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谭绍闻》

谭绍闻出身于一个旧宦书香门第。父亲谭孝移是个恪守程朱理学的拔贡生，为人端方正直，学问醇正，被保举为贤良方正，进京候选，得了一个“以正六品职衔荣身”的空名义便告病回家。为何不愿候选做官呢？虽说是不满太监专权，朝政黑暗；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儿子不能受良好教育而误入歧途。谭绍闻的母亲王氏庸愚无知，对儿子“糊涂溺爱”。原来家庭教师娄潜斋品行端正，学问淹博，因参加乡试、会试去了，王氏为儿子聘请的教师侯冠玉，是个不务正业，品行不端的人。谭孝移回到家里，看到儿子“神情俗了”，非常气恼，因而一病不起，不久死去，临死给十三岁的绍闻留下“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遗嘱。然而由于母亲的溺爱，塾师的放任，匪人的引诱，谭绍闻不能遵守父亲的遗言。到了十六岁时，他就完全变了样儿，东游西荡，沾风惹草。他在盛希侨、夏逢若、张绳祖等浮浪子弟的引诱下嫖妓赌博，完全堕落。其间虽也有过后悔之心，改过之意，但终于不能自拔。

谭绍闻是在娇生惯养中长大的，他的性格是面嫩耳软，生性软弱，见异思迁，毫无主见，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丧失了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当谭绍闻与盛希侨、夏逢若结拜认识之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便对谭绍闻这个“心情不定”的年未弱冠的人发生了明显的影响，也就是产生了诱惑力。谭绍闻对于盛希侨的骄奢淫佚的生活，因“在希侨家走了两回，也就有欣羡的意思”。与之往来之后，也的确增闻长识，不过“添的是声色嫖赌之事”。夏逢若则对谭绍闻的“心中别开一番世界了”。一天他去寻谭绍闻，一直等到谭从大王庙看戏回来，于是问谭看的什么戏，而大谈什么戏班子好，什么戏班子坏，又说起九月初十日林腾云的庆贺日子有好戏班，要谭去走走。谭说平素不认识，怎好祝寿？夏说：“贤弟，你通是书呆子的话，如何走世路？这些事，全要有许多不认的客，才显得自己相与的人多哩！”留他吃饭，他不推辞，“说的无非是绸缎花样，骡马口齿，谁的鹌鹑能咬几定，谁的细狗能以护鹰，谁的戏，打里火、打外火”等等。谭绍闻起初听时因肚内原有几本经书，有几句家训打扰，还觉得于理不合；到后来越听越觉得有味，就不知不觉倾耳细听。最后还说了他的人生享乐哲学，“直把个谭绍闻说的如穿后壁，如脱桶底，心中别开一番世界”。从此夏逢若不但引诱谭绍闻去赌去嫖；而且引诱他把戏班子寄居到家里，发生因戏箱被窃打官司的事；引诱他娶干妹子姜氏以便讹诈银两；引诱他开赌场、铸铜钱，干一些诈奸犯科的事。对于夏的引诱，他完全没有抵御能力，因此堕落下去。

谭绍闻还有因识见短浅而没有生活的理想。他赌博输给虎镇邦八百两银子，王隆吉为他另外揭借四百两准备偿还这项赌债，由于夏逢若一伙“窝里斗”而被老豆腐告发，以致被官府拷打，谭绍闻便想这项赌债将来或可糊涂结局，因此就想把这四百两银子留下自用，以图手头方便，而不考虑每月要出十几两的利息。后来不得不采取弃产还债的办法，卖了三顷地、一处宅院，得银三千两，本来可以把大宗的借债偿还，但却只还一千五百两的本钱，把近一千五百两的利息却另立借约，而把一千五百两银子留下自用方便。其识见的短浅与他的母亲一样。识见短浅正是没有生活理想的表现，具体的行动如开赌场、烧丹灶、铸铜钱，虽然有匪人的引诱，但主要的还是由于市井庸俗习气的支配。因此他是堕落沉沦的败家子的典型。

谭绍闻后来“改志换骨”，走上正路，虽然作者一再写他廉耻之心未泯，还常想到自己门第的尊严，几次忏悔和良心发现。但是，现实生活的基础是薄弱的，是出于作者主观的愿望和臆造。谭绍闻由于族兄谭绍衣的提携，参与防倭寇之战，而以放烟火架败敌有功，得保举为黄岩县令，如同儿戏，更没有现实生活的根据。总之，作为地主阶级的败家子是典型的，因为败家子对封建社会末期的环境趋势说，是具有典型性的。二者之间有相一致的没落性质。但是，作为浪子回头则是不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