一起历数其奸权误国的罪行，局面就一定可以挽回。御史们听到这样大胆的言语，一个个吓得惊恐不安，那里还敢应声。没办法，他又找老臣张辅商量，也没有得到支持，曹鼐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也先得知英宗亲征便佯装败退，诱使明军深入。

英宗率领大军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一路上，风雨连绵，人困马乏，士兵吃尽了苦头，军心严重不稳。邝野也从马上跌下来摔成了重伤，只好挣扎着随军前行。大臣们见到士气低落，军中乏粮，僵尸满路，都力劝英宗回京。然而英宗却仍一意孤行。更有甚者，为了堵住大臣们的嘴，王振竟让屡次上章劝驾回京的邝野、王佐两个尚书跪在草丛之中一整天，直到晚上才释放。

八月初一，英宗率领部队进入大同。他还想继续北进，追击也先。这时，王振的同党，曾藏在草丛里捡了一条命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真情密告了王振。英宗和王振又吓得异常慌恐，不知所措，便匆匆决定班师回京。开始，他们准备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撤退。这样就可经过王振的老家蔚州，从不放过耀武扬威的机会的王振，便想借机邀请皇帝“临幸”他的家乡。然而走着走着，他忽然想到，如此众多的兵马经过蔚州一定会将他田里的庄稼踏坏。因而，部队走了四十多里后，王振又让英宗改变了行军路线，掉头向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得知这一情况，建议英宗仍沿原定路线走，这样可确保安全撤回，可英宗没有采纳。

也先闻知英宗退兵，立即派大队骑兵日夜追袭。明军本来有较充裕的时间从容撤退，但由于先西后东，迂回周折，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很快就被瓦剌骑兵追上。明军殿后部队虽一再力战，但难以抗敌，很快便溃散。

十三日，英宗来到土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正确的指挥应当赶进城里驻守。王振却因为自己的千余部辎重车辆未到而让英宗在土木堡扎营。兵部尚书邝野一再上章要英宗立即疾驰入居庸关，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王振却将奏章截留不报。眼见形势十分危急，邝野直接闯进行殿力请英宗迅速入关。王振大声斥骂说“腐儒哪里懂得军事，再敢胡说就砍掉你的脑袋！”喝令士兵把邝野架了出去。英宗无动于衷，听凭王振施威。就这样，英宗坐失了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天，土木堡就被瓦剌大军重重包围了。

土木堡地势高，无水源，士兵下挖二丈多深仍见不到一点水。一连两天人马没有喝上水，士兵们一个个饥渴难耐。十五日，也先设计，先是假意派人讲和，并指挥军队诈退。在这种情况下，讲和是英宗求之不得的，他立即命曹鼐起草诏书，派通事二人随瓦剌使者去也先营中议和。王振见瓦剌退兵信以为真，立即下令移营取水。这一动，队伍纷乱没了阵形，乱哄哄走了不到三四里，瓦剌骑兵象是从天而降，从四面八方向明军冲来。早已疲困不堪而又完全放松了警惕的明军溃不成军，如决堤的洪水，争相逃窜。

英宗也急了，他亲带亲兵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眼看突围无望，索性下马面南盘膝而坐。一个瓦剌士兵抓住了他要剥他的衣甲，但看到朱祁镇衣着与众不同，就推搡着他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利王。堂堂的明朝皇帝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做了俘虏。封建史学家采用尊者讳的笔法，把英宗被俘称作“北狩”。

英宗被俘后，护卫将军樊忠把怒火集中到了王振身上，他猛喊一声，“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猛击王振，王振一声惨叫摔死到马下。

这一仗，随英宗出征的大臣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五十多位官员全部战死。英宗所率五十万军队，几乎是明朝亲军的全部精锐，也差不多全部被葬送。

这次事变就是明史上有名的 “土木之变”。它成为明王朝的转折点。

三、南归

英宗朱祁镇被俘后，瓦刺士兵开始只是看他的穿戴非同一般，并没有想到抓到了明朝的皇帝。英宗先是被送到了赛利王的营地。赛利王盘问他是什么人，他却反问对方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赛利王。赛利王听他说话的口气很大，非常吃惊，便立即告诉也先说，“我的部下俘获了一个人非常奇异，莫非是大明的天子？”也先听后马上让还留在瓦剌营中的明朝议和使者前去辩认，果然是朱祁镇。也先欣喜若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能抓到明朝的皇帝，于是认为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时机到了。他把英宗关押起来，准备用他向明朝政府要挟。

