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为邦本，崇礼、明礼

周代的礼乐制度，内容十分广泛，据说可大体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一不有礼仪。我们前面所谈鲁人尊尊亲亲、祭天祀祖、崇德重民以及诵诗歌乐，亦无不与周礼有密切关联。
周礼中的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的，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左传》隐公五年)。鲁国对周代礼乐的完整保存与实施，是因鲁人对于礼乐功能有明确的认识，从《礼记》一书看，他们已认识到可使周礼成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
鲁秉周礼，对维护鲁国的安定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这在西周时期乃至春秋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鲁闵公年间。当时，齐欲伐鲁，齐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元年)。此时，鲁国正遭庆父之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这是因为周礼可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则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的作用。仲孙湫说鲁国以周礼为本确是切中要害的。
《礼记·礼运》也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不可亡，礼之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功能，因而他们也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无礼必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故而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春秋以来，随着周室的衰微，周朝礼乐出现了崩坏局面，而在鲁国却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曹刿、申𦈡、臧文仲、柳下惠、夏父弗忌、叔孙豹、子服景伯、匠人庆等，都以知礼而闻名于世。春秋末年的礼乐大师孔子产生在鲁国亦非偶然。
鲁人重礼，便处处事事用礼制来规范个人的行为，评人论事也以礼作为标准。臧氏是鲁国仅次于三桓的一个世家大族，臧氏之祖臧僖伯及其子臧哀伯均明于贵族礼仪，并以忠谏见称。鲁隐公要到棠地“观鱼”,臧僖伯认为：“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他用“古之制”极力加以劝阻，隐公不听，臧哀伯便“称疾不从”。鲁桓公二年，宋华督弑君，自立为相，重赂各邻国以求支持，以宋传世宝鼎“郜大鼎”送鲁公。鲁桓公不仅接受，而且安放于太庙，臧哀伯认为君人者应“昭德塞违”,如将违乱之赂器置于太庙，便违背了当时礼制，亦极力加以谏止。臧文仲为哀伯之孙，他从小受其父祖影响，也成为当时的知礼之人。他不仅知礼、明礼，而且按照贵族礼仪行事，在鲁之朝廷中受到敬重。臧氏祖孙皆明于礼义，是鲁人普遍知礼的一个缩影。
由于身份，地位的差异，人们对礼的理解也不一样，如文公二年宗伯夏父弗忌以僖公为贤君，将僖公的享祀之位升于闵公之上时，柳下惠便极力反对，臧文仲却赞成夏父弗忌的做法。这是因为柳下惠坚持严格的周代礼制，而臧文仲却不墨守陈规，对周礼有所变通。
孔子出生于臧文仲死后六十七年，两人虽同为鲁国的著名学者，但一位生活于春秋前期，且居官在位，家族兴盛；一位处在春秋末叶，仕途坎坷，家族衰落。他们的思想差异颇大。不过，他们二人却都是受人敬重的知礼之人。正如为了学礼，“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左传》昭公七年)一样，季孙行父亦曾随文仲学习“事君之礼”。
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周礼对鲁国政治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固守周礼也造就了鲁人的保守意识，这对鲁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深刻影响，如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等都是由此派生而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鲁国政治、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