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六国论》

苏洵《六国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②。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 “六国互丧，率赂秦耶？” 曰： “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③，不能独完，故曰 ‘弊在赂秦’ 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④，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⑤，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 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⑥，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⑧，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⑨。古人云： “以地奉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⑩，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¹¹⁾;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¹²⁾。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¹³⁾。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¹⁴⁾，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¹⁵⁾，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¹⁶⁾，良将犹在⁽¹⁷⁾，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¹⁸⁾。

呜呼！ 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 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¹⁹⁾，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²⁰⁾。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²¹⁾，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勿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²²⁾，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²³⁾，是又在六国下矣⁽²⁴⁾!

【鉴赏】 《六国论》选自 《嘉祐集·权书》第八篇，是苏洵未入仕途前的论文。作者以 “史论” 的方式，论述六国对秦斗争的形势、策略，六国灭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战国 (前403—前221) 是楚、秦、赵、齐、魏、燕、韩等七国争霸的时期。楚据中原以南江淮流域，土地辽阔； 秦占西部陕、甘、川一带，地形险固；燕拥北京、河北及辽宁半岛地区； 齐守山东半岛一隅，两国距离秦国较远； 而处于晋、陕、冀、豫之间的平原国家赵、魏、韩则在秦国的眼皮底下。尽管六国曾有过合纵联盟之约，但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早就图谋吞并六国而成为霸主。楚、魏、韩受到强秦的威慑，多次赂秦，割地求和； 未曾赂秦的齐、燕又自相攻战，哪能有力去援助邻近秦国的赵、魏、韩？六国四分五裂，终于被秦国所灭。

由于史观的局限性，苏洵不可能从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策略上的失利去找六国被秦吞灭的历史必然性。他在“赂秦”上做文章，其目的在于以古喻今，针对北宋当时时弊。北宋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对内搜刮民财，对外妥协投降，常以钱财贿赂契丹、西夏。他借题发挥，规劝朝廷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团结抗击契丹、西夏，反对屈辱丧权、赂敌偷生的外交政策，以免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作为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家苏洵的《六国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本文的中心论题： “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紧接着围绕“赂秦”二字，提出支撑这一中心论题的两个论点： “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不赂者以赂者丧”。赂者也好，不赂者也好，“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六国都无可靠同盟，失去国家主权，必然导致“六国互丧” 的恶果。尽管这一段只有三十多字，但论题正确，论点有力，纲举目张，为下文的论证提供了雄辩的要领。

为何说“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 呢？第二段着重从历史学的角度，摆事实，讲道理。首先，摆出了“秦以攻取之外”的割地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六国因割地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的“赂秦而力亏”的严酷事实。其次，忆旧规劝，以情动人。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艰难创业，“如弃草芥”地割让给秦国，以求“一夕安寝”，能不痛心！ 再次，承上两点所述，进一步推出了秦灭六国，“理固宜然”的逻辑定论。“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贿赂的结果，更大地助长了秦的侵略气焰与领土野心，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六国灭亡。尤其“以地奉秦，犹抱薪救火” 的生动比喻，就是这种“理固宜然”的精辟概括。苏洵以 “事—情—理”三维结构的论证方法，推导出六国 “赂—亏—灭”的三部曲式“破灭之道”，雄辩滔滔，天衣无缝。

又为何说“不赂者以赂者丧”呢？第三段，就从六国现实方面，深入剖析了这一论点的因果关系。第一层从正面角度论证。首先，以诘问自答的方法，有力阐明“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只缘与秦亲善“而不助五国”，自我孤立，逃脱不了 “以赂者丧” 的命运。其次，尖锐指出： 本来燕、赵“义不赂秦”，“能守其土”，只缘于燕太子丹“以荆卿之计”去谋刺秦王未成； 赵王迁因 “洎牧以谗诛”，中了秦用重金收买内奸杀害忠臣李牧之计，两国均“智力孤危”，同样逃脱不了“以赂者丧”的覆辙。第二层从反面角度深化论证。假若“齐人勿附于秦”，燕君“刺客不行”，赵国“良将犹在”的话，那么，三国是有智力“与秦相较”，不至于很快覆灭的。总之，正反论辩，融情寓理，纵横捭阖，精辟剔透，有力地证明了 “不赂者以赂者丧”的第二个分论点。

论证至此，本可结束。苏洵为何又写了第四、第五段文字？其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借鉴历史经验，向统治者献上救国之策。鉴于宋朝开国以来，一直采取贿赂妥协的对外方针，国势日益危弱。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契丹缔结“澶渊之盟”，每年得向契丹交纳大量的银、绢。庆历年间，宋又答应每年向西夏交纳大量的银、绢、茶等。苏洵满怀悲叹之深情，巧妙类比，真诚规劝北宋“为国者”：只要走广封“谋臣”，重用“奇才”，坚持不行贿割地而以武力卫国之路，堂堂的大宋江山还是可以安稳的；反之，若不接受六国破灭的教训，不以武力抵抗，继续采取贿赂契丹、西夏的外交路线，则覆灭的下场，其悲惨更在“六国下矣”。字里行间，渗透了苏洵对宋王朝的真诚感情。

历代评论家常常将苏洵的《六国论》与贾谊的《过秦论》、王安石的《封建论》相提并论，誉为中国古代策国的著名“三论”。清人朱晴川继宋代文学家曾巩、明代古文家茅坤之后，对苏洵的《六国论》也作过很高的评价： “借六国赂秦而灭，以暗刺宋事。其言痛切悲愤，可谓深谋先见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