面对被俘的现实，朱祁镇心绪烦乱，如何才能返回大明呢？京中知道自己被俘又会怎样呢？王振已不在身边，只有和他一起被俘的校尉袁彬被允许和他住在一块，除此再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他想来思去，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朝中用金钱来赎他。被俘的第二天，朱祁镇便让袁彬给明朝政府写信，告诉他的被俘情况，并要求用珍珠金银来赎他。信在当天夜里从西长安门送进了皇宫。皇宫立即笼罩在了一片凄惨慌乱的气氛里。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马上搜刮了大宗金宝文绮等珍贵财物，装驮了八匹马，于十七日派太监运送到居庸关外，寻找瓦剌军营，以图赎回英宗。

这显然是徒劳的，金钱对也先并不重要，他眼里盯的是整个中原。这时，他已带着朱祁镇，率领蒙古骑兵来到宣府，假传英宗的命令，让守将杨洪、罗守信开门迎驾。杨洪命令士兵在城上喊道，“我们只知道为皇上守城，其他的事不敢听命。”也先见他们不上当，便又拥着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向守城明军索要钱粮，并假意许诺粮钱到即归还英宗。守城都督郭登不为所惑，闭门不应。英宗见状甚为不快，他天真的认为也先真会放他，便再次派人对郭登说，朕与登有姻联之亲，却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郭登回答说，“我只奉命守城，敌人就在眼前，我不敢擅自开门。”跟随英宗的校尉袁彬无奈之中使劲用头撞击城门，大喊接驾。不得已，城中派广宁伯刘安、知府霍宣等人出城向英宗献了蟒龙袍，英宗转手把它送给了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和大通汉英王。这时，英宗也明白 “也先声言归我，情伪难测”，告诫守将严行戒备。但他还是向城中索取了库金1万两及一部分官员的家财送给了瓦剌军。钱粮到手，大同又无机可乘，瓦刺军队在大同城西驻了两天又带着英宗撤走了。

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英宗被俘曾使明朝上下一度出现混乱，但在太皇太后和大臣于谦等人的坚持下，顶住了朝中一部人的逃跑主张，紧张而有序地建起了新的运行机制。他们先立了英宗年仅两岁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让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清除了王振的死党，加强了北京的保卫，做好迎击瓦剌的准备。接着，为了抵销英宗在瓦刺手中的作用，文武百官又联名上书太皇太后，请立成王为皇帝。九月六日，朱祁钰登基做了皇帝，并改年号为景泰。为了照顾英宗的面子，遥尊他为太上皇。

这一招果然使也先有所失望，但他仍不死心。过了一个月，也就是土木之变后的三个月，瓦剌经过充分准备，挟持英宗，在太监喜宁引导下，以送英宗回京为命，首先进攻大同。

喜宁是在土木之变被俘投降于也先的。他将大明朝中的情况和边关的防卫情况全盘告诉了也先，还自愿为他作向导。按也先的想法，是用英宗作招牌，胁迫守将出见，然后扣留守将，再迫使边关兵士不战而降。已升任大同总兵的郭登派人对也先说，明朝已有国君，不再承认英宗的地位。也先见城内防守森严，便绕过大同，兵分两路，一路破了紫荆关，一路破了白羊口，大军直逼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队攻临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朱祁镇则被放在了德胜门外的一座空房内。

皇宫近在眼前，却不再属于自己，自己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而是异族的阶下囚，英宗心中悲伤至极。他已不敢奢望再恢复帝位，只求能平安回到北京。在也先的授意下，他分别给皇太后、景泰帝和文武大臣各写了劝降信。接着，他又被拥到德胜门外的土城上，让明朝赶快派大臣迎驾。也先想借此试探朝中的态度。明朝针对也先的要求，临时商定升通政司参议王复做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荐做鸿胪寺卿，派他们二人出城见英宗。也先让朱祁镇佩刀坐在帐中，自己和属下则全副武装。王、赵二人见过英宗通报了姓名职务，没说几句，也先就借口他们二人官职太低，让他们回去让朝中派于谦、石亨、 胡、 王直前来谈判。 并提出索要大量金帛财物。

