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

————(《氾论训》)

鉴　赏

此语出自《氾论训》。在《淮南子》看来，虽然诸子百家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和义理体系，也有各自不同的现实实践活动，但是就像源头各异的江海湖泊最后都会流归于大海一样，这些迥然各异的诸子百家也有着相同的思想归旨，即它们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其目的。这既是西汉初年黄老道学和其他思想流派的思想特征，又是道家“以道为化，大归于一”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其“时变”思想的具体表现。

以往我们过于严格突出诸子百家思想的差异性，却相对忽略了它们在各自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融合性。如汉初的黄老道家思想就不仅仅是道家理论的自身封闭性的承继，更是吸纳了儒、墨、法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并作出道家式的阐释，从而丰富和拓展了道家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空间。与刘安同时代的太史公司马谈也持此观点。他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在他看来，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六派思想都以天下治为其目的，只是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而呈现出不同的理论面貌和不同的政治主张。司马谈本人十分推崇黄老道家，但是他的理由却在于： 较之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五派思想各有一偏(“省”)，他们在“治”的问题有“得”却也有“失”;而道德家(黄老道家)却是“不省”的学说，是涵摄了其他五派之长而同时克服他们之短的“全”的学说。他说，黄老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因此，司马谈认为，黄老道家与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差异，不是思想性质上的不同，而是他们在“务为治”的方式、途径等问题上的“不省”与“省”、全与偏的差别。

既然“百家殊业”在本质上没有差别，而只是在治国之道的方式、途径等问题上存在“省”与“不省”差别，那么，我们在具体的治国方略等问题上也无须抱着“非此即彼”、“定是定非”的态度，而应该本着“以道为化，大归于一”的理论态度和实践品格，因时制宜，“随时而动静”、“因时变而制适宜”，以“时变”为其指导原则来解释现实生活世界的种种问题。诚如《氾论训》所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