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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 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原文、赏析和鉴赏
释义

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原文、赏析和鉴赏

苏辙

熙宁五年秋七月,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文忠公薨于汝阴,八年秋九月,诸子奉公之丧葬于新郑旌贤乡。自葬至崇宁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来请,辙方以罪废于家,且病不能执笔,辞不获命,乃曰:“病苟不死,当如君志。”既而病已。谨案,欧阳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孙琮为吉州刺史,后世因家于吉。曾祖讳郴,南唐武昌令,赠太师中书令,妣刘氏,追封楚国太夫人。祖讳偃,南唐南京卫院判官,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妣李氏,追封吴国太夫人。考讳观,秦州军事推官,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郑国公,妣郑氏,追封韩国太夫人。

公讳修,字永叔,生四岁而孤,韩国守节自誓,亲教公读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公敏悟过人,所览辄能诵。比成人,将举进士,为一时偶俪之文,已绝出伦辈。翰林学士胥公时在汉阳,见而奇之,曰:“子必有名于世。”馆之门下。公从之京师,两试国子监,一试礼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补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贤,还朝荐之,景祐初,召试,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时范文正公知开封府,每进见,辄论时政得失,宰相恶之,斥守饶州。公见谏官高若讷,若讷诋诮范公,以为当黜,公为书责之,坐贬峡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复为武成军节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为陕西经略招讨安抚使,辟公掌书记,公笑曰:“吾论范公,岂以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辞不就。召还,复校勘,迁太子中允,与修《崇文总目》。庆历初,迁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求补外,通判滑州事。

时西师未解,契丹初复旧约,京东、西盗贼蜂起,国用不给。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进范公及杜正献公、富文忠公、韩忠献公,分列二府,增谏员,取敢言士。公首被选,以太常丞知谏院,赐五品服,未几,修起居注。公每劝上延见诸公,访以政事。上再出手诏,使诸公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纸笔,使具疏于前,诸公惶恐。退而上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于是有诏劝农桑,兴学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与腾口谤之。公知其必为害,常为上分别邪正,劝力行诸公之言。

初范公之贬饶州,公与尹师鲁、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见逐。目之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久而益炽。公乃为 《朋党论》 以进,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恳恻详尽。其后: 诸公卒以党议不得久留于朝。公性疾恶。论事无所回避,小人视之如仇仇,而公愈奋厉不顾,上独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诰。赐三品服,仍知谏院。故事,知制诰必试。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试,与近世杨文公、陈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尝因奏事,论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欧阳修,何处得来?”盖欲大用而未果也。

四年,大臣有言,河东刍粮不足,请废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请废其寨,命公往视利害。公曰:“麟州,天险,不可废也。麟州废,则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则府州遂为孤垒。今五寨存,故虏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废,则夹河皆虏巢穴,河内州县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清塞堡,缓急不失应副,而平时可省转输。”由是麟州得不废。又言:“忻、代州、岢岚、火山军并边民田,废不得耕,号为禁地。吾虽不耕,而虏常盗耕之。若募民计口出丁为兵,量入租粟以耕,岁可得数百万斛,不然,他日且尽为虏有。”议下,太原帅臣以为不便,持之久之乃从。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奏罢者十数事。

自河东还,会保州兵乱,又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上面谕:“无为久留计,有所欲言: 言之。”公曰:“谏官得风闻言事,外官越职而言,罪也。”上曰:“第以闻,勿以中外为意。”河北诸军怙乱骄恣,小不如意,辄胁持州郡。公奏乞优假将帅,以镇压士心,军中乃定。初,保州乱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诛之,胁从二千人亦分隶诸州。富公为宣抚使,恐后生变,与公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谋,欲使诸州同日诛之。公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 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从,为变不细。”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纲司,以督粮饷,边州赖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缮一路戎器。