也先没料到，他的这一要求竟被拒绝。目的落空了。

与此同时，明军在于谦、石亨等人的率领下，英勇出击，经过7天的激烈战斗，迫使也先于十五日拔营北遁。

英宗又被裹挟而去，他不得不继续留在瓦刺，过着俘虏的生活。

朱祁镇仍然住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营中。一天，他们来到小黄河边的苏武庙。苏武牧羊的故事朱祁镇早就知道，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也落到这步田地。面对苏武庙，朱祁镇神情沮丧。虽然他与苏武的身份不同，处境也比苏武好得多。但苏武牧羊的凄苦景象不时浮现在眼前。他不敢想象长此下去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因而返回北京的愿望愈加强烈。塞外的天气异常寒冷，从小养尊处优的朱祁镇常常被冻得卷缩着身子难以入睡。没有办法，他只好每夜都让侍卫袁彬用两肋替他暖脚。为了早日南归，他经常夜出帐房，仰观天象。他还指使随从杨铭悄悄找伯颜帖木儿的妻子，让她劝伯颜帖木儿送他还朝。

也先攻打北京受挫，但兵力并没有太多损失。也先仍野心勃勃，他又一次采纳了喜宁的计策，企图西掠宁夏、直取江南，占领南京，把朱祁镇作傀儡，和北京的朱祁钰相抗衡，中分天下。然而由于明军的坚决抗击，这一计划也没有实现。

也先本想在抓获英宗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达到霸取中原的目的。现在看到明朝已立新君，手上的朱祁镇这张王牌已失去了价值。这时瓦剌内部也产生矛盾，可汗脱脱不花私下派使者向明朝献马议和。同时也先的耳目、反叛的喜宁和一些安插在中原的重要间谍相继被明朝抓获处死。在这种情况下也先提出与明朝讲和。

朱祁镇的弟弟、已经做了景帝的朱祁钰已不愿放弃皇位，因而内心很不愿哥哥回来。朝议时，吏部尚书王直认为“上皇蒙尘，理应迎复”，要求立即派遣使者。朱祁钰听了很不高兴，辩驳说，不是我贪取这个位子，当初是你们强要我干的，而今天又要迎复上皇是什么意思？一句话噎得群臣无言以对。还是于谦从容不迫，他劝景帝说天位已定，别人不会再有别的意思，派使者前往瓦剌商说迎回上皇，有利于消除边患。景帝听到皇位不会再改动，才放了心。随决定升礼科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任正使，升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任副使，率领随行人员于七月一日出发前去瓦剌。

李实的使命是议和，还不是迎英宗。他先到也先营中，随即也先派人陪他们到三十里外的伯颜帖木儿的营中去见朱祁镇。

朱祁镇终于见到了朝中之人。一年来，他住的是围帐布帏，席地而睡，吃的是牛羊肉，没有米没有菜，只有一辆牛车、一匹马用做移动营地。李实见状，连忙把随身带的几斗米交给了朱祁镇。生活的不惯，英宗已不放在心上，他关心的是能否回到中原。一见李实，他就问为什么一年了朝里不派人来迎他。李实连忙说，朝廷曾四次派人来迎，均遭拒绝。朱祁镇迫不及待地说，你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和内外大臣，赶快派人来迎。并表示回去后愿看守祖宗陵寝，或者就做一名普通百姓。

李实回到也先营中，也先宰马备酒招待李实，并表示真心愿送还太上皇，图的是在千载之后留个好名，央他回去务必奏知皇帝，派一二个太监、三五个老臣来接就行。

李实回到北京后，景帝仍无迎复之意。

也先求和心切，又两次派使者到北京，恳请派人迎回英宗。很显然如明朝不回派使者，就不可能迎回英宗了。在群臣的一再力请下，景帝又派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率人前往瓦剌。然而，这次景帝交给杨善的敕书依然没有迎回朱祁镇的内容，除了随带给也先的金银财物外，也没有给英宗准备他所急需的衣物等用品。无法，杨善就用自己的钱到市上买了一些东西带给英宗。

