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 一点正经没有

作者简介 王朔，1958年生，在北京长大。当过海军。80年代初复员回北京，开始文学创作。最早产生影响的作品是《顽主》、《橡皮人》。1990年出版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作家出版社),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1991年《收获》第三期)、中篇小说《动物凶猛》(1991年《收获》第六期)。其作品主要表现当代人的精神沉沦，他的座右铭是：“只要舒心地活，什么都不在乎。”现为自由职业者。
内容概要 方言问妻子安佳：“你说，如果一个人吃饱了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安佳回答：“睡觉”。方言问：“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安佳反问：“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什么的？”方言说：“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安佳问：“他是不是很有追求？”方言说：“追求得一塌糊涂”。安佳又问：“他认识多少字？”方言说：“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方言：“那他就当作家吧！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愿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于是方言决定当作家了。他坐在椅子上悠闲地抽着烟，桌上放着一本稿纸和一把五花八门的钢笔铅笔毛笔圆珠笔。“我要写啦！喂！我要写啦！”他笑眯眯地对安佳喊。安佳奇怪地看着他：“你脸也洗了手也净了屎也拉了连我那份早饭都一起吃了抽着烟喝着茶撮着牙花子你还有什么不合适的？”方言说还没有吃药： “写作是要用脑的，没药催着脑袋不是越写越小就是越写越大，总而言之是要变形”。于是安佳又从抽屉里给他翻出一盒丸药。他吞药丸子、喝水、伸直脖儿、闭眼、痉挛，继而喘息不已眼泪汪汪劫后余生般欣慰地笑。安佳让他趁药劲儿没过抓紧写，他却问安佳：“我写什么呀？”黄昏，方言和刘会元、丁小鲁、于观几位朋友聚集在吴胖子家搓麻将，这几位朋友也准备当作家了。几个人一合计，决定通过抓阄分工，确定文坛格局，有的忧国忧民，有的写现代派加性，有的写“垮掉的一代”,有的搞评论当吹鼓手。然后各人分头去发奋。马青从一位看自行车的老太婆那里得知全市的流氓都当了作家，便责怪于观遇上好事不拉他，也要求当作家。于观带他去找丁小鲁，丁小鲁正在家搞创作，满脸憔悴，见了于观和马青就诉苦：“我不吃不喝坐这儿七天七夜了，总也拍不到马屁股上，一写就在蹄子上一写就在蹄子上”。马青探头一看，稿纸上只写了个题目：《特深沉》。丁小鲁说：“实在不行就只有这么发表了。标题：《特深沉》;作者：丁小鲁；括弧：此处删去一百二十万字；结尾：某年某月写于秋风秋雨斋”。方言和刘会元正在吴胖子家玩麻将，听了马青的要求，要考考马青是不是真有本事，让他去给哥儿几个弄顿饭吃。马青和于观来到繁华的路口，于观径自走进人群，马青想了想词儿拉开嗓子叫起来：“瞧一瞧，看一看呵，花钱不多，乐趣无穷——二十块钱请五个作家吃饭呵！名额不多，欲购从速”。于观拔腿从人群中冲出，边跑边喊：“给我五个给我五个”。周围的男男女女一听，都掏出作协会员证，五人一组自动结合，等着请吃饭。马青一看撒腿就跑，于观没来得及跑，被作家们撕了衣裳抓了脸。晚上，二人终于骗住了一个卖“减肥灵”又卖“肥得快”的老头子，并把方言等人介绍给那老头。老头请他们吃炒疙瘩，但炒疙瘩还没吃到口，他们就被派出所抓去关了半宿。不久，油头粉面、擅长起哄的杨重也加入了方言等人的作家行列。在杨重提议下，他们成立了“海马创作中心”,并借了杨重家邻居的一个小厨房作为文艺沙龙。创作中心开业之后来的人还真不少，《文才报》女记者来采访，刘会元和吴胖子被问得焦头烂额，只好把方言拉过来抵挡。方言仰脸望着天花板，结结巴巴地宣扬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就是痛苦——……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这种高论传扬开去，一群男女大学生大怒，在某天深夜用绳子捆了方言，放在平板车上拉到礼堂，让他当众阐述自己的文学观。方言坚持自己的观点：“看看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台下起哄，叫骂，方言道：“我是流氓我怕谁呀！”摔了杯子拂袖而去。不几天，一个名叫古德白的老头找上门来，自称现代文学大师，说方言在学校的演讲是诬蔑他“玩文学”,要去法院起诉。方言等人不在乎，继续“玩文学”,小厨房隔壁的小厨房也给了他们，沙龙还扩大了。来这儿的人都谈艺术，微笑很得体，精神状态和眉宇间流露出的神情皆为上等人的感觉。后来还来了台湾人、香港人、洋人。