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

在特别股东大会开幕不久，破约保路问题尚无结果的时候，发生了邮传部札委李稷勋仍总理宜归工程的问题。这是盛宣怀与端方密谋策划强收川汉路权的一个阴险步骤。
端方号午桥，曾历任巡抚、总督等职，深得慈禧信任。1909年被载沣革职。久蛰思启，以行贿数十万，得到起用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他奉谕之后，与盛宣怀密议对付争路人民的办法，一是用收买，二是用惩办。在湘鄂路事中，他们收买了不少两湖绅士及报馆主笔^[1]。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四川斗争后来居上。盛、端之流就在川人中物色收买对象，他们看中了川汉路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同时还把四川京官甘大璋等多人拉过来，让他们代表川绅上奏，响应“国有”政策和强收路股的办法。
李稷勋，原系邮传部左参议，因丁忧返籍，1909年8月间由前四川总督奏派为川路驻宜昌总理。四川保路同志会蠭起后，6月底，盛宣怀命他进京述职，借机收买他来劫夺川路。盛宣怀、端方内定在“国有”前提下，让李继续总理宜归段工程；李稷勋表示愿以现存租股七百余万两办宜归工程，同时他还答应由彼自行设法运动川路公司。秘密商定之后，他于7月7日先唆使川路宜昌分公司董事局致电川路公司股东会，要求将川路股票换成国家铁路股票；将现有存款交给政府专修宜归一段。继于7月15日用自己名义从北京致电川汉铁路总公司，暗示只应注意争款，不可别生枝节，说：“国家政策”“恐难转圜”^[2],意图诱使成都方面放弃废约保路。与此同时，他竟无视总公司迭次通知他“坚持破约”、“拒绝交待”的指示，于7月16日以个人名义擅自呈文邮传部，同意接受邮传部派往宜昌查勘大员马汝骥清厘款目，以旧历五月初一为界限，在此以前的支出各款妥订归结办法；在此以后的去留事项，统候邮传部裁夺。这是李稷勋自己做主把大家正在争取川汉路的一段，让邮传部劫夺过去了。邮传部根据这一“呈请”,就以铁道工程“最贵迅速”为理由，着李稷勋继续任宜归段总理，主持进行，“勿庸停工”,“所需工项，仍由川款支应”。盛、端用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一转手间，就把宜归段工程和路款改变了性质。就在此时，由于宜昌筑路工人的问题，在武昌的端方、瑞澂急电李稷勋返宜。李离京南返路过武昌时，又与端方密谋。端方为他在原薪五百两之外“提加给夫马五百两”,并嘱咐他“将宜归一段一手办成”^[3]。
李稷勋回到宜昌后不久，成都举行的特别股东会开幕了。特别股东会于8月5日开始，8月6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收到邮传部宜昌工程由李稷勋用川款续办的咨文。这一消息于8月8日在特别股东会上一经宣布，“会众异常愤激”,当天由总公司董事局致电宜昌董事局，请董事们共同质问李稷勋，令其自电阁部，并电会众辞去其总理职务^[4]。8月10日特别股东会又请赵尔丰代奏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私相授受”,“违旨盗权”之罪^[5]。到了8月13日，特别股东会又电告李稷勋，表示“全体股东不认部咨”,限其“十日内”妥结辞职^[6]。盛宣怀知此情况后，急与端方和瑞澂密谋，让端方、瑞澂赶紧会衔上一道奏派李稷勋留管宜昌路局的电文，准备以谕旨压服川人。他们还诬蔑股东会说：“此次川省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又信口造谣说：“闻自东内渡者，均纷纷回川，恐有受人煽惑情事，尤恐名为争执路事，实则别有隐谋。”^[7]清廷得奏，于8月19日下旨：钦派李稷勋仍总宜工，并饬川督将所有川款查明，实力奉行^[8]。这个谕旨终于把四川人民逼反了。