杨善到达也先驻地第二天就会见了也先。也先看了朱祁钰给他的信后问杨善为什么信中仍不提迎回上皇。杨善是个能言善辩之人，他随机回答说，这是为了成全太师的美名，如果在敕书上写明要迎回英宗，那么就是太师迫于朝命而为之，而不是自己诚心送还。这时瓦刺的一个平章又问为什么不用重宝来赎，杨善又回答说，如果这样，人们又会说太师图利，而今不这样，足见太师是个重仁义的大丈夫，将永垂史册，颂扬万世。杨善的这一番回答，既巧妙地掩饰了景帝的真实思想，也投迎了也先的心理。于是也先决定让杨善迎回朱祁镇。

景泰元年八月初二，也先给朱祁镇饯行，并派七十余人护送他起程返京。

尽管朱祁钰很不情愿他的哥哥回来，但他毕竟要回来了。不得已，他派了侍读商辂带一轿二马到居庸关口迎接。十五日，朱祁镇到达北京，百官集结在东安门迎接，景帝也在这里与他相见。二人执手相泣，寒喧了一番，之后表示了授受帝位的形式上的礼节后，英宗被送进了南宫 (今北京南池子)，由做也先的俘虏，而变为被弟弟幽禁的 “囚徒”。

四、复辟

被软禁起来的朱祁镇，在南宫一住就是将近8年。这期间，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太子见深被景帝的儿子所取代，看着弟弟的皇位日益巩固，他只有哀叹的份儿。心想这一生只能这样渡过了。不曾想，一夜之间，他忽然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原来，景帝在景泰三年废除了原来的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然而仅过了一年多，朱见济却夭折了。景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又不愿传位给朱祁镇的儿子。因而对立太子一事一直不露声色。这时他才二十多岁，或许是想以后自己还会有儿子。

不料到了景帝八年 (1457) 正月，他却病倒了。当时，一年一度的极为隆重的大典郊祀的日期即将临近，他支撑着病体来到南郊斋宫，把武清侯石亨召到榻前，要他代行郊祀礼。

心怀二心的石亨看出景帝已经病入膏肓，毫无康复的希望。从斋宫一出来，立即找到同党都督张軏、左都御史杨善和太监曹吉祥密谋请太上皇朱祁镇复位，得功邀赏。主意一定，他们又跑到太常卿许彬那里商议，许彬认为办成这件事有盖世之功。但他又称自己年纪太大，无能为力，让他们找常有奇策的徐有贞商量。十四日晚上，石亨等人聚集在徐有贞家里，商量如何行动。石亨等并在前一天将计划秘报了朱祁镇。十六日，张軏称已得到朱祁镇的默许，于是便分头准备起事。

这时，恰好边吏报警，徐有贞便决计以加强戒备以防不测为名，调一部分军队进大内。并命令张軏预先调兵千名等侯于长安门外。石亨则先收了各个城门的钥匙。这天夜里，刚交四鼓，石亨打开了长安门，放张軏所率士兵进皇城。接着他们又把城门锁好放止外兵进入并把城门钥匙丢到了水窦之中。徐有贞、石亨、张軏三人率兵急速向南宫进发。

来到南宫，门紧锁着，很牢固。徐有贞命令军士抬来巨木悬起来，几十个人一起用力拽木撞门。他又命令一些士兵爬墙进去，内外合力毁墙，很快墙坏门开，他们终于冲进了南宫。

朱祁镇自从得到了秘报，内心便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他不知是福是祸，他期待着幸运之神的降临，在忐忑不安中焦急地等待着。这时，听到声音，他立即在灯烛之下单独出见。徐有贞等人跪伏在地上，齐声请他复出登位。朱祁镇用力压抑住心头的惊喜与慌乱答应了他们。

徐有贞命令士兵立即举辇，士兵们却吓得举推不动，徐有贞等只好一起帮着推。直到这时朱祁镇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在他的询问下，各人称报了自己的官职姓名。

不一会，他们来到了东华门，守门的卫士喝令他们停止前进，朱祁镇大声喊道：“我是太上皇。”门卫见状，不敢再阻拦。众人竟一直来到皇帝听朝的地方奉天殿。当朱祁镇重新坐在了告别八九年之久的座位上，脑中一片空白，他激动得近乎于木然。徐有贞等见大事已成，立即高呼万岁。这时已是十七日的黎明时分。

