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喻》

苏轼

生而眇者不识日⁽¹⁾，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²⁾：“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³⁾。他日闻钟⁽⁴⁾，以为日也。或告之曰： “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⁶⁾。他日揣籥⁽⁶⁾，以为日也。

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⁷⁾，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⁸⁾，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⁹⁾，岂有既乎⁽¹⁰⁾?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¹¹⁾，或莫之见而意之⁽¹²⁾，皆求道之过也⁽¹³⁾。然则道卒不可求欤⁽¹⁴⁾?苏子曰： 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¹⁵⁾：“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¹⁶⁾。”子夏曰⁽¹⁷⁾：“百工居肆⁽¹⁸⁾，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¹⁹⁾，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²⁰⁾，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²¹⁾?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²²⁾。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²³⁾。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²⁴⁾，士杂学而不志于道⁽²⁵⁾;今也以经术取士⁽²⁶⁾，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²⁷⁾，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²⁸⁾，作《日喻》以告之。

〔注释〕(1)眇(miao)： 本指视力微弱或一目失明，这里指双目失明。(2)或： 有的。(3)扣： 敲。(4)他日：后来有一天。(5)扪：抚摸。(6)揣： 摸。籥(yue)： 古代的管乐器名。(7)达： 通晓。(8)巧譬： 巧妙的比喻。善导： 好的开导。(9)相： 这里作动词用，象。(10)既： 完。(11)即： 就。名： 解释。(12)意： 推测。(13)过： 弊病。(14)卒：终于。(15)孙武： 春秋时齐国军事家。(16)致： 招致。(17)子夏： 孔子弟子，春秋时卫国人。(18)百工： 各行各业的人。(19)莫之求： “莫求之” 的倒装。(20)没： 潜水。《庄子·达生》郭象注： “没人，谓能鹜没于水底。”(21)苟然：指不经练习而会潜水。(22)水之道： 水性。(23)溺： 淹死。(24)以声律取士： 指唐代和宋代前期以诗赋取士。(25)杂学： 古代称经史以外的学问为杂学。(26)经术： 指儒家经典著作。(27)渤海： 唐渤海郡，治所在今山东省阳信县。(28)求举于礼部： 应进士科考试，此事由礼部主持。

〔鉴赏〕苏轼作品好议论，甚至“以议论为诗” ，多半是事实。宋人好发议论，有其政治、文化背景。政治、文化多次进行改革，也多次引起反改革的逆流，文人学士离不开这个现实环境，都要对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观点，以说服驳倒对方，这是时势使然，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正确中肯的议论为什么要反对？ “以议论为诗”也应具体分析。苏轼就有这样两首名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两诗都可说是“以议论为诗”的，但又都成了名诗，这就是因为此中既有发人深省的哲理，又有耐人寻味的诗意。前一首至少体现出事物的成就，必须主客观统一，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都不可缺少。后一首又非常通俗地说明了固执一隅之见，是永远也不能看到全局的，只有尽量高瞻远瞩，才能看得完整，弄清真相。诗意中含蕴着哲理，理在“趣” 中，议论不碍有趣，故这两首诗又被称为富有“理趣”的名诗。可以说，在这两首诗里，已把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的苏轼的卓越才能一道表现出来了。

《 日喻》同样体现出苏轼作品的特点和力量。

这篇散文通体都在发议论，但写得如此具体，摆了许多事实，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作者只在必要的时候才画龙点睛似地点一下： “道可致而不可求”。通篇反复譬说的，都是这一点。

“道” ，苏轼有时又称之为“理” ，指什么呢？是指事物固有的发展规律。他认为事物都有其“必然之理”。例如水：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 (《滟滪堆赋》)事物既都有其“必然之理”，人们办事就必须循着它，掌握它，然后才可能驾驭它，否则就行不通。他说： “循万物之理” ，即可“无往而不自得” (《苏氏自传》九)。常言道：“顺理成章”。顺理即循理。循理而行，办事可得成功。

了解事物的道理既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把握到事物的这种道理？这篇《日喻》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既巧妙有趣，也很中肯。

