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放》

平生于国兮，①　　　　　我屈原从小生活在国都，
长于原野。　　　　　　　而今长大却在原野居住。
言语讷譅兮， ②　　　　　我的口齿笨拙不善言辞，
又无强辅。　　　　　　　又无有势力的朋友帮助。
浅智褊能兮，③　　　　　我的才智疏浅能力微薄，
闻见又寡。　　　　　　　而又孤陋寡闻无甚长处。
数言便事兮，④　　　　　有利君国的话屡次进上，
见怨门下。⑤　　　　　　便把君王手下亲信惹怒。
王不察其长利兮，　　　　君王也不明察话的好处，
卒见弃乎原野。　　　　　终于听信谗言把我放逐。
伏念思过兮，　　　　　　我暗自反省自己的行为，
无可改者。　　　　　　　却没什么要改正的错误。
群众成朋兮，⑥　　　　　群小们总是在结党营私，
上浸以惑。⑦　　　　　　君王越来越受他们迷惑。
巧佞在前兮，　　　　　　佞臣取巧出入君王之前，
贤者灭息。⑧　　　　　　忠贞贤臣有话难以说出。
尧舜圣已没兮，　　　　　尧舜似的贤君早已不见，
孰为忠直？　　　　　　　又忠贞正直地为谁服务？
高山崔巍兮，　　　　　　崇山峻岭永远巍峨耸立，
流水汤汤。⑨　　　　　　流水浩浩荡荡东流不住。
死日将至兮，　　　　　　人已衰老死期就要来到，
与麋鹿同坑。⑩　　　　　只能在荒野与禽兽为伍。
块兮鞠，(11)　　　　　　而今块然独处孤独无偊，
当道宿。　　　　　　　　无所归依在道路上露宿。
举世皆然兮，　　　　　　整个世道都是这样浑浊，
余将谁告？　　　　　　　我的衷情又能向谁倾述？
斥逐鸿鹄兮，　　　　　　他们赶走了鸿雁和天鹅，
近习鸱枭。(12)　　　　　却把恶禽鸱枭亲近保护。
斩伐桔柚兮，　　　　　　他们把甜甜的桔柚砍掉，
列树苦桃。　　　　　　　到处栽种苦桃这种树木。
便娟之修竹兮，(13)　　　那些婆娑摇曳的美竹啊，
寄生乎江潭，　　　　　　却只能在江边潭畔独处。
上葳蕤而防露兮，(14)　　它上有茂盛的叶片御寒，
下泠泠而来风。(15)　　　下边阵阵凉爽清风送出。
孰知其不合兮，　　　　　谁能了解我与君王不合，
若竹柏之异心。(16)　　　不同心就象竹子与柏树。
往者不可及兮，　　　　　逝去的圣王我追赶不上，
来者不可待。　　　　　　却又等不到以后的明主。
悠悠苍天兮，　　　　　　高远的苍天啊高远的天，
莫我振理。(17)　　　　　你为何不解救我的冤屈。
窃怨君之不寤兮，　　　　我怨恨君王他终不觉悟，
吾独死而后已。　　　　　唯有独抱忠信一死结束。

(据黄寿祺、梅桐生译有改动。)

【注】①平： 屈原之名。②讷譅： 讷，迟钝；譅，艰难，此指拙于辞令。③褊 (bian):狭，此处引申为微薄。④数(shuo)。屡次； 便事：有利的事。⑤门下：国君亲近之人。⑥群众：群小；成朋：结党。⑦浸：渐渐。⑧灭息： 消声无言。⑨汤(shang)汤： 大水急流貌。⑩坑： 陂池，此指啗阱。(11)块：独处貌；鞠：匍匐。(12)近习： 亲近；鸱枭： 猫头鹰，古人以为恶鸟。(13)便(pian)娟： 轻盈美丽貌。(14)葳蕤 (wei rui):繁盛的样子。(15)泠(ling)泠： 清凉爽快貌。(16)竹柏异心： 王逸《章句》: “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达也；柏心实，以喻君闇塞也”。(17)振：解救； 理： 答理。