早朝的时间都很早。十六日景帝曾通知群臣第二天上早朝，大臣们一大早就等在朝房中准备景帝临朝。忽然听到宫殿之中传来呼噪声，正在惊疑之时，又听钟鼓齐鸣，接着诸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大声宣布上皇帝复位，催促大家赶快去朝贺。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官员们一时反应不及，十分惶恐，又见大殿上果真坐的是太上皇，只得列班朝贺。朱祁镇又摆出了皇帝的威严，宣谕复位，并狡称卿等因为景帝有疾迎朕复位，望仍各司其职。一场宫廷政变出乎意料地平平静静地成功了。这件事史称“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

英宗复辟后，废景帝仍为成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帝被迁往西山，没过几天就病死了 (也有说是被害死的)，年仅30岁。他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他的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与此同时，英宗将在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治理国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少保于谦以及王文、陈循等一大批官员逮捕入狱。

原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早就对于谦怀恨在心。徐有贞原名徐珵。当年在朱祁镇被瓦剌俘获时，他曾主张迁都南京，受到了于谦的斥责和众人的奚落，名声不好才改名徐有贞。后来他又要求于谦在景帝面前推荐他当国子监祭酒，于谦没有答应。

石亨本是一个犯了罪的军官，是于谦把他重新起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功，升了官。石亨的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为侯，爵位比于谦高，感到有些难堪，就上疏为于谦请功，并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为千户。于谦坚辞不受，并上疏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做臣子的不能顾及私恩。石亨身为大将，没听说他举荐一个隐士，没提拔一个行伍，而唯独举荐我的儿子，于公理上讲不过去。石亨讨了个没趣甚为不满。后来石亨的侄子石彪贪婪横暴，受到了于谦的弹劾，积怨就更深了。

为了借机报仇。徐有贞几个串通一气，唆使同党弹劾于谦、王文阴谋迎立英宗的叔父的儿子为皇帝。廷审时，王文辩白说，召亲王进京须用金牌信符，派人须用马牌，只要查一下内府、兵部就可以真相大白。于谦在一旁冷笑说，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辩白又有什么用处？果然，经过查对，金牌、信符全在内府。但徐有贞却说虽然没有明显迹象，但用意是有的。这时主审的都御史萧维桢阿附徐、石，竟以 “意欲”二字成罪，判于谦等人谋逆罪，处死刑。

英宗见到判刑的奏书，认为无论如何，于谦确实是有功于明朝的，因而对是否处以死刑犹豫不决。徐有贞见状，怂恿说，不杀于谦，我们迎复的事，就师出无名。这样一说，朱祁镇终于下了决心，一代名将被杀害了。于谦被杀后，边防废驰，边警不断。一天，朱祁镇为此忧形于色，在旁的恭亲王吴瑾壮着胆子说，假使于谦在，外寇决不敢如此猖獗。英宗听后默不作声，竟然没有怪罪吴瑾。

五、曹石之变

朱祁镇又当上了明朝皇帝，虽然年号由正统改为天顺，但他并没有汲取以前荒废国事、重用奸臣、以至被俘的沉痛教训，对祸国殃民的宦官王振仍然一往情深追念有已。天顺元年(1457)十月，他下诏恢复了王振的官位称号，并命人用木头雕刻成王振的形象，招魂安葬，建祠祭祀，并赐匾额“旌忠”。因而，他常常是远君子而近小人，重用那些阿谀奉迎、投机钻营的奸佞。对于那些为他复辟卖过力的人，英宗大加封赏。徐有贞爵封武功伯，官至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即内阁首辅)。石亨进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升为司礼监，总督三大营。其他一些人，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然而，这些迎复派的官员很快便产生了矛盾，他们的精力根本不在国事上，而是完全放到了争权夺利，扩张自己的势力上。

开始，英宗十分宠用徐有贞，认为他很有才能。徐有贞便趁机排挤异己，意欲独揽大权。他看到曹吉祥和石亨招权纳贿的劣迹太露骨，英宗对此亦流露出厌恶的神情，便有意与曹、石二人拉开距离。英宗因而对他更为信任，经常屏退左右，与徐有贞一起秘密议事。

