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需要儒学

中国自“五四”运动后，曾出现过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各派虽有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但没能根本解决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时期出现的新儒学派也企图通过援引西学来重构儒学，以解决儒学复兴和现代化问题，但成效甚微。然而受儒学影响较深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都腾飞发展，这使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目光投向中国和东方。例如，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开会时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见上海《文汇报》1994年5月8日一版)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要呼唤儒学，要吸取孔子的智慧呢？因为二十一世纪是危险的世纪，是处在严重的生态失调和心态失调的状态之中的世纪，正如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孔林片思》一文中所说的：“人和地球的关系是生态问题，人和人的关系是心态问题。当前，全世界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心态失调，导致大的混乱。孔子的‘仁’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必须和平共处。二十一世纪是危险的世纪，时代呼唤着新的孔子，希望经过努力，新一代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可是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见《读书》1992年第9期)日本学者铃木大拙也说：“西方人把自然完全看成与人类对立的东西，人类迷失在自然中，这是西方文化的危机，也是现代人生活中的危机。”(见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禅与生活》)因为我们人类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和掠夺，因而也受到自然界无情地报复和惩罚。例如现代化工农业发展，使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失衡，人口爆炸，水土流失，耕地锐减，人类破坏了自己生存的空间，无异于自掘坟墓。
怎么办呢？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现代新儒家杜维明找到了一条真理。他说：“从生态环境及能量资源等超越国界的宏观视野来检视当今人类的存在条件，不同种族、地域、语言、文化、阶级和宗教的社群必须谋求共生之道，已成为知识界不言而喻的真理。”又说：“如果我们把核战问题、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能源枯竭或因人口膨胀而造成的社会秩序种种祸害也列入考虑，人类必须同舟共济、一起来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孔子儒学重人、重伦理道德，强调人文主义、华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重理性自觉、持中通变、改革日新、和为贵、修身养性等可贵的精神，当然有利于解决心态问题。但如果认为解决人与人关系问题才需要儒学的精华，而解决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生态问题就不需要传统儒学之精华，那就片面了。其实，全球社群即“地球村”要谋求共生之道，要同舟共济、共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就更需要孔子儒学及儒家后学们所主张的”和为贵”、“天人和谐”了。
传统儒学在对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观察体悟中，发现了事物正常运行的“中”之法则，转而要求人的行为也要符合天地万物的“中庸”之道，从而形成了天人和谐的思想观念，即“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和“天、地、人都按‘中’之法则运行”的观念相结合的结果。孔子对此表述为：“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认为自然之天的功效就在于合四时以生百物；然后孔子又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人理解、把握自然运行之“理”即“中”之法则，就产生了运用自然之理的“中庸之德”。“天理”、“人德”相互影响而得以沟通，“天”与“人”因“中”之法则而发生联系并趋向统一。后来，孟子则把它明确表达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从传统儒学的“天人和谐”、“中庸之德”的思想中，可以意识到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产物和亲密的伙伴。因而人对自然的关系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既不屈服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要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建人化自然，又要精心地适应和保护自然，不断促进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所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相互依存、协调发展、休戚与共、和谐相处的关系。由此可见，传统儒学的精华正是解决生态失调的对症良药。
当今世界，在现代的进程中，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已经给社会带来了诸多弊端：社会失衡，人的异化，物欲泛滥，道德沉沦、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轻老溺幼、病态心理、混乱家庭、权钱交易、敲诈勒索等。而中国传统儒学的精华正在于阐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阐述人与人相处的准则。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所不可缺少的。
例如，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六、七十年代以来，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同为儒学文化区，具有深受儒学影响的儒家文化传统的背景，传统的儒学世俗伦理深入东亚民间，影响着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成就最大的是日本，日本也是儒学影响经久不衰的国家。日本当代著名的工业之父就是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加《论语》的基础上。他鼓励商人既要追求富贵和最大利润，又要见利思义，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结合起来，这正是孔子《论语》中“富与贵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思想。日本企业重视人，重视人对企业的忠诚，强调“内安外竞”的准则和团体精神，教育人应以自己的忠诚和献身精神来博取企业给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企业主注意调动雇员的积极性，使之参与企业管理和制定决策，并以“和为贵”作为企业集体精神的理论基础，注意上级与下级、雇主与雇员、企业与工会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使日本在战后短短三十年，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新加坡受儒学影响使经济腾飞更具有典型意义。二十多年前弹丸小国的新加坡，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贪污腐败，但李光耀总理执政期间，把市场经济、严明法治和儒家伦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特别以儒家克勤克俭、艰苦创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为杠杆。艰苦有效地奋斗二十年，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十倍，人均国民收入13000美元的东亚奇迹。他们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条靠法治，另一条靠心治。心治，就是用儒学伦理道德教育人民。新加坡小学《公民》课本的第一课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学的《好公民》教材主要讲授个人修养、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学校、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及世界，逐步升级进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新加坡国会还明确规定出新加坡的五大共同价值观，这就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民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价值观既体现了儒学伦理思想的精华，又符合新加坡多民族、多宗教国的实际。可以说，儒家传统的精华已成为新加坡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基础之一和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灵魂。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主任卢绍昌教授在1993年来华接受我国记者采访时说的：“新加坡是一个各种文化并存的移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才更容易发现以儒学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才更珍惜这种文化使其不致流失。这种文化传统是指谦让、礼貌、善良、助人、修身养性，爱国爱家等中华民族的美德，这是世人所谓的新加坡精神的灵魂。”(《中国哲学史》资料1994年4月，第119页)由此可见，新加坡的“心治”经验也进一步证实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儒学之精华。儒学中的人本、富民、厚生利民、廉洁、日新、省费节用、和谐等积极因素，必将大力促进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