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炀帝无道，枉见诛夷，何尝不想见此人，废书钦叹！又汉、魏已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玄龄对曰：“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至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公平》)

【鉴赏】　这是唐太宗与房玄龄的对话，“公平正直”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两人的共识。“公平正直”就是传统公正观，其初始形态在先秦就出现了。《荀子·赋篇》中就有“公正无私”的概念。韩非更多地把“公正”应用于政治领域的运作中：“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韩非子·难三》)臣民们推举人才时，不要隐匿贤人，也不要不荐举不肖之人。这样君主就不必为“选贤”担心了，可以做到无为而治。在传统的“公正”观中，“公”主要是对统治者或执政者的要求，是君主的执政理念、为政之要。《吕氏春秋》有《贵公》与《去私》篇。《贵公》篇讲，理想中的执政者应以天下为重，以公平为准则。“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吕氏春秋》作者引用了《尚书·洪范》中的话，也是房玄龄所引的话，说没有朋党，没有偏私，治理天下的道路是正直的、畅通的。“公”的含义，是指行为的正当与公正，去治理天下。《去私》篇的宗旨，是说执政者要去除私心。举了祁黄羊的例子，他向晋文公荐举了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仇敌解狐，另一个是自己的儿子。这叫“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公平》篇中有唐太宗引用这句话的记载。其实唐太宗不只是征引，而且实践了此话。对宿敌李建成与李元吉的部下，唐太宗是先于秦王府的旧部下给予了提拔。听到怨声后，唐太宗依然不改初衷。唐太宗重用魏徵，是“外举不避仇”的典范。魏徵先是依附窦建德，窦建德事败，做太子李建成的洗马。他力劝李建成防秦王李世民夺位。但唐太宗不究往日恩怨，即位后擢为谏议大夫，历任秘书监、侍中、太子太师。魏徵前后陈谏二百余事，多被采纳。又如虞世南，隋时为秘书郎、起居舍人。入唐后，授弘文馆学士。贞观时，官至秘书监，后授青光禄大夫。每与唐太宗论及古今政事，必为规谏，为唐太宗所敬重。唐太宗称魏徵有五绝：　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大量收罗前朝人才，而以宽恕之心待之，这就是唐太宗心目中的“公平”。“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是唐太宗对房玄龄说的话。公平，就是宽容而无私心。“公平正直”的核心，就是以公心去对待一切。树立公心，就要去除私心杂念。在处理人和事的行动中，不因以往的恩怨与是非，不因亲人、旧部下、仇敌的纠葛，产生任何偏差。公则平，即能平等地对待人和事。这样去处理政务，心中自然感到正大光明、理直气壮。

入宋以后，对“公正”的论述不绝于书。集理学大成的朱熹说：“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体用备矣。”他指出，“惟公然后能正”(《朱子语类》卷二六)。“公”是“体”，“正”是“公”之“用”。唯持“公心”，处事才能无偏无颇，才能得之理。“公”是实现“正”的前提，“正”是“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明代名臣吕坤在《呻吟语·治道》中说：“‘公正’二字是撑持世界底。没了这二字，便塌了天。”英国经济学家、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也说了相类似的话：“正义犹如支撑大厦的重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道德情操论》)两人都肯定了“公正”作为社会价值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大意义。

自近代以来，西文“justice”一词被译为“公正”或“正义”，西方关于“公正”(“正义”)的理论学说也大量引入中国。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文本出版以后，“公正”就成了舶来货，很少有人去深入发掘自己先人的“公正”或“正义”的思想。一谈到“公正”，人们头脑里的第一反应，就是从西方人那里去寻找理论依据和学术滋养。以往许多学术论著，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中国传统“公正”观的研究。《贞观政要》有《公平》的专篇，参与讨论的不只是唐太宗与房玄龄，还有戴胄、魏徵等人，内容相当丰富。“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是中国古代执政者关于治国理念的一次有益探索，应当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