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变法 苍茫景象

林散之说：“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后，又一变矣。”(《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书家自述，应当尊重，但凡此四变，以后两变为大变，前两变为小变。故笔者认为，林散之书艺经历了三大阶段。
结识师从黄宾虹之前为第一阶段，即三十一岁前。他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开始学书习画，全凭爱好，未有师承。十四岁因父丧而辍学，随南京张青甫学画工笔人物。十六岁师从乡亲范培开学书。范培开授以唐碑，并授包世臣的执笔法。清末进士张栗庵看到林散之的书画习作，得知出自一位少年之手，甚为欣赞，遂授以诗文词章。张栗庵藏书甚富，碑帖数千册，书宗晋唐，尤好褚遂良、米芾。林散之师从张栗庵后，眼界大开，不仅圈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和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陆游等诗集，而且由唐碑楷书上溯魏碑、汉碑，再由二王而下学李邕、米芾，从此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是以唐楷为主的。他《自序》说： “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唐人书是林散之书法的基本根底，是他循环往复于书法传统源流中的一个基本中心点，包括他的草书。当时一位亲戚请他写地契，酬重金八十银圆。他把钱汇到上海，邮购回一批碑帖画谱，其中有怀素《自叙帖》,见之心中尤为震动，为他晚年致力于草书，以怀素为体，埋下了火种。
尽管在三十岁之前林散之在地方上已稍有名气，但就收入他书法选集中的两件小楷书来看，仅得一般而已。那年张栗庵对他说： “学者于三十外，诗文书艺，皆宜明其途径。若驰鹜浮名，害人不浅，一再延稽，不可救药。口传手授，是在真师。吾友黄宾虹，海内知名，可师也。”于是第二年，林散之精心画了十幅画，带着张栗庵的推荐信，去上海拜谒黄宾虹，开始步入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
黄宾虹看了他的画后，一方面赏识这位青年人的好学和真诚，另一方面也毫不客气地一针见血挑明了林散之尚不明学艺之道。说：“君之书画，略具才气，不入时畦，唯用笔用墨之法，尚无所知，似从珂罗版摹拟而成，模糊凄迷，真意全亏。”并将自己平生参悟古人用笔用墨的真谛告示他：“凡用笔有五种：曰锥画沙，曰印印泥，曰折钗股，曰屋漏痕，曰壁拆纹。用墨有七种：曰积墨，曰宿墨，曰焦墨，曰破墨，曰浓墨，曰淡墨，曰渴墨。”对黑白虚实之理，黄宾虹说：“古人重实处，尤重虚处；重黑处，尤重白处；所谓知白守黑，计白当黑，此理最微，君宜领会。君之书法，实处多，虚处少，黑处见力量，白处欠功夫”。这一席棒喝，林散之闻之悚然大骇，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林散之的书法，最后形成的自己的个性特色，其关键处即在墨色表现的丰富性和黑白关系的调和上。没有黄宾虹的这一金针度人，也就没有最后之林散之书风。林散之喜用浓墨之笔再蘸清水作书，此法即为黄宾虹作画之法。他不但在黄宾虹身边亲睹了这一用墨法的妙处，还亲闻了这一用墨法的奥旨。黄宾虹说：“古人书画，墨色灵活，浓不凝滞，淡不浮薄，亦自有术。其法先以笔蘸浓墨，墨倘过丰，宜于砚台略为揩试，然后将笔略蘸清水，则作书作画，墨色自然，滋润灵活。纵有水墨旁沁，终见行笔之迹，与世称肥钝墨猪有别。”这是黄宾虹对传统用笔用墨法的创新。古人论书法之用墨，重在丰朗，力主“湛如小儿目睛”,必用当日所磨的新墨，宿墨、焦墨、淡墨、破墨等一概避而不用。明末清初一些书家，如王铎，已出现一些破墨的书迹，但像黄宾虹这样全面地突破传统的用墨陈规，尚是第一人。