在这之前，曹吉祥与石亨在权力争夺中也有矛盾和斗争，但当他们感到受到威胁时，两人又联合起来，秘谋对付徐有贞。一次，英宗又与徐有贞议事，曹吉祥让一个小太监悄悄在外窃听。过了不久，曹吉祥在和英宗谈话时，故意将偷听到的内容泄露出来。朱祁镇大吃一惊，连忙问他是从那里听说的，曹吉祥谎说是徐有贞告诉他的。这使英宗对徐有贞产生了怀疑。就这样，在曹吉祥的不断离间下，朱祁镇渐渐疏远了徐有贞。之后不久，曹吉祥、石亨又唆使言官弹劾徐有贞“图擅威权，排斥勋旧”。于是，徐有贞被关进了诏狱，并被谪戍边，直到天顺四年 (1460) 才被释放回原籍苏州。

曹、石二人排除了最强有力的对手之后，更加沆瀣一气，肆无忌惮地专权干政。

天顺元年十二月，英宗重新审议奖励在 “夺门之变” 中的有功人员。由于这时的政局已基本上被曹吉祥、石亨所操纵。结果，曹吉祥的养子被加封为昭武伯，他的三个侄子被任命为都督，他门下豢养的士因夺门冒功得官的竟多达千人。石亨也不甘落后，他以迎复功最高自居，不仅本人进爵，而且他的侄儿石彪也封为定远侯，他的弟弟、侄子家人冒功而授指挥、千户、百户的50多人，他的部属、亲朋故旧篡名夺门而得官的达四千多人。

由于英宗的宠信放纵，石亨借机培植党羽，扩充实力。他摸透了英宗的心理，常常带几个爪牙到英宗跟前对他说，这几个人是我的心腹，迎复陛下时他们出了很多力。昏庸的英宗只要一听说为他复位出过力，就立即按石亨的要求授予官职。石亨还公开卖官鬻爵，象郎中朱铨、龙文就是用钱从石亨那里买到官的。当时朝内外有“朱三千、龙八百”的歌谣。到后来，石亨、石彪叔侄两家养有官员、猛士数万人，将帅中有一半出自他们的门下。

随着权势的扩大，石亨更加胡作非为，横行朝中，他大肆排斥异己，将两京大臣斥逐殆尽。他还屡兴大狱，构陷纠劾他不法行为的言官。使得朝中官员大都十分畏惧他的权势。

直到这时，朱祁镇对石亨才有所认识。石亨在皇城中建造了豪华府第300余间。一次，朱祁镇在官员的陪同下登上翔凤楼，他遥指石亨的府第问身边的官员说：“这是谁家的住宅如此宏丽。”官员们没有一个敢如实相告，大都推说不知。个别的则含混其辞说那一定是座王府。英宗凄然一笑说“不是这样”，官员们假装惊诧地问“不是王府，谁敢盖这么宏伟的房子”。英宗长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都是害怕石亨，不敢说他”。

本来赞善岳正曾向英宗指出内臣曹吉祥、武臣石亨权过重的问题，他只是点点头，并未真正放在心上。但经过了这件事，他才察觉出了问题的严重。他秘密找来他信任的大学士李贤，倾吐了心里的担忧，说现在凡事依着他们(曹、石)，他们就高兴，稍有一点不如意就怫然见于辞色。这些人干预政事，不论什么事总要先经过他们，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李贤为他献上了八个字： “权不下移，遇事独断。”

朱祁镇采纳了李贤的建议。开始疏远石亨和曹吉祥，削弱他们的权力。过去，石亨和曹吉祥有事没事就进见英宗，出入十分随便。出来后又大肆张扬，借以抬高自己。现在，朱祁镇专门下了一道命令，告诉把门的人凡是没有宣召，任何人不许擅自进见。

党附于曹、石的兵部尚书陈汝言贪赃枉法，有人上章弹劾他。英宗立即下令将其逮捕，并命人将查抄的大宗赃物置于大内庑下，宣召大臣们参观，英宗借机厉色对石亨说，景泰年间于谦担任了那么多年兵部尚书，死后抄家时却没有什么东西，陈汝言当了不到一年的兵部尚书，为什么竟然收受了这么多的贿赂？说完便怒气冲冲地返回内宫。