中国早期封建社会，有一类文人，他们满腹经纶，博闻善辩，关注国事，渴求功名，文辞甚高，自视也甚高，然而却因种种原因，终不为朝廷所用。进不能取卿相，退又不甘隐山林，这种尴尬处境，使他们转而抑圣为狂，谐谑放荡。他们常常通过滑稽奇特的言行，去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失意之悲和对朝廷政治的讽谏。然而在君王眼中，他们终不过是调笑取乐的工具。
东方朔正是这类文人的代表，所谓“滑稽之雄”。(《汉书·本传》)
不过，在总题为《七谏》的七首诗歌里，东方朔并没有摆出玩世不恭的面孔，他换了一种同样曲折的方式： 借屈原之口，代屈原抒情来表达上述特定心态。用王逸《章句》的话说“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即一方面结合屈原身世，运用屈原骚赋的形式，去表达屈原的政治、人生态度，一方面也表达出自己对当朝的劝谏，发泄出自己的沉沦之悲。这种涵义的二层性，应当是我们理解《七谏》的门径。
《初放》是《七谏》的首篇，写屈原初被放逐时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抨击，表现屈原宁可孤独而死，也决不改变自己人格情操的高洁精神。诗歌可分为三段。
首段从头至“伏念思过兮，无可改者”。本段用赋的手法，简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身世遭遇以及无可改悔的坚定立身态度。诗歌头两句写出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 出生在国都，却生活在山野。这本是屈原遭遇的总述，这两句置于全诗之首，暗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人去思索其究竟。以下便是作者对此问题的简单回答：原来是自己天资驽钝，拙于辞令，加之势单力薄，遂以直谏不被君王理解而遭放逐。“言语讷譅”几句，王逸《章句》认为“是其谦也”。确实，当年的屈原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史记·屈贾列传》) ，写本诗的作者也“博闻辩智” (《汉书本传》) ，才思敏捷，都决非“言语讷譅”“浅智褊能”之辈。但这与其说是自谦，不如说是一种愤激的反语。“言语讷譅”是说自己没有巧言佞舌，“浅智褊能”是说自己不善逢迎钻营，所以屡次忠言直谏，既为君王亲信所怨，又为君王本人所恼，终于被弃。下面“伏念思过”，是被逐后的深沉反思，“无可改者”是思索的结论，它看似平常，语气却是斩钉截铁的决断，使人想到《离骚》中“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二段从“群众成朋兮”到“下泠冷而来风”。本段以议论为主，对朝廷不肖居上，大贤处下，谄佞得志，忠直孤独的黑暗腐败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细味此段，又可分为两层。第一层至“余将告谁”。它采用直接论政的手法，使作品锋芒毕露。“群众成朋”与前之“又无强辅”呼应对比，写出小人充斥朝廷的惊心现实。“上浸以惑”与 “尧舜圣已没”则直刺国君昏昧。“高山崔巍”四句，从内容上讲是用自然之永恒反衬人生之短暂，这种浓厚的生命意识与被放逐处境的结合，便写出一种深沉悲痛； 从诗歌形象讲，无论巍巍高山还是浩荡流水，都带有一种崇高阔大的气魄，挟着一股浩然正气，这又使诗歌在悲伤中具有了崇高的意境与悲壮的气氛。“块兮鞠”四句则进而写出了黑暗政治下正直之士的孤独感和悲凄处境。第二层是第一层的艺术形象化，它沿用 《离骚》“香草美人”手法，以被斥逐的鸿鹄，被斩伐的桔柚象征贤才直士的遭遇，以被保护的鸱枭、被栽培的苦桃象征奸佞之辈的得意处境，形象地描绘出了朝廷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现实。“便娟修竹”四句，则通过婆娑修竹生于郊野江潭的描绘，进一步写出这种现实，同时用修竹上防寒露、下送清风的美好品质，象征地写出了自己顶邪恶、惠下民的美德。
第三段为诗歌最后八句。本段转以抒情的笔调，表达被放逐后的深沉孤独与悲哀，并再次表明了自己正道直行，死而后已的决心。“孰知其不合兮”两句写自己与君王政见根本不同，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这里用了一个形象的譬喻： “若竹柏之异心”。王逸《章句》说： “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达也； 柏心实，以喻君闇塞也”。这样讲是很准确的。“往者”两句，写出了屈原作为一个头脑睿智、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的强烈孤独感。本来，一切超凡出众的人都难免有一种落落寡合、眼空无物的孤独，更何况屈原又有那样悲剧性的遭遇呢。这两句使我们想起后来陈子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怆浩叹。应该说，东方朔代屈原所抒发的这种感慨，与古往今来一切难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志士仁人的感慨都是相通的。紧接这种感慨，是对天的呼号，所谓“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 (《史记·屈贾列传》)，它将绝望悲怆的情绪，推到了一个高潮。最后两句，则又是从高潮的大跌落，情绪由高亢转以深沉，而唯其深沉，诗人那无边的幽愤，那崇高的人格，才获得了更为感人的力量。从内容上讲，这两句正与《离骚》中哲王不寤“怀清白以死直”同，表达了屈原决心以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
前面谈到，东方朔这组作品具有两重内涵，既是代屈原立言，又为自己寄慨。但由于诗歌是代言体，所以我们对它首先要结合屈原的身世去理解。至于东方朔本人的感慨和讽谏，则可从诗歌的基本内容与情绪基调上去作总体把握，而不必非要将诗句与东方朔的具体经历一一比附不可，否则便易流于穿凿，违背鉴赏规律。
本诗既是代言体，所以与屈原诸作相比，没有多少独创性，例如四句一转的章法，香草美人的比兴等等都是沿袭屈原的。不过，诗歌在写作上也有一些特点。例如从手法上讲，它大体按照叙事—议论—抒情的顺序写作，但三者又常常是融混难辨的。与此相应，从情绪基调讲，则大体是平静—激烈—深沉，而每段之中又自有跌宕起伏 (例如末段) ，总的说来全诗是悲怆炽烈的。此外，它的句法较灵活，“块兮鞠”两句，引入三字句，使诗歌在节奏上奇崛而富于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