赵尔丰接到“上谕”后，只告诉给几个立宪派首领，他们都认为此事不能发表，否则“众必大愤”。但是，宜昌方面已得此消息，成都方面也终于无法掩盖了。消息一经传开，群众异常激愤。特别股东会放弃了原定的休息日，8月24日当天上午召开紧急会议。会场上一片哭、喊、叫、骂、捶胸、跌足之声，秩序大乱。也有人提出一些对付办法，但由于主持会议者的犹豫，无结果而散。这天下午，保路同志会又举行大会，几万群众涌进了会场，要求罢市、罢课、罢捐，并要到总督衙门去请愿。当罗纶、邓孝可等犹豫不决，会议还在进行时，街上已在关门罢市了。同时，街头上出现了传单，号召“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9]。
这天晚上，学界保路同志协会决定，各校当即开始罢课。
成都沸腾了。赵尔丰急忙命令营务处总办田征葵调遣巡防军进城，分驻平安桥、四圣祠、丁公祠、子龙塘、通顺桥、双凤桥等处，严加戒备。另一方面，他又召集颜楷、张澜、罗纶、邓孝可、曾培、彭芬等商谈疏导办法。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心情惶惑，一边感到群众起来了，“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但又怕由此而激起群众的暴动；因此，他们与赵尔丰想恢复秩序的要求，有共同的地方。根据赵尔丰的意图，当晚，股东会领导人与各街协会代表共商开市和保守秩序的办法：他们通过提法使周善培、巡警道徐樾，派出巡警监视各街道爱国群众，同时用同志会名义刊发《公启》,规定“勿在街市群聚”,“不得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等等戒条。另外他们还想出一条办法，用黄纸刊印光绪皇帝的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的对联，分发给各街各户张贴门首，让每家居民每日早晚焚香礼拜。立宪派的首领们想用这办法作护符，证明自己不是“犯上作乱”的；但它却起了让人们无须乎害怕“造反”获罪，把更多的群众动员起来的作用。于是各街道中心随即都扎起了“皇位台”,台上都供起了光绪帝的牌位，牌位上几行大字十分令人注目，其形式如下：

在这个“皇位台”的两侧，还树起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文官下轿”,下联是，武官下马”。
这种供奉光绪皇帝牌位的形式，立宪派原想借以防止群众的行动越轨；结果却起了保护群众的作用，因为这种形式，使保路斗争完全合理合法，剥夺了反动统治官员们一切诬蔑和反对的借口。
8月25日，即成都罢市开始的第一天，赵尔丰派府县官员亲到街上召集商民劝谕开市，但是商民们都“一哄而散”^[10]。川督赵尔丰虽以凶悍著名，但当时省城兵力单薄，而且他还顾虑到警察、新军都是本省人，难免有“眷怀桑梓之念”,“欲其捍卫尽力，实难凭信”^[11]。在这样群众运动的威力面前，他不敢轻举妄动，只得一面向清廷报告求援，一面封锁消息。
成都一罢市，各县留省人员即“雇快马捷足走告本埠”^[12]。温江、华阳、灌县、郫县、简州、汉州、双流、新繁、新津、新都、崇宁、崇庆、金堂、什邡等处，凡是先得到消息的地方都一齐罢了市；接着潼川府、嘉定府、叙州府、资州、重庆府等处也纷纷响应。江上各船户也“俱相率罢工”,使水上交通瘫痪^[13]。到9月7日南至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14]。风潮开展得如此迅速和猛烈，是清政府的反动官僚们预料不到的，也是温和的立宪派绅士们所不敢设想的。
各市县罢市开始后，新繁、崇庆、彭县等地发生捣毁巡警署、经征局的事件，四川人民逐渐挣脱了立宪派的精神桎梏，直接行动起来了。
四川人民的斗争，反映到清政府中，引起内阁意见分歧。度支部大臣载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及端方、瑞澂等人是力主“严拿首要，格杀勿论”的。例如，盛宣怀在8月26日(七月初三)致赵尔丰的电中便说：“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湘粤初亦如此，经告示严禁，有‘格杀勿论’字样，乃能相安无事。……闰六月初六日电旨：‘倘敢抗违，即将倡首数人严拿惩办，以销患于未萌’等因，钦此。罢市、罢课倡首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息事宁人。”^[15]
