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间的矛盾开始显露

7月19日，靳云鹏、姜桂题、傅良佐、张怀芝等六人受徐世昌的委派，并携带段祺瑞同意的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解散安福系及罢免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四、解散新国会(即安福国会)四项条件^[1]赴天津与直奉方面议和。当时曹锟不在天津，张作霖也未来津，直系方面的意见，认为“六人之使命，如为总统所派，则督军受总统之调停，名分上实断不敢；如为段派居间，则段派已倒，更无所用其调停”^[2]。显然，曹锟、吴佩孚他们觉得现在来讲调停，未免太不合时宜，另外这些条件也还嫌低，不能满足获胜者的要求。直隶省长曹锐对代表态度冷淡，告诉他们；“虽家兄(指曹锟)亦无主张可以发表，须俟各省公决。”^[3]傅良佐因替段祺瑞做说客，并随带有武装警卫一百七十余人，被曹锐扣押，其警卫全部被缴械。姜桂题等四人无结果返京，靳云鹏则单独前往奉天与张作霖磋商。
靳云鹏到奉天后，除了转陈上述议和条件外，还替他的恩师段祺瑞求情，希望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时，给段祺瑞留点面子，不要使他太难堪，这也是徐世昌的意见。张作霖同段祺瑞的交谊原本不恶，在他看来，段祺瑞之所以不好，不过是被徐树铮这类奸佞包围利用了，现在安福系既倒，这时出面为段转圜，必将可以赢得一部分皖系势力的支持，从而增加同直系抗衡的资本。7月21日，当张作霖接到段祺瑞19日发出的自劾乞和电报时，当即复电说：“引责各节，不忍卒读”,“吾公一世令名，坏于群小之手，言念及之，泪下如雨”,表示“作霖当躬率三军，愿为督办扫除群小。至对于督办，决不稍有侵犯”^[4]。靳云鹏到奉后，7月23日，张作霖马上又给段祺瑞去电安慰他说：“翼卿到奉，业已接洽。窃念此次兴戎，譬如子弟相争，无关长者，为父兄者尽可置之不问，任凭子弟自行设法了结。今日之事，无以异此。伏望我督办切勿介怀，遇事仍襄助元首，维持大局，并救济近畿一带之生灵。作霖日内到津，即当约集曹使，联络各省，筹商善后一切事宜，以资收束。溽暑逼人，尤望勉节忧劳，为国珍摄，无任盼祷。”^[5]这两个电报清楚地表明了张作霖对段祺瑞这个祸国殃民的魁首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实际上也为尔后处理皖系军阀定了基调。
同一天，吴佩孚给北京步军统领王怀庆拍了一个电报，要求严厉处置皖系。电文说：“段氏窃柄，视元首为傀儡者三次矣。以国家为一家之私产，引狼入室，丧尽国权。为拥戴元首计，为保卫国家计，均非将奸党歼除不可。”他提出六项要求：一、解散边防军，取消边防督办官制；二、解散西北军，取消西北筹边使官制；三、安置段祺瑞于汤山，候国民公决；四、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交法庭审办；五、国会停会；六、追缴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证书，永褫公权^[6]。吴请王怀庆将这六项要求汇呈大总统徐世昌核办。曹锟和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对这六条都表示赞同。因此，7月26日，这六项要求作为保定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的处理善后问题的条件^[7],吴佩孚还认为：“共和国家，民为主体，凡所设施，苟能以民意为标准，则人心自易翕服。将来各项问题，最好召集全国国民大会以解决之，庶公论得伸，国事可定。”^[8]因此，他再次提出从速召集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的主张。可以看出，在处理战争善后问题上，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比奉系张作霖的态度要明朗激进得多。
吴佩孚的言论，立即引起张作霖的不满。7月25日，张作霖偕靳云鹏到天津，26日就向外报记者表示，他“不与吴佩孚接洽一切，仅与曹锟接洽”,并指出：“吴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9]这样，皖系一被打倒，原来共同对敌的直系和奉系这两个军阀集团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露，摩擦渐次发生。
战后直奉以及徐世昌、靳云鹏之间几个有分歧争执的问题及其协商处理结果，略如下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