不知事物的道理，而愿意“求” ，当然是好事。但如方法不对，主观愿望虽好，客观效果仍会没有收获。

生来就是瞎子的人想知道太阳究竟是怎样的，虽辗转询问于人，似乎懂得了不少，实际错误得很。为什么？ “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 。“求之人”是需要的，自己未尝亲眼目睹而只是求助于人，当然不行。

“未尝见而求之人”不行，“莫之见而意之” 也不行。因为没有见过，凭主观猜想胡说一气，好象头头是道，其实都站不住脚，同样不行。

然则只要亲眼看到过，一定就知“道” 了？亦不然。苏轼把“即其所见而名之” 也作为“求道之过也” 的一端。“见多” 才能“识广” ，有比较才能提高识别力。有所见，比未尝见当然好些，但每个人的所见不仅有许多局限，而且如果缺乏仔细研究，实践验证，只凭眼前看到的一点马上就对所写事物作出结论，片面之见是靠不住的。

一见不行，少见亦不行，可是对有些事物，即使多见仍难解决问题。老站在岸上看别人游，总不自己下水去练一番，虽然见得多，还是懂不到水性，会不了游泳。

一定有人会这样问： 难道别人告诉你的一定不可信？ 间接传授的知识一定非真理？ 当然不一定。“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 ，而“北方之勇者”如果冒冒失失地“以其言试之河” ，那就要“未有不溺者” 了。指导学泳的书上讲的可能都很对，没人所传授的经验可能也都对，但都对的知识不是马上能够真懂，真会运用，必须有个实践的过程才得真正领会、掌握水性和潜水规律。在可能与必要的情况下，总以不满足于间接传授而力求从实践中学习真知为最好。苏轼是料想到有人会这样问的，实际上他也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反对的是那种“不学而务求道” 的人，一味要求道，可并不认真、老实学习。“务求道”，也就是不学而强求道。他认为能学而不学，一味空谈，是求不到道的。他所说的学，主要指在实践中学习。“实践出真知” ，话虽未曾这么说，实际上他在这篇文章里反复表明的，即是这种道理。“道可致而不可求”，强调的就是实践之功。经过实践，水到渠成，规律性的知识自然就会得到，即所谓“莫之求而自至” ，他当然不是要连“求”的愿望，“求”的努力都加以否定，不过说，不学而强求，是无益的罢了。

苏轼是赞同子夏所说“君子学，以致其道”的。因此，他既反对“知求道而不务学” 的人，也反对“杂学而不志于道”的人。不学固然不能致其道，所学芜杂，漫无目标，也仍得不到道。他以为“以声律取士”和“以经术取士” 的办法都有流弊，或因学习目标不明，或因求道方法不对，使许多读书人都得不到切合实际的规律性知识。

要学，但又不要“杂学” 。怎样的学才不算“杂学”?看他举的例子：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成为一名潜水能手，其间有一个长期专注地在实践中学习和循序渐进，不断精进的过程。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子夏另一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工匠们只有经常住在作坊里连续不断地劳动，才能学成一套制作的真本领，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朝秦暮楚，什么都想学一点，但什么都未认真钻进去，以致毫无成就，这就是“杂学”和它的弊病。

苏轼如此强调实践之功，确具卓识。他为什么能有这种卓识？除了他自己有深刻的体会，我看同他能从劳动人民的活动中吸取养料，重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成就也有关系。这篇文章里讲到的“百工”和“没人” ，《书戴嵩画牛》里讲到比画家有识的牧童，以及该文末尾所谓“古语有云：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 ，不可改也” ，等等，都表明他并不抹煞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最丰富，在这一问题上对苏轼的启发是很多的。

文章虽在发议论，却写得具体生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全文不断用鲜明的比喻来说明问题，事例都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经举证，意义便很突出。既反复设譬，又在必要时画龙点睛从不同角度阐明主旨，边谈边议边结，自然而又严谨，确是一篇文学价值很高的议论文。

此文成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月，其时王安石当政，实行新法，作者四十三岁，任徐州知州。苏轼对新法有不同意见，改以经术取士，即王安石的主张，这篇文章中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的政治见解总的说比较保守，但并非在每个问题上都是如此。此文强调求道必须有实践之功，立论原则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