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文化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订和实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片面强调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无端惩治知识分子干部的工作过失，排斥、打击甚至迫害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教训，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大批的知识人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和影响下，许多爱国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大批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确立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同时，也适时地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引和组织广大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肯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吸引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抗日事业。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决定革命成败的战略高度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强调“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必须克服，号召“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1]。这一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壮大得到进一步的实施。中国共产党努力从大后方和敌占区广泛招聘吸收军工、医务、教学、文艺等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如1941年7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曾致书各兵团首长，指示要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家待遇之”^[2]。
第二，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列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发展科学事业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成立科学研究调查机关，推进和提高经济文化建设；培养科学技术人员，派专门人员出外学习；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购买科学图书仪器，改善研究工作条件；尊重并合理使用各种专门干部，欢迎优待外来科学人士；组织科学团体，开展科学运动；制定条例，奖励科学技术研究；确定科学事业预算等，这八项决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敌后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3]。为了更好地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种自然科学学会，其中最大、最完备的是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吴玉章任会长，下设农学、生物、化学、医药、航空、气象、土木工程、地质矿冶、机械电机等十多个分会，并办有《自然界》、《大众科学》、《科学园地》等刊物。
第三，优待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干部的生活待遇，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在敌后根据地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尽其可能制定特殊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工作条件和提高生活待遇，吸引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工作。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制定一系列条例和规定，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根据干部的资历、能力、现任职务，将他们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甲类干部享受的津贴为每月15-30元，而当时一般干部的津贴是1-5元，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只有10元，伙食由小灶供应，住房可享受单间宿舍，并配备勤务人员和提供乘马等交通工具。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为技术干部规定了较高的薪金标准：技正每月小米600-1000斤，技士每月小米450-800斤，技佐每月小米250-500斤，技术员每月小米200-250斤，每月折款发给，有特殊贡献者或特殊技术者得特别优待，其经常有成绩者得予加薪；同时为各类发明、创造、改良者规定了奖励办法：荣誉奖励有建立冠以创造者姓名之研究所、荣誉宣扬、奖旗或奖匾、奖状、奖章等，有特殊发明与贡献者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予以特别奖励等^[4]。
第四，使用与教育并重，努力帮助知识分子实现工农群众化。1939年，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指出：“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并提出了使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口号^[5]。延安及各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也在于促进知识分子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且也向广大知识分子党员提出了思想入党的重大问题，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此必须“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6],该文件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召唤和吸引之下，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干部的在职教育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首位。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将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确定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4种。业务教育的范围包括与业务部门业务关系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和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等，使干部学会和精通自己的业务；政治教育的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使干部通晓一般情况和一般政策，扩大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文化教育(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的范围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理论教育的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其中政治科学以马克思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等^[7]。
大学和专科教育，敌后根据地的大学和专科教育也体现了干部培训为主的特色。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以及“抗大”和“鲁艺”在各根据地的分校等。另有陕甘宁边区的师范学校、警政学校、医药学校、纺织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荣誉军人学校等以及各根据地创办的专门学校。这些学校在体制上尚不完备，办学条件也相当简陋，但及时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抗日人才，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干部方面的重要准备。
普通教育，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在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相当部分地区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开展国民教育运动，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便成为各根据地政府的重要任务。该运动包括以冬学民校为主要形式的成人扫盲教育和以小学教育为主体的学龄儿童教育。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利用战争的间隙和冬令农闲时节，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冬学运动，采用男学组、女学组、青年组、老年组、儿童组、混合组等各种形式，帮助人民群众扫盲识字，并根据群众的需要来确定学习的内容，结合扫盲进行政治和抗日教育。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学龄儿童的教育问题，采用民办公助的方式和全新的游击式的教学方法，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根据当时的经济和文化条件，除发展部分中学、职业学校外，主要是增加和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小学。陕甘宁边区1945年已建立小学1377所。各敌后根据地的小学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加，如冀中区1941年已建立小学4338所，入学学生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2%,有五分之一的县儿童入学率高达90%以上，在“男女教育平等”的口号下，女生人数增加尤其快，占学生总数的41%以上。原来小学教育非常落后的晋绥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1941年晋西北21个县的统计，已有小学1789所，平均每县增加85所，远远超过新政权建立以前的数字^[8]。历时多年而经久不息的冬学扫盲运动和迅速发展的中小学教育，有效地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文盲人数逐年下降，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在文学艺术方面，抗战爆发后，以战地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文学艺术事业，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创作出了如《黄河大合唱》等气壮山河的传世之作，群众性的文学艺术活动团体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有力地配合了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根据地的建立。1942年5月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文学艺术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在遍及根据地的“新秧歌”运动中，涌现了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秧歌，和像《白毛女》等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较高成就的歌剧作品；戏剧改革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被誉为平剧改革的优秀作品；文学创作也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欧阳山的《高干大》,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新闻出版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创办了大量的抗日报刊，总数达四百多种^[9]。在延安发行的主要报刊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共有八十余种。各敌后根据地也发行了大量的报刊，最著名的有：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敌报》、《边政导报》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等，晋绥根据地的《晋绥日报》(原名《抗敌日报》)、《战斗报》等，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华中根据地的《抗敌报》、《江淮日报》等。在延安还创办了新华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各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延安就有解放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陕北书店、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各根据地也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印刷出版机构，大量编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件以及各种抗战宣传材料，在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在科学研究方面，在敌人重重封锁、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着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的紧迫需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促使根据地的工业，尤其是与抗战事业、根据地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军工、医药、日化、造纸、印刷、纺织等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呈现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