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闲上人来问“因何风疾”

白居易

一床方丈向阳开，劳动文殊问疾来。
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禅天始免风灾。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晚年所写的一首绝句。白居易一生有时平步青云，有时坎坷蹭蹬。自左迁江州司马后，兼济天下的抱负逐渐淡薄，至晚年分司东都(洛阳),虽改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侯，实际是个闲职。每日里游山逛水，听音乐，看歌舞，与宾客友好饮酒作诗，谈论佛典，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可做。生活比较安定，心情也比较宁静。67岁时曾作《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说：“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绪与情趣。由于他栖心释氏，通晓佛典，结交了不少空门朋友：钵塔院如大师、神照上人、自远禅师、宗实上人、清闲上人等，均系座上客。清闲上人就是诗中来问疾的那位禅师，原居四川梓潼，后在东都长寿寺为僧。白居易曾写《赠僧五首》诗，其中一首就是赠给他的。诗计四句：“梓潼眷属何年别？长寿坛场近日开。应是蜀人皆度了，法轮移向洛中来。”至唐开成己未年(839)冬十月，白居易68岁时，忽得风痹之症，头昏眼花，视力锐减，左脚行走不便，只好杜门高卧，居家疗养。病中少不了有许多僧俗宾客，登门造访，其中自然包括清闲上人。当 “老病相乘时而至时”,白居易曾写下 《病中诗十五首》,这首回答清闲上人问疾的酬唱，就是其中第三首。
这里，白氏并没有直接回答清闲上人的问疾，而只通过取譬的修辞方法，婉转地表达了两层意思： 上半段表示对上人问疾的感谢，后半段委婉地表达自己禅修未臻佳境，非圣非佛，难免有天灾人祸之厄。
第一层采用借喻的方法，以喻体直接替代本体出现，收取修辞设句的效果。佛经中原有一个著名的文殊问疾故事，最常见于《维摩诘经》。讲的是精通大乘佛教经义的居士维摩诘，卧病在毗耶离城丈室之中，释迦牟尼先后指派座前的十大弟子和四位菩萨前去问疾，均因他们害怕维摩诘的广大神通，无法应付，不敢衔命前往。最后，只有文殊师利菩萨，鼓足勇气，答应前去，并完成佛交给的问疾使命。这里，白居易借用这个佛典故事，既充分推重清闲上人，比之以文殊菩萨； 无形中也提高了自己的身价与地位，把东土的居士比同西土法力精深、在家受过三归五戒的维摩诘居士。“居士”一词，我国古代早已有此清高的称呼，但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居士一词又和梵文的 “迦罗越”,即在家修道的居士不谋而合。白居易写过一首 《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诗，其中四句写道：“官秩三回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臭帤世界终须出，香火因缘久愿同。”表白他交了许多僧友。对世俗红尘，业已看破，愿意早日皈依释门。反映了他晚年怡情悦性，流连光景的消极情绪，与当年新乐府时代“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白居易相比，判若两人。
后半段，诗人仍用委婉的引喻方式来表达自己谦恭及无可奈何的心情。他信手从佛典中引出 “四禅天”这个经典，援取成言，以证自己风痹之疾难以避免。按佛藏 《唯识论》,四禅天是修第四种禅定所生之天，属三界中之色界。只有修到出入息断，绝诸妄念，正念坚固的四禅天时，才不坏于火、水、风三灾，亦即免去风灾。而我呢？ 此身仍在三界最底层——令欲、淫欲特盛的欲界里，尚未进入享受精妙境像的众生所住的色界，距离四禅天十分遥远，自然难逃风灾之苦 (谐指自己所患的风疾)。从引喻的另一端，委婉而谦恭地做了回答。
这首七绝虽不是白居易的代表作，但也反映了他语言平易，自然天成，深入浅出的诗风。首句指出有心向佛，故引来第二句文殊问疾。第三句又是针对第二句的谦辞，我这欲界凡夫如何可劳动您的大驾呢！ 第四句表示自己修炼功夫不深，不免有此劫波。四句诗前后衔接甚紧，而又不露痕迹。真正做到 “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 (见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流露出一股超然的粹灵之气。这首诗既继承了我国古来设譬喻事的文学传统，也兼采了古梵文修辞取譬之柔美。在短短的28字中，连续用了三个佛家典故(文殊问疾、欲界、四禅天),充分说明白居易晚年对佛藏通达畅晓，究研精深。一床、方丈，极言陋室之小，如杜甫 《柴门》的诗所云“第栋盖一床”,亦言其居处回旋无地。向阳开，借用南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山居赋》“向阳则在寒而纳煦”原意，托言自己的心地时时记念佛的护庇。劳动一词，白氏诗中常用，如《初到江州》一诗，就写过：“遥见朱轮来出廓，相迎劳动使君公。”应是唐代口语，犹言偏劳、劳烦，含感激、感谢意在内，与今“劳动”的通常含义迥异。总之，白居易诗歌语言，质朴而生动，信手拈来，皆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