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诸公相继以党议罢去,公慨然上书论之,用事者益怒。会公之外甥女张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系狱。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诏狱,穷治张赀产。上使中官监劾之,卒辨其诬,犹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扬州,又徙颍州。迁礼部郎中,复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京,迁吏部郎中。丁韩国太夫人忧。至和初,服除,入见,须发尽白。上怪之,问劳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畏公且大用,伪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闻之,果怒。会选人胡宗尧当改官,坐尝以官舟假人,经赦去官,法当循资。公引对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尧,翰林学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谓公无罪,上悟,留刊修《唐书》,俄人翰林为学士。自滁州之贬,至是十二年矣。上临御既久,遍阅天下士,群臣未有以大称上意。上思富公、韩公之贤,复召置二府。时庆历旧人惟二公与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庆。公以学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贵臣宗愿、宗熙、萧知足、萧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尔。”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权知贡举。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凡以𪬑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榜出,怨谤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三年,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事。所代包孝肃公以威严御下,名震都邑。公简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誉。有以包公之政励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势必不逮。吾亦仕吾所长耳。”闻者称善。四年,求罢,迁给事中、充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读学士。

公在翰林凡八年,知无不言,所言多听。河决商胡,贾魏公留守北京,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诏两省台谏集议,公故奉使河北,知河决根本,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淤从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决。水性避高,决必趋下。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必决于上流耳。横垅功大难成,虽成,必有复决之患。六塔狭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则河无决溢散漫之忧,数十年之利也。陈恭公当国,主横垅之议,恭公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行之而败,河北被害者凡数千里。狄武襄公为枢密使,奋自军伍,多战功,军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诸军讹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惟于国不便,鲜不以为身害。请出之外藩,以保其终始。”遂罢知陈州。公尝因水灾上言:“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宫未建。此久阙之典也。汉文帝即位,群臣请立太子,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然汉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窥觊陷于大祸,后唐遂乱。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择剧易,类如此。

五年,以本官为枢密副使。明年,为参知政事。公在兵府,与曾鲁公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戌多少、地里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阙屯戌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富公久以母忧去位,公与韩公同心辅政。每议事,心所未可必力争,韩公亦开怀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为得。

时东宫犹未定,臣僚间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后,谏官司马光、知江州吕诲言之,中书将因二疏以请,幸上有可意,相与力赞之。一日奏事垂拱,读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顾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谁可者?”韩公对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无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议,当出自圣断。”上乃称英宗旧名曰:“中尝养此人,今三十许岁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议于殿上,将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请之崇政,上曰:“决无疑矣!”诸公皆曰:“事当有渐,容臣等议所除官。”时英宗方居濮王忧,遂议起复,除泰州防御使,判宗正寺。来日复对,上大喜。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断之于心,内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中书行之足矣!”时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辞,上听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丧,称疾不出。至七月,韩公议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进,示朝廷不可回之意。”众称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当如何?”韩公未对,公进曰:“宗室旧不领职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诰敕付閤门,得以不受。今若以为皇子,诏书一出而事定矣。”上以为然,遂下诏。及官车晏驾,皇子嗣位,海内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后天下皆咏歌仁宗之圣以及诸公之贤。而向之党议消释无余,至于小人,亦磨灭不见矣。

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亲政,慈圣光献太后临朝。公与诸公往来二官,弥缝其间,卒复明辟。枢密使尝阙人,公当次补。韩公、曾公议将进拟,不以告公,公觉其意,谓二公曰:“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后张康节公去位,英宗复将用公,公又力辞不拜。公再辞重位,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难。八年,迁户部侍郎。治平初,特迁吏部。

神宗即位,迁尚书左丞。公性刚直,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喻可否。虽台谏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此得怨,而公不恤也。朝廷议加濮王典礼,诏下礼官与从官定议,众欲改封大国,称伯父,。议未下,台官意公主此议,遂专以诋公。言者既以不胜补外,而来者持公愈急。御史蒋之奇并以飞语污公,公杜门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诬,连诏诘问,词穷逐去。公亦坚求退,上知不可夺,除观文殿学士、知亳州事。熙宁初,迁兵部尚书、知青州,兼充京东东路安抚使。时诸县散青苗钱,公乞令民止纳本钱,以示不为利,罢提举管局官,听民以愿请。不报。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公辞,求知蔡州,从之。公在毫,已六请致仕。比至蔡,逾年,复请。四年,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公年未及谢事,天下益以高公。

