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山西是西北通往华北地区的必经之途，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道屏障。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在山西的统战工作，接办改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发起成立“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简称新军),团结各界民众，推动抗日运动广泛开展，不仅震动了华北，也对全国抗日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牺盟会和新军的建立与发展，最初曾得到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扶植。阎锡山是精于世故、老谋深算的封建军阀，统治山西数十年，几经沉浮而不倒，其经验被称为“唯中哲学”,即强调“存在的权利”,奉行“自存自固”、结境自保。在政治上，他随时权衡各种利害，不时改变政策和谋略，游离于各大势力之间，多次反蒋，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有戒心。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切要适时，夏天穿夏布衫子，冬天穿狐皮皮袄”,“若能自强，国联可靠，英美亦可靠；亲俄有益，亲日亦未尝无益”。“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①在经济等方面，他利用公营事业、营业公社、直属事业对山西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修建同蒲路，创办“四行号”银行，经营了五十余家大企业，形成雄厚的官僚资本。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势力伸向华北，对山西形成严重的威胁，国民党蒋介石派嫡系五个师以“剿共”为名，入驻山西河东道策划“独立”;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征显示力量后，向他伸出了抗战之手。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反复权衡利弊，感到降日和迎蒋都会危及自己的存在，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不得不另外寻找暂时的同盟者。据说，他曾对部下讲，“你们看看九一八的东三省和现在的察北吧！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叫自己的财产不让人抢走，除非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大家都起来抵抗死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②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阎曾召集“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讨论“赞成不赞成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的问题，结果到会35人中赞成的19人，反对的16人，赞成的略占优势。于是，他就打出“守土抗战”的旗帜，同时派代表到北平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以继续维护对山西的统治。
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态度，确定了与之合作的方针，指派薄一波赴山西与阎谈判，还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赴太原。1936年11月3日，薄一波与阎锡山会晤，提出“约法三章”: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限制；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不做；三、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表示同意，随即派薄一波负责主持牺盟会工作。
牺盟会成立于1936年9月，发起者为原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一些进步青年。最初拟起名“抗日救国同盟会”,阎认为“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怕刺激日本和国民党当局，遂定名“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任会长、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宋邵文、牛琮、宋维静、杜植之等任委员。牺盟会成立后，颁布了《纲领》、《宣言》和《告同胞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也引起日方和南京政府的反对和质问。阎锡山周围的顽固势力也乘机出来反对。因此，牺盟会一成立，工作便被搁置起来。
薄一波接办牺盟会以后，征得阎的同意，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新班子仍由阎锡山任会长，加上薄一波、董天知和韩钧，其他一切照旧，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薄采取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宣传共产党抗战主张的政策，充分利用牺盟会“官办”组织的合法形式，培养和训练大批干部，深入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逐步将牺盟会变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群众性团体。1936年冬，牺盟会受阎锡山的指派，创立“山西军政训练班”、“山西民众干部训练团”、“山西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等，向各县派出临时村政协助员和牺盟会特派员，协助村长办理村政，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扩大牺盟会组织。以后，阎锡山为实现“守土抗战”的口号，提出发展和训练30万国民兵的计划，并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牺盟会广泛招收全国各地爱国青年4500多人参加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还分别设立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做军队政治工作)、冲锋上士训练班(毕业后做军队基层干部)、妇女运动训练班(训满后分赴乡间做妇运工作)、寒假或暑假训练班(前者专为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开办，后者为太原中等以上学生开办)、牺盟干部训练班(训练牺盟特派员),以及抗战初期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高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日晚，牺盟会领导机关召开紧急会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严重关头已经到来，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同志，应立即准备对日作战”的倡议，组织宣传队下乡，开展100万人签名捐款运动，征调5万少年先锋队员到太原接受训练。这时，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正式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立即得到批准。阎拟先试组一个团，名称为“青年抗敌决死总队”。薄一波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后，将牺盟会日常工作交牛荫冠同志负责，全力投入组建新军工作。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在太原军政训练班所在地山西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布8月1日为新军诞生日。徐绩章任总队长，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牛佩琮任政治部主任。全队共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连，共二千多人，骨干是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和第九团的学员，大都是投身抗日救亡的爱国知识分子。三个大队的政治工作分别由廖鲁言、周仲英、王鹤峰负责。由于缺乏军事干部，决死队各级军事长官仍由旧军官担任。
