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阁与白虎观议经

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后，朝廷对经学非常重视，时常组织经学研讨会。如汉宣帝时曾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肖望之，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由于这次讨论中赞成《穀梁》的人占上风，于是《穀梁》学大兴。类似这种天子召集、皇帝临裁的议论会议在两汉时很多，其中最为隆重、对后世经学影响最大的，当数西汉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
西汉今文传经，多是师生间口传面授。由于所师不同，见解不同，就有了“师法”和“家法”的问题。所谓“师法”就是老师传授的东西。对于同一位经师传授的内容(也就是师法),学生融会贯通，引申发展，成为一家之言，就有了“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家法”之下又有“专家”,如同一棵大树，根上有干，干分枝，枝分叉……形成一经有数家，一家又有数说的局面。各家各说往往相矛盾使人无所适从，如《易》就有施、孟、梁氏、京房，《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等各家各派，虽都立于官学，但各有各的观点和见解，界垒分明，难以一致，争议不断。
为了在重大学术问题上统一认识，排除纷争，皇帝常常亲监研讨，择善从之，钦定决议颁行全国，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就是这样的两次大型会议。
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位于长安未央殿北，是西汉朝廷藏书的地方。《汉书·宣帝纪》说，在宣帝甘露三年(前47)“召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学《礼》的通汉，学《诗》的张生、薛广德，治《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治《易》的梁丘临、施雔等人。会议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皇帝亲自裁决。会议的结果，增立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等博士。会议的记录非常详细，今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五经杂议》十八篇、《书议奏》四十二篇、《礼议奏》三十八篇、《春秋议奏》三十九篇、《论语议奏》十八篇，从题目上看涉及了五经的全部内容。可惜这些议奏的记录现已散失。从残散的篇籍来看，内容多是宗法礼制，如“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已有一嫡子，当绝父祀”,以为大宗不“卒母嫁，为之何服”等等问题。由宣帝裁决后，在全国推行。

汉章帝像

石渠阁会议使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成了学术权威。政治权威成为经学、学术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也成了政治法典。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也极大地加强了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从另一方面来看，则使经学逐渐失去了学术性和独立性，成为政治的附庸。
石渠阁会议所讨论的都是各经本身的问题，全部属于西汉的今文经学。到了哀、平帝、王莽掌权时期，刘歆倡议古文经学，引起经学界的论战。因此，西汉末期经学争执的焦点，都转移至今古文的问题上，一直到东汉初年也未曾解决。再加上谶纬也发展起来，使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学与谶纬等问题日益复杂。白虎观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杨终上书章帝：“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章帝接受了杨终的建议，下诏书说：“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日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光武)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欲议减省。至(明帝)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攀)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今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其勉之哉！”(《后汉书·章帝纪》)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书、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宜甘露石渠故事，做《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
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是当时洛阳京城的北宫，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主要有魏应、淳于恭，丁鸿、李齐、贾逵等博士，议郎、学官及诸儒生。群贤会聚于此，讲论五经异同，又是一次学术大盛会。
这次讨论的结果，由杨终、班固撰集其事，名为《白虎通义》,又叫《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今书尚在，其书除征引六经传记外，兼涉谶纬，而多传古义。第二年(70)章帝下诏说：“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曰，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材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后汉书·章帝纪》)从此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取代了今文经学，而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重心，最后今古文经学日趋合流，彼此隔阂消失。
白虎观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对当时经学中的文字、典章制度、师说、思想等诸方面的分歧，作一番评析，以择一定的标准，维持儒学的地位。从白虎观会议的成果——《白虎通》来看，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班固像

《白虎通》的主要思想，实质上和董仲舒一样，也是以封建伦常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但它不只是公羊一家之言，而是概括了各家经学的成果，把董仲舒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参加会议的学者是空前广泛的，经学各派都有人参加，反映在《白虎通》中的观点既有今文经学的，也有古文经学和谶纬神学的。清代学者庄述祖认为，《白虎通》杂论经传，六艺并录，傅以谶记，其中以今文经学的观点居多，也采用了古文经学中《毛诗》、《古文尚书》、《周官》的一些说法，惟独《左氏》不见于《通义》。(庄述祖《白虎通义考序》)其实，贾逵所概括的《左氏》深于君父之义，正是《白虎通》的指导思想。《白虎通》围绕着君父之义这个中心主题，博采众说，把各家各派所发挥的封建宗法主义思想提炼成为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学典籍。

刘向像

《白虎通》把当时经学中的文字、典章制度、思想等诸方面的分歧，简明集中地在三十四个专题中进行了概括、分析和罗列。这三十四个专题包括：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任、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守、考黜、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瑞贽、三正、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嫁娶、绋冕、丧服、崩薨。这三十四个专题，几乎包括了封建社会从思想到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而特别着重于制度方面的规定。这套制度其实就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而体现在这套制度中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三纲六纪》篇中明确提出来的三纲说。三纲说中的“君为臣纲”指的是君权，“父为子纲”指的是父权，“夫为妻纲”指的是夫权。夫权是从属于父权的，所以三纲说的实质就是维护君父的统治地位。儒家经典中的“大义”就是如何有效地维护君权和父权。由于当时的许多经师寻章摘句，把注意力引向一系列琐碎的争论，这个“大义”受到了冲击，因此，有必要重新统一思想，形成制度。白虎观会议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四十三个专题贯彻儒家三纲思想，形成法典，巩固了儒家思想在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独尊地位。

《白虎通》(清乾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