但是，统治阶级内部有矛盾。内阁奕劻，认为载泽有觊觎自己地位的野心，所以对度支部事事加以掣肘，而铁路借款问题，度支部和邮传部是紧密联在一起的。站在两派争夺权力之间的摄政王载沣，又中心无主。因此，清政府在对付川人罢市问题上，一段时间内，举棋不定。
成都的赵尔丰，面对全省罢市怒潮，焦灼不安而又束手无策。成都将军玉昆原是奕劻的亲信，是附和奕劻，反对载泽、盛宣怀的。他对赵尔丰的行动起着牵制作用。赵尔丰从玉昆身上看出内阁中意见分歧，再看到立宪派掌握下的股东绅士们还能和他合作，并无滋扰情形，罢市罢课的人民，也还没有大举暴动，所以他虽感到局势的危岌，但总不敢立即采取卤莽的镇压行动。反之在罢市开始以后，他还屡次代奏申述股东会及川人意见，要求转圜的办法。8月28日，他又与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会衔代奏，请朝廷将川路“准予暂归商办”,“将借款修路一事，俟资政院开会时提交决议”^[16]。因此这期间立宪派对他仍充满着依赖的心理。
罢市后的第五天，即8月29日晚上，赵尔丰派遣官员与蒲殿俊磋商补救办法，蒲殿俊认为省城不会有危险，“所恐者惟外邑耳！”由此，可看出到这时以蒲殿俊为代表的一派绅士们的态度，仍然是在防止暴动，走合法争路的道路。即他们自称的“文明争路”。
8月31日，罢市后的第七天，蒲殿俊、罗纶等人按照赵尔丰的要求，发起成立了以防止暴动为目的的“官绅商学界联合维持会”。罗纶说：“维持者，系维持罢市时间无生他变”,希望官绅之间“化除意见，如同舟共济”。但是维持会刚成立，成都街上出现了“招贴”:“对于维持会不无怀疑”,谴责立宪派“讨好官场”^[17]。
从8月30日到9月5日这几天中，以盛宣怀、端方、瑞澂为代表的极端反动势力与为破约保路而起来的四川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接近短兵相接的阶段。川督赵尔丰和骑虎难下的立宪派首领们在这股激流中间，时起时落地翻腾着，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近时远地变化着。端方、盛宣怀等痛恨赵尔丰“庸懦无能”,不能“严行镇压”;他们已计划着派重臣入川查办，“并治赵尔丰以应得处分”。8月28日，端方严参了赵尔丰的“抚驭无术”。瑞澂也跟着参劾了赵尔丰的应付失策。8月30日，赵尔丰受到“倘或办理不善，以致别滋事端，定惟该督是问”的申饬^[18]。同日，赵尔丰收到载泽、盛宣怀把持下的内阁两封电报，表示查款、收路的政策，决不改变，并决不交资政院与谘议局去讨论。四川人民得知这些消息后，异常激愤，包括立宪派人士在内，也感到幻想的破灭。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他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9月1日上午举行的股东会，通过了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上项决定除由谘议局呈资政院外，并通告全国。这个决定对清政府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四川的岁入，除供本省政费外，还协济滇、黔、新、甘、藏等省区，四川动摇，西南半壁都要受其影响。在这样危局面前，赵尔丰联合将军玉昆及各司道于9月1日反过来参劾盛宣怀争路酿变，要求罢斥盛宣怀，勿任邮传部操纵路政，以弭祸乱。赵尔丰敢于参劾盛宣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抗粮抗捐的群众声威，玉昆的支持，都是重要的原因，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时英驻成都领事，也以四川人民的“民气固结为虑”,致函赵尔丰愿“代筹转圜之法”^[19],赵尔丰于8月30日专门上了一道奏折报告此事。但是当时的清政府把借债卖路作为“续命汤”,结果还是盛宣怀、端方的主张占了优势，赵尔丰与玉昆的参奏，再一次受到“倘听其借端滋事”,“定治该署督之罪”的严厉申饬^[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