1937年秋，雁北失守。日军沿同蒲路大举进攻山西，阎军纷纷溃退，太原受到威胁。这时，八路军挺进华北前线抗日，取得平型关大捷，鼓舞了全国军民。11月，国民党军在忻口战役中失败，山西局面更加危急。阎锡山对旧晋绥军逐渐失去信心，便采取主要依靠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的力量，以抵抗日军达到“自存”的目的。自雁北失守至1938年2月临汾会议约半年时间，他比较支持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的工作，共产党也不失时机地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使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牺盟会各级组织通过举行群众集会，开办训练班、创办救亡报刊、组织战斗剧社等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开展锄奸工作，深入到工厂、学校和广大农村，并自上而下地成立了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成为牺盟会的团体成员。至1939年7月，山西省牺盟会员已发展到892994人，成为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
抗日决死队成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于1937年9月从太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又出兵晋东南上党地区，开辟了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1938年春，第二战区委托薄一波等，以抗日决死总队为基础，加上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个干部训练团，正式成立新军四个纵队(相当旅),每纵辖三个总队(相当团)。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充任，政治干部绝大部分由“牺盟会”派共产党员担任。第一纵队以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和驻平定的国民兵教五团组成，鲁应麟为纵队长，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牛佩琮为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以驻祁县的军士二团的两个营、军士一团的一个营和国民兵军官教九团一部和驻崞县教八团组成，纵队长陈庆华，政治委员张文昂，政治部主任韩钧；第三纵队以驻寿阳的教十团和晋南运城之教六团和教七团一部组成，纵队长陈光斗，政治委员戎子和，政治部主任董天知；第四纵队以驻忻县教九团及驻太谷教二团组成，纵队长梁浩，政治委员雷任民，政治部主任刘玉衡(后为李立果)。同时，新军还有工卫队和四个支队。1938年秋，工卫队扩大为旅级单位，辖十个支队(营),郭挺乙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加强对抗日决死队和新军的领导，决死队成立之初即拟定了《政治委员制度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为组织军队、政府派到部队中之全权代表，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团长及政治部主任均受其领导，“一切军事政治命令训令等，均由政治委员、团长、政治部主任共同署名”,“政治委员遇必要时，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单独发布命令之权”。新军扩编后，仍实行这一制度。由于从纵队到总队、大队、中队和排都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军的实际领导。新军扩编后，分别转入太行山和吕梁山地区，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发动群众，打击日伪汉奸，接管和改造当地政权，成立抗日县政府。在山西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各县人民自动组织起人民武装自卫队，积极配合八路军创建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和中条山、稷王山、吕梁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至1939年夏，共产党通过牺盟会在山西掌握的武装力量已达十余万人，其中山西新军下辖决死队四个纵队、一个工卫旅共二十四个团，三个政治保卫旅共九个团及三个游击支队；三个保安司令部共6个团。此外还有山西动委会组成的暂编第一师，共四个团和一个游击支队，共五十个团，其中正规团46个，游击支队4个，计5万余人，约占阎锡山150个团的三分之一。③
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归第二战区的晋绥军，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政策和策略的产物。牺盟会和新军在反击日军中不断壮大，逐渐引起阎锡山和旧军的不安。本来，阎锡山企图通过共产党的帮助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实力，人民的力量却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1938年2月，日军占领临汾。阎锡山和旧军步步撤退。他深感在“守土抗战”中八路军和决死队发展了，旧军削弱了，于是惊呼“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八路军扩大了，再加上‘牺盟会’、 ‘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④他一反常态，宣布“以后不许再用决死队名义发展部队”,对牺盟会和决死队采用了限制和削弱的方针，同时加强政治和经济上的分化瓦解活动，妄想使牺盟会和新军脱离中国共产党，完全成为他手中的工具。
1938年3月，日军相继占领山西的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开始将作战重点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4月，日军集结三万多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发动围攻。山西新军第一、第三纵队密切配合八路军作战，夜袭沁水，收复了安泽、沁源、沁县和长治等县城，并在同蒲路沿线广泛开展破袭战，壮大了人民抗日军队的声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政治诱降，国民党内反共投降活动与日俱增，阎锡山更加动摇。他开始对抗战以来依靠和支持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政策，进行了全面反思，对旧军发出警告说：“不要使最后胜利的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1938年7月至1939年3月，阎锡山先后主持召开吉县古贤会议和宜川县秋林会议，实施了一系列“扶旧抑新”的反共政策，公开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谬论，并借口中央有军令，文官不能兼任军官，欲解除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等人的政委职务，还要取消政委制，遭到中国共产党和新军的抵制。
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充当了反共急先锋，发动“晋西事变”,集中六个军兵力武装进攻新军。新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自己的原则，粉碎了阎锡山军队的进攻。
1940年2月至3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山西新军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第一、第三纵队编入一二九师，第二、第四纵队和工人自卫旅编入一二○师，以新的姿态继续战斗在山西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