石亨见英宗不再信任他，地位不断下降，便心怀望怨，秘谋造反。他私下对家中豢养的将士说：“陈桥兵变，史书上并不称他们是篡位。你们若能助我成功，我现在的地位就是你们将来的地位。”他利用侄子石彪为大同总兵的条件，频繁来往于大同、紫荆关，察看地形，为起兵做准备。他对同党说：“大同兵马甲天下，我对他们素来优厚，现在又是石彪在那里，到时可北塞紫荆关、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便可不战而困。”

英宗对石亨叔侄内外拥有重兵的疑虑越来越重。为了削弱他们的兵权，天顺三年(1459) 七月，英宗召石彪入京。石彪不肯从命，暗地里指使千户杨斌等50余人到京师奏保，乞令石彪留在大同镇守。这更引起了英宗的怀疑，他命人将杨斌等人收入狱中严刑拷问，杨斌供出了是受石彪的指使。英宗立即严令石彪疾驰入京。石彪一到北京立即被关进了锦衣卫狱。

石亨措手不及，只好上章待罪，请求尽削弟侄官爵，放归田里。英宗没有准许。很快石彪的供词牵涉到了石亨，在朝的一些大臣也上章弹劾石亨招权纳贿、肆行无忌、图谋不轨等罪行。说石亨不可轻宥。于是，石亨也被关进了诏狱。第二年二月，石亨在狱中死去，紧接着石彪等人也被处死。

石亨叔侄的下场使曹吉祥、曹钦叔侄惊恐不已。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与石亨等人是紧密相连的，石亨的结局也许就是他们明天的命运。他们认为如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发动军事政变。曹钦问他的门客冯益，自古有没有宦官作天子的，冯益回答说先人魏武帝曹操就是。曹钦听后大喜过望。

曹吉祥门下豢养着一批蒙古族投降过来的军官和士兵。英宗复辟后，曹吉祥把他们列入“夺门”有功人员俱升大职。石亨事发后，英宗虽对冒功人员进行了清理，但这些人由于曹吉祥的庇护而未受到触及，因而他们对曹家叔侄越发感恩不尽，甘愿为他们拚死卖力。

英宗得悉曹吉祥等人的不法行为后，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派锦衣卫指挥暗中进行监视。曹家叔侄不由慌了手脚。这是天顺五年 (1461) 七月，恰巧甘州 (今甘肃张掖)、凉州 (今甘肃武威) 告警，英宗下令怀宁侯孙镗统领京军西征，部队正整装待发。曹吉祥、曹钦秘密商定在七月初二由曹钦率人袭杀孙镗，夺取兵权，曹吉祥则在宫中率领所属禁卫军为内应。计议已定，曹钦设宴招待他的党徒等待起事。夜交二鼓，酒吃到一半，达官都指挥马亮怕万一事情不能成功而遭杀身之祸，悄悄溜出来，到皇宫朝房告发，恰好孙镗和另两个军官住在里面，他们急忙草成奏疏从长安门右边门的缝隙中投了进去。英宗接到这份报告，便下令火速逮捕了曹吉祥，并严令坚闭皇城各门及京城九门。

曹钦发现马亮去而不归，察觉到走漏了消息，慌忙率领他的几个弟弟和私党直奔东长安门，见门已紧闭，便折转身回到朝房砍杀了几个官员，并纵火焚烧东西长安门。这时孙镗已集合起征西部队攻击曹钦，曹钦不敢恋战，想外逃出城，但各城门已依照英宗命令关闭，没有办法他只好奔回家中，孙镗的部队很快冲进来，曹钦走投无路，投井自杀了。三天之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

英宗开始宠信王振，造成土木之变，复辟后又宠信曹、石，酿成了曹石之乱。在这之后，他虽然也想任用贤臣重治国家，然而，这时的国力已遭到极大削弱，英宗的身体也日渐衰弱多病。天顺八年正月，(1464) 年仅38岁的朱祁镇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命太监草书遗诏，废除了自成祖、仁宗、宣宗以来的宫妃殉葬制度。最后终算办了件明白事。朱祁镇死后被葬于裕陵，庙号为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