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翁

苏翁者，初不知其何许人，绍兴兵火末，来豫章东湖南岸，结庐独居，待邻右有恩礼，无良贱老稚，皆不失其欢心，故人爱且敬之，称曰苏翁，犹祖翁、妇翁云。身长九尺，美须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终岁不易，未尝疾病，筋力数倍于人，食啖与人亦倍。巨锸长柄，略与身等。披荆棘，转瓦砾，辟废地为圃，或区或架，或篱或塍，应四时蔬菜，不使一阙。艺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时刻不差。虽隆暑极寒，土石焦灼，草木冻死，圃中根荄芽甲，滋郁畅茂。以故蔬不绝圃，味视他圃蔬为最胜，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输直，不二价，而人无异辞。昼尔治圃，宵尔织屦。屦坚韧，革舄可穿，屦不可败。织未脱手，人争贸之以馈远，号曰苏公屦。薪米不至匮乏，且有余羡。喜周急人，有贷假，随力所及，偿与否一不经意。闭门高卧，或危坐终日，人莫测识。先是高宗南渡，急贤如饥渴，时张公浚为相，驰书函金币。且移书属豫章漕及帅曰：“余乡人苏云卿，管、乐流亚，遁迹湖海有年矣。近闻灌园东湖，其高风伟节，非折简所能屈。幸亲造其庐，为我必致之。”漕、帅密谕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园苏翁者，无云卿也。”漕、帅即相与变服为游客，入其圃，翁运锄不顾。二客前揖与语，翁良久问客何从来，乃延入室。土锉竹几，辉光溢然。地无纤尘，案上留《西汉书》一册。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计曰：“此为苏云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广汉。”客曰：“张德远广汉人，翁当识之。”曰：“识之。”客遂泛问张公世系材品，翁历历陈叙，且曰：“不知张今何官？”盖其初不料张公使其访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谓翁曰：“某等备乏漕、帅，实非游者。张公今秉相权，令某等造庐，以礼致公，共济大业。”出书函金币于其案上。翁色遽变，喉中隐隐有声，似怨张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广汉人，即云卿是已。然终不知云卿其字耶？抑名耶？继旌旗填委，坚请翁同载以归，再三谢不可，许诘朝上谒。越夕，遣吏迎伺，则扃户阗然。从他径排闼入，惟书币留案上，俨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见矣。形迹辽绝，莫知所终。此隆兴士宋自适(字正文)所纪苏翁本末如此。宋后得翁遗址，面揖湖山，平地数十亩，仍筑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为之名曰灌园庵。
宋代的文言小说除了有以唐传奇为楷模的传奇作品，还有为数较多的笔记体和传记体小说。《苏翁》即是一篇笔记体小说，选自宋人张世南的《游宦纪闻》。这类作品多描述一人一事，篇幅短小，主要是根据现实中的传闻遗事写成的。
作品中的苏翁是个隐士，文中上半部着力刻画他“自食其力”的隐居生活，起初人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连名字都不知道。被众人称作“苏翁”。他在金人南侵以后，隐于豫章东湖南岸。他和睦友邻；“待邻右有恩礼”;他躬耕劳作，“辟废地为圃”,且善于管理。“艺植耘芟，皆有法度”;又善于经营，“昼尔治圃，宵尔织屦”,十分勤劳能干，自得其乐，“闭门高卧，或危坐终日”。这些具体描写，活脱脱地表现苏翁完全是个自食其力的隐士。
文章下半部分写南宋王朝迁都杭州以后，主战派一度得势，张浚作宰相，他任用岳飞、韩世忠，力主抗金，“急贤如饥渴”。张浚怀念自己乡人苏云卿，认为他是“管、乐流亚”,派人“驰书函金币”,嘱当地行政官漕司，帅司亲自去找。于是“漕、帅密谕物色”,回答只有苏翁而无云卿。随后，漕、帅又微服造访，找到苏翁。翁在其圃“运锄不顾”,对“前揖与语”的二客，“良久问客何从来，乃延入室。”而室内“土锉竹几，辉光溢然，地无纤尘，案上留《西汉书》一册。”黄庭坚曾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苏翁的矜重拔俗的气质和显示主人风格修养的洁雅不紊的摆设与书籍，使“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 自然地烘托了苏翁的高士风貌。从“二客”与苏翁的交谈中，通过泛问，话题引到张浚身上，苏翁对张浚的人品才力“历历陈述”,无意中暴露了自己和张浚的密切关系。以至当漕、帅说明自己是奉命而来，“以礼致公，共济大业”,请其出仕时，而苏翁“色遽变，喉中隐隐有声，似怨张公暴已者。”短短数语，刻画出苏翁由于隐居生活受到干预而埋怨不快的样子。第二日他就“形迹辽绝，莫知所终”了。
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作者是极为钦慕苏翁那种不汲汲于仕途， 自食其力，有学问、洁身自好的人。把他作为一个隐士的典型来描写，歌颂隐士的高风亮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从历史客观背景来认识，历史上的南宋统治者对外卑躬屈膝，忍辱偷安；对内残酷镇压。由于山河半丧，内部始终存在着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斗争。但终南宋一朝，历代皇帝皆软弱无能。满足于小朝迁的地位，决定了主和派始终占据上风。在内部的倾轧迫害下，主战派中象宗泽、岳飞等坚决抗战的人下场都很悲惨，大多数爱国忠良报国无门，空自怅叹，如辛弃疾、陆游等皆是；也有一些人采取了消极态度，退隐山林，潦倒终身。苏翁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他辟园艺圃，织屦易值，“皆有法度”,处处高人一筹，显见是个人材，如书中所云为“管、乐流亚”,王佐之材，且读《汉书》不时磨砺，可见其并非坚藏不用之意。然而终于不用而去，除了对南宋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外，我们很难再有什么别的理解。因此，人才不用，高士归林，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种原因要从南宋统治者的政策上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