公昔守颍上,乐其风土,因卜居焉。及归,而居室未完,处之怡然,不以为意。公之在滁也,自号醉翁,作亭琅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 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自为传,刻石。亦名其文曰 《居士集》。居颍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赠太子太师,谥文忠。天下学士闻之,皆出涕相吊。后以诸子赠太师,追封兖国公。

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有欲效之,不诡则俗,不淫则陋,终不可及。是以独步当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于六经,长 《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 《五代史》 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 与迁、固相上下。凡为 《易童子问》 三卷、《诗本义》 十四卷、《唐本纪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 五十卷、《外集》 若干卷、《归荣集》 一卷、《外制集》 三卷、《内制集》 八卷、《奏议集》 十八卷、《四六集》 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

公笃于朋友,不以贵贱生死易意。尹师鲁、石守道、孙明复、梅圣俞既没,皆经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奖进文士,一有所长,必极口称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后历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扬之人至为立生祠。郑公尝有遗训,戒慎用死刑,韩国以语公,公终身行之。以谓汉法惟杀人者死,今法多杂犯死罪,故死罪非杀人者,多所平反,盖郑公意也。

昔孔子生于衰周而识文武之道,其称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虽一时诸侯不能用,功业不见于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没,诸弟子如子贡、子夏皆以文名于世。数传之后,子思、孟子、孙卿并为诸侯师。秦人虽以涂炭遇之,不能废也。及汉祖以干戈定乱,纷纭未已,而叔孙通、陆贾之徒,以《诗》、《书》、《礼》、《乐》弥缝其阙矣。其后贾谊、董仲舒相继而起,则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汉以来,更魏晋,历南北,文弊极矣,虽唐正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许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惟韩退之一变复古,阏其颓波,东注之海,遂复西汉之旧。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祖宗之治,礼文法度,追迹汉唐,而文章之士杨刘而已。及公之文行于天下,乃复无愧于古。於乎,自孔子至今,于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夫岂偶然也哉?

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学士偃之女。再娶杨氏,集贤院学士大雅之女。后娶薛氏,资政殿学士简肃公奎之女,追封岐国太夫人,男八人: 发,故承议郎;弈,故光禄寺丞; 棐,朝奉大夫;辩,故承议郎;余早亡。孙男六人: ,故临邑县尉; 宪,通仕郎;恕,奉议郎;诉,故宣义郎,愿、懋,皆将仕郎。孙女七人,皆适士族。

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隐居乡闾。闻天子复用正人,喜以书遗公。公一见其文,曰:“此孙卿子之书也。”及公考试礼部,亡兄子瞻以进士试稠人中,公与梅圣俞得其程文,以为异人。是岁辙亦中下第,公亦以谓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馆舍,亡兄与辙皆流落不偶。元祐初,会于京师,公家以公碑诿子瞻,子瞻许焉,既又至于大故。辙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复辞。

铭曰: 于穆仁宗,有文臣忠。自崄而夷,保其初终。惟古人臣,终之实难。匪不用贤,有孽其间。公奋自南,声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炜其光。上实开之,下实泥之。三起三偾,谁实使之?偾而复全,惟天子明。克明克终,乃卒有成。逮岁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饮食。舜禹相授,不改旧臣。白发苍颜,翼然在廷。功成而归,维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颍水之滨,甲第朱门。新郑之墟,茂木高坟。野人指之,文忠之遗。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是苏辙呕心沥血之作。欧阳文忠公即欧阳修,“文忠”是他死后的谥号。“神道碑”即“墓表文”,又称“神道碑铭”,就是刻在石碑上的文辞。

