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书院

清朝建立之初，害怕明末汉人的民族思想影响其统治地位，故对书院采取抑止的态度，顺治就曾明令“不许别创书院”。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巡抚裴度请选派一名到白鹿洞书院掌教，经部议不准。后来看到理学大臣张伯行在福建、山东、江苏等省所建书院，传授程朱理学，并教习八股文以应科举，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此时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都已去世，雍正十一年(1733年)命各省建立书院，并各给1000两银子做创办经费，其后或由士绅捐资，或由地方拨款在各府、州、县也相继创建书院。乾隆二年(1737年)又下“谕旨”说，书院是古侯国之学，于是书院就取得了省立“大学”的地位。清朝绝大多数的书院成了科举考试为中心的预备学校。但在乾隆、嘉庆之际，在部分规模较大的书院，在文学家及经学家的提倡下，以考证训诂为特征的朴学(亦称汉学)兴起，他们以此为主讲内容。如钱大昕在钟山书院，教生徒以通经读史为先，所著《廿二史考异》就在此完成，后卢文主讲钟山，精于校勘，完成《钟山札记》之著。后又有姚鼐于钟山主讲，以古文义法教弟子，知名学者不少，号桐城派。又如阮元督学浙江时，创建诂经精舍于杭州，巡抚广东时，又建学海堂书院于秀山，学习完全以经史为主，废掉了科举考试之制，尤其是注意严选学生和因材施教，重证据、重考证。他所刊刻的《诂经精舍集》和《皇清经解》180余种，就是以考证方法研究经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