越闹越热火，越闹越不像话，以至于摔酒杯、厮打、喊“混蛋”“王八蛋”。一个叫宝康的青年作家大怒，说他们败坏了作家声誉，不配当作家，并传方言、吴胖子、刘会元、丁小鲁去盒子车法院接受“文学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质询。开庭这天，阶梯式的旁听席上坐满了三教九流和看热闹的闲人，审判台上坐着大胖子、瘦高挑儿、秃脑门、小眼镜和两个娘们儿，宝康义愤填膺地坐在书记员的席位上。审判开始，先考文学的ABC,后考文学家的基本功、造句等等，一共提了七、八个问题。方言等人对答如流，于观、杨重等人在听众席上叫好。大胖子和瘦高挑却因为争着提问闹了矛盾。最后大胖子宣布方言等人为文坛新秀，还斥责宝康诬告文坛新秀“贼心不死”。方言等人洋洋得意出了法庭，宝康可怜巴巴地追出来要求和解：“哥们儿，我也是流氓。咱流氓对流氓就别太计较了！”方言大怒！“呔！谁是流氓？我们现在是文人了！滚！”路边有个馄饨挑，几个人蹲下喝馄饨。方言喝得满头大汗，对弟兄们说：“都走都走，喝完我付钞票——掌柜的，再来一碗。”他慢条斯理地喝，看大家已陆续走远，掌柜的正往锅里添汤，撂下碗撒腿就跑……
作品鉴赏 这篇小说的风格是闹剧性的。它运用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段，叙述一群玩世不恭、吃饱了没事干而去当作家的城市青年的故事。这些人物“一点正经没有”——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是如此。他们的语言又机智又俏皮：如方言和安佳关于当作家的讨论；马青在马路上喊住两个姑娘耍贫嘴，要求人家帮助自己却说是拯救人家的灵魂；文学资格审查时的“造句”和“卷帘子”;等等。他们的行为更是荒唐可笑；方言为了写作而吞丸药，五个人通过抓阄确定“文坛格局”,马青和于观跑到大街上问有没有人愿意花钱请作家吃饭，杨重带老妇人买东西要求商店把价格提高百分之二百，小厨房改成文艺沙龙，大学生把方言捆起来用平板车拉到学校讲文学观，等等。人物语言和行为的“一点正经没有”造成了这篇小说的闹剧色彩。但是，和这种艺术风格上的闹剧色彩正相反，作品蕴含的意义是非常严肃的。仅仅是人物的语言，就包容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安佳所谓“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是累赘的感觉吧”,吴胖子所谓“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国家也是没法办，临街房都开铺子了”,胖老太太所谓“钱花不出去还一个劲儿涨利息这不是逼着我把人民币砸手里么”,马青所谓“中国这块土地谁敢来改变颜色？谁来就让谁遗臭万年”,都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作品旗帜鲜明地背叛传统的价值观念。具体表现就是主人公们亵渎文学、亵渎权威、而且亵渎自己，否定传统道德。在传统观念中，文学是高尚的事业，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在小说中，文学是吃饱了无事可干的人的事，是“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全市的流氓都来当作家，花二十块钱可以请五个作家吃饭。在传统观念中权威是神圣的，而小说中的权威则俗不可耐。古德白作为影响了一代青年的老作家，一张口就是流氓腔调： “你丫有什么了不起？”“不服抽你丫的”云云。文学资格答辩委员会的大胖子对方言等人装腔作势，对女人则堆下一脸的媚笑，为了争着提问题还和同伴闹矛盾。作品通过这两个形象对权威进行了无情的亵渎与嘲弄。亵渎自我体现在方言等自称“流氓”、喝了馄饨不给钱撒腿就跑等描写上。传统道德要求人们学好，而这篇小说则主张人应当学坏——安佳对女儿扣子说：“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方言对古德白说：“社会都进步到什么阶段了？谁当好人谁吃亏！”亵渎一切而且亵渎自我，背叛传统道德，这种描写揭示的正是具有时代特征和普遍意义的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的混乱与精神世界的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作品中人物那种玩世不恭的、荒诞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只是把自我从价值观念的混乱和精神世界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一种方式，是苦中作乐，是含泪的笑。人生态度的“一点正经没有”和灵魂深处的茫然与痛苦，构成了现代人精神世界的两个层面。这篇小说的成功，正在于成功地表现了这两个层面。只有看到作品艺术风格上的闹剧色彩，同时又看到这种闹剧色彩掩盖着的深刻的痛苦，才算是真正理解了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