据考证,所谓碑,原本是古人置于宫室、宗庙前的石桩、石柱,最早是为了“识日影”或拴牲畜,后来发展到在上面刻字记事,因而产生了碑志、碑铭。古代的碑文有三种。记功碑文、宫室庙宇碑文和墓碑文。墓碑文主要记述死者的生前事迹兼表悼念、称颂之情。所以在坟墓前立碑刻铬、其目的是怕年久地形变迁、不易寻识死者的墓穴。后来更有“同乎不朽”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 的意思。墓碑文又分两种: 埋于地下的为墓志铭; 立于地面的为墓表文。墓表文又称神道碑铭,是叙其学问德行,表彰于外的意思。为什么称神道碑铭呢?古代堪舆家认为坟墓的东南为“神道”,将碑刻立于神道上,故称神道碑铭。在古代,不论有官位或无官位的人,都可立神道碑。但是,所立的碑石的形制却有区别。唐代以后规定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用碑用碣,则依死者临终时的官阶而定。碑是螭首龟趺 (音fu,即碑座),趺上高不过九尺。碣为圭首方趺,趺上高不过四尺。至于碑上的文章体式,却无什么区别。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官高爵显,故立神道碑。这类墓碑文有一定的格式,一般分为两部分: 前边是记述死者生平、功业的传记,后面是颂赞体的铭文。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说:“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宇则‘传 ’,其文则‘铭’”。他指的“宇”,即散文体的传记,他指的“铭”,即用韵写的赞词。并且指出,没有史笔文才,就难堪此任。苏辙写此文,确实下了功夫,首先,欧阳修是当时重臣,一生遭际坎坷、功业甚大,事迹丰富,很不容易概括准确。另外,苏辙父子兄弟受欧阳修的恩惠多。苏洵是以布衣之身被欧阳修推荐入仕的。苏辙与其兄苏轼是欧修主持贡举选拔的人材。按例是欧阳修的门下弟子,苏轼在世时,便答应撰写这篇碑文,但未能如愿。欧阳修死后三十二年,其子欧阳叔弼转请苏辙撰写神道碑。当时苏辙因病婉辞。欧阳叔弼派儿子再次提出撰文要求,苏辙说“斯文一时大手笔也。”如果勉强撰写,深恐不能如意。他请求欧阳叔弼“不以朝夕见迫,许迁延三数年间”,“则不复辞矣”。可见苏辙写此文不是随便敷衍塞责的,而是非常重视,苦心经营的。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选材精确、叙事详略得当、夹叙夹议,评论公允,语言简洁,却无疏漏。在历代的碑志文中,也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首先是选材精确,剪裁恰当。欧阳修一生事迹丰富,情况复杂,神道碑是要刻石立于神道上的,篇幅有限,不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因此就有个选材、剪裁问题。从欧阳修这个人来说,他首先是个政治家。当过地方推官、节度使衙门掌书记、县令、太守、最后做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在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政治斗争中,倾向于范仲淹的开明政治;但王安石大力改革,提倡新法时,他又上书指陈青苗之沿海弊,又站到了保守的阵营。欧阳修又是文学家,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反对宋初以来追求靡丽形式的文风,继韩愈之后倡导古文运动,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他写过不少散文、诗词。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又委婉,词风却又婉丽。他还是历史学家,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如何概括其一生,在选材、剪裁上就不得不下功夫了。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里,既叙述了欧阳修的政绩,又叙述了欧阳修的文勋。叙政绩,实出其正直、敢言的特点,《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按例先简要地概述其家世历史以及欧阳修的中举入仕的过程。然后,文章重点记述欧阳修在政绩方面突出的十余件事:在范仲淹当政时,初作谏官,条陈十余事,获得宋仁宗赵桢同意,于是“有诏劝农桑、兴学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著《朋党论》为范仲淹受贬鸣不平;阻止废麟州、提议募民计口出丁耕种山西忻州一带土地,抵制外侵;阻止富弼杀俘的错误举动。至此用“公在翰林凡八年,知无不言,所言多听”小作归纳,然后又重点写欧阳修阻止治理黄河泛滥的两种错误主张,提出“因水所趋,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的治理方案及在当参知政事时,整顿边务。特别重点的是劝仁宗立储君,英宗即位后,如何辅佐皇帝,巩固社稷。这些,在封建的政权中,都是被认为至关重要的贡献,叙述每一件事,却不平均用力,有的极详,有的极略,在叙述欧阳修的文化贡献时,简略评价了欧阳修的文章风格后,列出著作名称。将主要笔墨放在文坛领袖欧阳修反对靡丽文风、倡导古文运动的成绩上。并从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顺序论述,强调其意义:“自孔子至今,于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夫岂得偶然也哉!”将韩愈、欧阳修并列,颇有见地。至于欧阳修的其他事迹,则一概从略或只字未提,甚至关于欧阳修的词都没置一言,可见选材、剪裁方面,苏辙下了功夫,大事不漏,小事不及,因此,比较恰当地概括了欧阳修一生的功业,这正是选材精确、剪裁恰当收到的明显的效果。