林散之在沪上悉心从师黄宾虹学画学书，得以观摩黄宾虹所藏历代名碑佳帖和传世真迹，参悟老师的点拨。在新的艺术思维的指导下，审美目光今非昔比，眼力和审美追求由此而大变，是他一生艺术生涯上的重大转折点。
黄宾虹还告知林散之：“善用笔者，当知如金之重而取其柔，如铁之重而取其秀。如山岳、江河，无轻松之意，笔乃沉着；沉着之后轻松，犹扛鼎者之举重若轻也。否则如狂飙吹落叶，安得有气？”依此观照林散之晚年草书，可说已得其中三昧。
最后，黄宾虹告诫说：“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或可去也。……君甚勉之”。林散之遵师嘱，立志远游，师法造化。他在近九十岁高龄时回忆这一壮游之举，仍记忆犹新，说：“……挟一册一囊而作万里之行，自河南入，登太室、少室，攀九鼎莲花之奇。转龙门，观伊阙，入潼关，登华山，攀苍龙岭而觇太华三峰。复转终南而入武功，登太白最高峰。下华阳，转城固而至南郑，路阻月余，复经金牛道而入剑门，所谓南栈也。一千四百里而至成都，中经嘉陵江，奇峰耸翠，急浪奔湍，骇目惊心，震人心胆，人间奇境也。居成都两月余，沿岷江而下，至嘉州寓于凌云山之大佛寺，转途峨眉县，六百里而登三峨。三峨以金顶为最高，峨眉正峰也。斯时斜日西照，万山沉沉，怒云四卷。各山所见云海，以此为最奇。留二十余日而返渝州，出三峡，下夔府，觇巫山十二峰，云雨荒唐，欲观奇异。遂出西陵峡而至宜昌，转武昌，趋南康，登匡庐，宿五老峰，转九华，寻黄山而归。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游记若干篇；行越七省，跋涉一万八千余里，道路梗塞，风雨艰难，亦云苦矣”。这历时一年多的游历养育了林散之胸中的自然天地之气象，最后与黄宾虹的用笔用墨之真言化为一体，使他的书法呈现出一片 “苍茫”的景象。
明用笔用墨之理，蓄大千天地之气象，最后熔铸笔端，化为一片“苍茫”,林散之足足用了近三十年的功夫。因为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说： “如蚕之吐丝、蜂之酿蜜，岂一朝一夕而变为丝与蜜者。颐养之深，酝酿之久，而始成功。由递变而非突变，突变则败矣。”此理也源于黄宾虹的教诲，他曾举“恽南田、华新罗求脱太早”为例而说明之。于是，林散之多次循环往复于由唐而上溯汉魏，再由唐而下探宋元明清，这一复式学书流程之中，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对米芾甚为用力。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对李邕最为用力，认为是 “王右军后一大宗师”。至六十年代初，书风已呈个性体格，可承明清王铎、傅山诸贤。他自述： “六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但大王、怀素草书均用硬毫笔，而他喜用长锋羊毫。故其书的点画形质难现切金如玉般的效果，而更贴近明清的连绵草。他所临写的大王草书，以淳化阁帖为法，不以唐摹墨迹为本，似也犯忌，跟沈尹默、邓散木等又不同。所以，林散之书风初立，即以繁复的长线条为视象，缠绕纵擒，发势足，蓄势不够。
其实在林散之六十岁学草，至古稀之年变法之前，他所最用力的另一书体是汉隶，尤得力于《乙瑛》、《孔宙》、《礼器》、《石门颂》等，为他的晚年草书的成熟风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时他也精研章草，章草体势重在蓄而后发，对他的古稀之变也很有作用。
总而言之，林散之自师从黄宾虹至七十岁，近四十年的时间，盘旋于传统书法之内，迟迟未有大的突破，到六十多岁才形成他的基本面目，是一种大器晚成的艺术类型。试看他四十年代所临碑帖和六十年代所临碑帖，对比之下，就可明了。他自己似乎也明了这一点，在师从黄宾虹和远游一变之后，只说 “古稀之后，又一变矣”。
六十年代末以后，林散之的书法进入了第三个演变阶段，也是他一生最为辉煌绚烂的时期，由个性书风的成熟渐至化境，以草书为代表，创作最多，偶写隶楷和行书，自成一体，格调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