其次,在表现手法上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叙议结合,互为发明,间以少许描写,使文章具体而又生动。如叙述欧阳修任枢密副使,与韩琦同心辅政:每议事,欧阳修若是有不同意见一定力争,韩琦也心怀开阔,不以为意。随后议论道:“故嘉祐之政,世多以为得。”这句议论既对欧阳修的政绩作了评价,同时,又将两人讨论议政的效果也揭示清楚了。涉及欧阳修的文学成就时,从议论入手,说:“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以议沦代叙述,至于什么文章表现出如此风格,却一字不提。随后提到欧阳修的著作,也随叙随议:“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五代史》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 与迁、固相上下。”充分肯定其修史成就。

在文的结构安排上,作者也颇费苦心。如果按年代先后一揽子叙述,那么一会叙述政绩,一会叙述文学成就,必然混杂不清,轻重失当。如果采用先叙政绩,后写文学成就,固然清晰,也易出现弊病,即使整个神道碑文形成前后判然。两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方法易使条理清楚。作者匠心独运,采用适当交叉的办法,如在第二段里,叙及欧阳修学习情况,说:“公敏悟过人,所览辄能诵。比成人,将举进士,为一时偶丽之文,已绝出伦辈。”将文才顺势叙述出来。接着叙述欧阳修中进士后,“始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这样,对欧阳修的古文、诗词方面的特点预先点明,埋下伏笔,后面大段介绍欧阳修的文章成就便不觉突兀了。整篇文章的结构前后勾连,也显得严谨、完整、不止前边预为伏笔,在文章中间,也偶尔点到,达到连前接后的作用。如在文章中间,叙及宋仁宗知道欧阳修忠心耿耿,拟授他“知制诰”,赐三品服。按规定,知制诰一定要先经过考试,以检查文字能力。因为“知制诰”要代皇帝起草文件,写作能力差,就难堪此任。对于欧阳修,“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试。”宋仁宗知道欧阳修能写文章,还下谕旨免予考试。苏辙叙述这件事,固然在于记述欧阳修的“殊荣”,同时,侧而反映了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之大,等于为后而专叙欧阳修倡古文运动等再次埋了伏笔,使前后文章的结构断而实续,显得严密、紧凑。弥补了将政绩、文绩分写而出现两大块的缺陷。

在语言的运用上,相当准确、简洁。苏辙是主张简洁的,但是因总求“简”,结果出现疏漏,如他写的《古史》,将《史记》里的”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改为母,韩女儿,滑稽多智。”省去“樗里子”的名字。司马迁原是说“樗里子”滑稽多智,苏辙这一改,倒变成樗里子的母亲滑稽多智了。后人批评他求简而出现“苟简”。然而,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里,苏辙的文字既简洁,又准确。如赫赫武功的狄青任枢密使,欧阳修认为他多战功,军中服其威名,“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惟于国不便,鲜不以为身害,请出之外藩,以保其终始。狄青因而被罢相,以知陈州。欧阳修还奏请皇帝立储,叙述这些后,说:“公言事不择剧易,类如此。”“剧易”两字,非常简洁地点出了欧阳修“言事”是承担了风险的。文中却一字未提“风险”二字,而“风险”就在概括性的议论中表现出来了。这种“微言大义”正是史家经典《春秋》的笔法。

现在看来,欧阳修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以及他在“词”创作上的成就,苏辙完全没有涉及,这倒是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仍是不可多得的墓碑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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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9:5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